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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厅|来自辽东的返乡随感:我为什么不怀念故乡

聂日明/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2015-02-27 20:25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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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今天这则随想来自辽东乡村。

        一个个乡村的个案,无疑是鲜活的。而我们发表这些个案,从来没有要以一处乡村代表中国全部乡村的意思。在以下文章中,作者依据自己的乡村生活经验、学科背景,给出了与之前笔记不同的看法。这里要说明的是,一个人的感受,无分对错;而一个人的主张,结合当下现实,可以让我们生发更多思考、提出更多问题。

        如果说,城市集聚得还不够,农村人口还要继续进城,这是大势所趋的话,那么,乡村之间大约也会进行与城市之间相类似的竞争。由此不难推想,有更好的基层生态,以及凭借各种优势能吸引到人才、发展出产业的乡村,未来才有更多光明的可能性。而这或许也是返乡青年(以及更多真正关心故乡的人们)的实践动力所在——营造一个真正有吸引力、让人富裕安康的乡村,光靠“乡愁”恐怕是不够用的。

辽宁丹东和大连交接处的一个小村庄

        澎湃新闻最近做了一组返乡笔记的稿子。这源于上海大学王磊光博士的回乡观察:故乡人与人之间联系的失落,知识在乡村的无力。回乡情切、近乡情怯之心跃然纸面。随后,我的朋友圈被此文刷屏,同时也有颇有可观的批评。

        我在讨论故乡之前,先亮一下我对故乡的观点:

        第一,故乡确实在没落。绝大多数农村,环境从来不曾好过。这是我们到城里工作生活的原因。

        第二,故乡可能不值得怀念。那里可能存在的美好回忆,本质往往是贫穷和落后。

        第三,还需要“回家”,是因为家庭不能团圆。户籍限制人口流动,农村集体土地产权无法流转,致使父母迁移到城市的成本太高。

        第四,基本公共服务的分割,以及城乡二元的差距,导致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非常困难,排外政策没有给新移民带来归属感。

当我说故乡的时候,我说的是什么?

        我在辽宁丹东和大连交接处的一个小村庄生活了二十年,考到杭州读大学,之后在上海工作。算起来,我在“外地”也待了十几年。在南方的绝大多数年份,我保持一年回两次家的频率。从行动上,我比王博士的那些“太想家了”的初中同学看起来更顾家(他们几年才回一次家)。

        所有人都有故乡,这不是农村出身的人的专利。只不过,城市本地居民的故乡在脚下,用不着跋山涉水跑回去。当我们说故乡时,故乡至少意味着三点:第一,那里还有自己的亲人,尤其是父母;第二,自己小时候在那里有过美好的回忆;第三,从那里的生活人文环境与景色中,还能找到旧时的记忆。

        对我来说,故乡却只意味着一点,那就是亲人还在那里。记得刚开始工作时,生活拮据,为了省钱,只舍得在春节的时候回一趟家,后来母亲身体不佳,时常牵挂,又回到一年两次返乡的频率,有特殊情况时,还会多回一次。一年的年假(虽然只有可怜的五天),基本上都用在回家的路上。

        我对故乡也有很美好的回忆。记得考试得高分时,母亲奖励的糖水荷包蛋;母亲做家务的时候,教我收拾房间、切菜做饭的温馨;春节时穿新衣服的喜悦,复杂的祭祀仪式;冬天里滑冰,雪天里打雪仗、堆雪人。王博士文中提到的上山捉鸟、下河摸鱼,我也干过。在冬天,我和小伙伴们带着手电筒,在寒风中,挨家挨户摸到屋后房檐,在裂开的砖缝处,或稻草、芦苇做的屋顶里,很可能有麻雀在里面,用手电筒一照,它就不动了,可以抓出来。

        记得当年在天涯论坛上的“闲闲书话”读舒飞廉对乡村生活的连载(后来结集为《飞廉的村庄》、《草木一村》)。欣喜欲狂,舒用日本散文的形式,描述了很多我能想起来、但说不出来的乡村生活的美妙,还有那些生动鲜活的习俗。童年的经验与乡情,被舒飞廉用他的文字一丝一丝从我的记忆中抽出来。

谁在怀念故乡?

        一系列返乡笔记,为什么会成为话题?显然,这和近十多年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汹涌转移有关。春节前流传的一个段子说:“过大年了,各路名媛、高富帅、CEO们都现原形了。不管平时装得多国际、多上流、多大气,这个时候都要:回县城!回镇上!回村里!名字也从KK、CoCo、Kelly、Jenny、Mandy、Jessica,变成翠花、二狗、铁蛋、瓜娃子、大妹子!”虽然有些夸张,但很生动地描述了回乡群体。

        在这一进程中,最为关键的因素有二。第一,1999年展开高等教育大跃进,让毛入学率从1998年的9.76%迅速上升到2012年的30%,到2015年,将达到36%。1998年时,普通本专科招生数为108万,到2013年为700万,这15年的新增学生是7400万,比前一个15年多出6000多万。据2012年的高考招生统计,全国农村学生录取人数占全国录取人数比例达59.1%,其中本科为52.5%,一本为45.7%。静态粗略估计,近30年定居在城市的农村出身的大学毕业生有4000万人。

        第二,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国家统计局2012年的监测报告显示,农民工总量为2.6亿,其中外出农民工为1.6亿,跨省流动的农民工为0.76亿,占外出的47%。89%的农民工学历为初中及以下,主要从事制造业和建筑业。外出农民工中,举家外出的仅为3375万,占比20%。

        由此,经过高等教育的农村学生,更可能阅读返乡笔记,也更容易同情共感。他们多半留在城市里工作、定居,他们已是城里人,但不少人父母还在故乡,需要回家过年。他们有知识又有关怀,触文生情的可能性更高。

故乡真的让人怀念吗?

        虽然我一年回两次家,但我一点也不怀念故乡。我回家是为了父母,自然尽可能地把时间留给他们。这许多年来,回去的几天,除了在家里陪父母聊天,基本不到处走动。尽管如此,我仍觉得家里处处不习惯不自在,不想待也待不住。

        首当其冲的问题是如厕。老家的厕所是旱厕,依我们那的条件,厕所都在室外,和猪圈排在一起。冬天时,屁股被冻得生疼;夏天时,臭气熏天,蚊蝇飞舞,几欲作呕。每次回家上厕所,都像上刑场。现在条件还算好,起码有屋有顶,可以挡风挡雨,水泥地面清扫容易,里面还安了灯泡,夜间可照明。小时候,条件要差得多,地上挖个圆坑,放两块木板,就是厕所。且不说容易掉进坑里,大便落下后,激起的水花反溅到屁股的感觉也不是很美。至于下雨打伞如厕,就更具想象空间。

        其次,农村很难保证个人卫生,比如,洗澡频率远低于城市。农村房屋室内很少有淋浴房,就算有也用不了,因为自来水不是随开随流。没有淋浴房,没有马桶,自然没有必要做面盆,于是洗头也比较少。几年之前,回家五六天时间,我基本上不洗澡,三四天才洗一次头。最近几年,实在受不了,回家以后,就在镇上定好酒店,虽然不是每天都住在那里,但可以保证两天洗一次澡。前两年,家里新建了一间房,安装了太阳能热水器和淋浴房,才解决了洗澡问题。

        再次,与大多数城市人的记忆想象不同的是,农村虽是蓝天白云,但并非都是青山绿水、稻米清香。相反,垃圾遍地、臭气四溢、蚊蝇满天才是许多农村生活的常态。并且,这种状态越来越恶化。

        主要原因有二。第一,随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农村环境建设的资金、劳动力投入远低于以往,农村衰败、空心化,农村基础设施、建筑物破旧明显。我所在的村庄,能人都进城了,新建房与老房翻新的频率大大放缓,村里很多老人住的房子,是在40年前用泥坯所造。

        第二,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商品丰富,生活垃圾的数量与难降解程度也大大增加。由于农村缺乏垃圾清理等公共服务,池塘、路上成为垃圾堆积点,难看是小问题,脏、臭、污染才是大问题。

        环境问题是我不想念故乡的一个原因。如果认真全面地回味故乡,能记起的大多数细节,绝不可能只有美好。首先,是辛苦的农业劳作。我家乡是水稻产区,水田旁立有基本农田的标志。4月份开始铲土、浸种、育苗,5月份泡田、平整土地,6月份插秧,随后是洒化肥、打农药,以前还要拔稗草,10月份收割、脱谷。

        在家里生活的20年时间,我自长大起,除了高中时期没怎么做农活以外,其余年份都要干农活,干过多数环节和种类。如插秧,一天一个人可以插一亩多地,我和母亲两个人要插五天左右,父亲负责分捡苗盘等。这是我干过最苦的活,一整天要弯着腰,笔直的插秧绳看起来好遥远。天黑了才回家,回家路上,腰都没法直起来。期间还要小心田里锋利的石头或碎玻璃,防止割破脚,小心不要被蚂蝗吸血。那时,我不太会关心洒化肥和打农药时的高危污染,但沉重的药壶和机械的下压动作,实在是个挑战。当时特别羡慕别的土豪家庭用的机喷药壶,又快又省力。我想,我们这代人,有多少人就是因干了农活,才坚定了不在家里待着的决心。

        所有这些辛苦的价值,基本等于无。有一年,我一时兴起,算了一下水稻的投入产出,种地一年,劳动所得仅相当于自己吃粮免费。在我们那里,农村土地现在免费送给别人种,别人还不一定肯要。

那些美好的故乡回忆靠谱吗?

        回过头来,再掰一掰对故乡的美好回忆。直至今天,我都记得小时候穿过的几件好衣服,以及生病和考了好成绩才能吃到的糖水荷包蛋。这些美好回忆,都是贫穷和匮乏的产物。小孩子喜欢过年、过节,因为只有那时,才能吃到好东西、穿上新衣服。大人们眼里的过年,虽然也有喜悦氛围,但也意味着麻烦、花钱。

        再回想儿时玩的很多游戏,那时我们是放养的。山上河里乱跑,十分危险。比如用火柴头和自行车链条的链节做枪、放鞭炮,容易炸伤;初冬时在刚冻的池塘滑冰,夏天在河里游泳,都容易溺水。

        在我看来,故乡的邻居与亲情从来不是温情脉脉。早先农村家庭兄弟姐妹较多,家穷有赡养父母的纠纷,家富有财产继承分割的纠纷,谁家没几件兄弟反目、邻里失和的丑事?人情往来算计,可谓锱铢必较。就算这些都不存在,乡里村庄、人情社会,回家被七大姑八大姨问这问那,从逼婚到逼生,令人不胜其烦,上一代人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真的那么值得我们去接受吗?

        故乡的现实并不美好,让人不愿意留在那里。美好的儿时记忆也很虚幻。而就算是美好的回忆,其本质也可能令人难以正视。

        迄今为止,我都能忆起小时候准备过年的喜悦气氛,祭祀、贴对联是过年的重要部分。小时候贴对联,对联是书法好的村人写的,事先一张一张算好要买的红纸,裁好以后,让“书法家”按照楹联书上照写下来。小时候,看别人写书法的飘逸,觉得好帅。随后,这个阶段基本上跳过,因为镇上有卖印刷好的对联,又漂亮又大气;以前一个下午的表演活动,今天一个简单的交易就可以完成。

        更复杂的是祭祀活动。我母亲往往要熬两个夜晚制作祭祀用品,用于上供的塔式碗菜,用萝卜丝堆好圆锥体,再用芦苇做的牙签将菜片、染色的粉丝、肉片等五种菜式插在萝卜丝圆锥上,再用红细线绑牢。用于祭祖的烧纸,也要盖上圆印,我往往要用整个下午用圆印蘸红墨水盖满这些纸。我读高中时,这些过程就被简化了,镇上有卖各类供花和纸钱,替代了复杂的塔式碗菜和盖红印的纸。以前几天的活,在小孩子眼里的复杂准备,一两百块钱就全都搞定了。

        祭祀重仪式感,但当年我们愿意费那么多时间来做这些事,主要因为人工便宜,市场也不发达,买不到。现在家里的青壮劳动力常年在外打工,赶在年底回家,哪有这么多时间做这些复杂而又没有实际收益的事呢?

        以前过年前要准备猪肉、年糕、鱼、鸡、油炸食品等,以及采购新衣服,这些行为方式已基本上没落。这些东西平时都不太乐意吃,过年时谁还会在紧巴巴的时间里做这些没人吃的东西?说到底,这些习俗是以前太穷,将平时舍不得吃的,一起准备好,留待过年时吃。现在有谁会真的觉得过年时吃的东西是一年中自己吃过的最好的东西?

        自打小到现在,我们春节的主要活动主要集中在几方面:小孩子要串门、放鞭;大人要打牌、打麻将;特定时间全家一起走亲戚。还有东北居高不上的春晚收视率。春晚过去被人诟病的一个方面,是东北农村的文化长期主导。不过,东北尤其是农村,确实喜欢看春晚,辽宁卫视春晚的收视率也不低。但,这恰是娱乐生活匮乏的标志。因为人们实在没啥可干。元宵灯会、庙会、迎春活动,是城里才有的事。即便城里人愿意出去参与娱乐活动,东北的冬天也太冷了点。

        今天的故乡,虽然物质方面有所改善,但文化娱乐方面依旧匮乏。这是农村地广人稀的环境决定的,以前偶尔有秧歌队前来,一个团队跳个小半天,拿500块。现在没有人愿意出这个钱,人工也贵了,自然就没人来了。

        春节管一年。新年要说吉祥话、喜气话,发财与高升不离口,春节不吵架、不生气。这是东北老辈人反复向小孩子强调的。春节有各种禁忌,如正月十一庄稼会,主粮丰歉,不能用针。还有更完整的,如一鸡二鸭猫三狗四猪五羊六人七马八九果十菜。何时不能用剪刀,何时不能见星月,何时要吃生菜,何人要吃猪前蹄,都有讲究。

        禁忌与习俗固然是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但未尝不是因为我们以前过的太苦,对未来生活的不确定性感到恐惧,缺乏前进的自信,所以对任何一丝不安份的可能,都宁可信其有。

故乡为什么会衰败?

        受过高等教育、农村出身的人,他们进城后,大多数不会再回到故乡,尤其是那些仍以农业劳作为主的农村。包括我在内的新城里人,只在节假日时想想家,真要在故乡待几个月,十有八九抗不住。既然一些人不会回乡定居,为什么还希望故乡能保持小时候的样子?

        今天农村的衰败,以及发达地区农村越来越像城市等现象,说到底,是城市在就业机会、生活水平、文化娱乐服务等方面过于强势。要么农村条件向城市看齐,要么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除此以外,没有第三条道路可选。

        一般人认为,东北人不乐意出来打工。但哪怕是这样,到2008年时,我们村里的青壮劳动力基本都外出了,至少是在县里、镇上打零工。家里不过是一个住所。回乡和他们聊天的时候,很少有人说要待在家里——那是没出息的意思,大家都在寻找更好的打工机会。他们的生活更加富足,虽然比城市有差距,但至少不用吃块肉、吃个鸡蛋精打细算、思量百般。这些是他们进城打工和脱离农业生产劳作的结果。不把农民绑定在土地劳作,他们生活得更好,而不是更差。

        如果要让某些人嘴里的“故乡”维持其状态,唯一办法是把农民继续绑定在土地上,维持原有的小农经济状态,那将不得不把农村或城市封闭起来,不让农村劳动力流出,或阻止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这对农村和农民来说,这是多么残酷的事。

        如今的农村,是包括“返乡笔记”作者王磊光在内的农村人用脚投票的结果。另一方面,虽然一些农村衰败了,但农村里的人日子越过越好。

故乡的出路在哪里?

        去年中秋小长假,我回了趟老家,发现乡村的泥土石子路改成柏油路,路边装上了太阳能路灯。这可是有史以来第一遭。绝大多数村里人,平生第一次亲眼看到路灯长啥样。村里人还通过村集体,向上级政府申请老房翻新或重建的补贴,数额在几千到一万不等。

        为了保护农村生态,政府也花了不少钱去建设新农村。其中最典型的是“美丽乡村”计划,老家的改造就是在这个计划下发生的。

        2008年,浙江省安吉县出台《建设“中国美丽乡村”行动纲要》,首次正式提出“中国美丽乡村”计划,计划用10年时间,改善农村的生态与景观,把安吉县打造成为中国最美丽乡村。安吉的行动很成功,中央农办主任陈锡文考察后,认为“安吉进行的中国美丽乡村建设是中国新农村建设的鲜活样本”。

        受安吉的影响和领导的鼓励,浙江省政府制定了《浙江省美丽乡村建设行动计划》,广东省增城、花都、从化等市县,从2011年开始,也启动美丽乡村建设。财政部网站资料显示,安徽、海南、江苏等十余个省份全部或部分地区均有美丽乡村建设行动。

        总体而言,农村破败在哪里?除了上文直观感受以外,去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指导意见》有详细列述。总体来说,分成三类:

        第一类,基本生活条件类。农村危房改造,解决抗震、节能的要求,完成饮水安全、电网改造、道路硬化、防洪防旱。为什么中国地震总会有这么大伤亡?是房子太破,包括我老家的房子在内,很多都是过去土制的墙。我老家的柏油路、路灯,显然改善了基本生活条件。

        第二类,村庄环境整治。治理农村垃圾和污水,把城镇垃圾污水处理设施和服务向农村延伸,小流域的清洁建设。通过规模化发展,将畜禽养殖与和居民生活分离,处置农药包装物、农膜等废弃物,加快废弃物回收设施建设。推动农村家庭改厕,全面完成无害化卫生厕所改造任务。统筹建设晾晒场、整治占用乡村道路晾晒、堆放等现象。前些年,上海崇明在厕所改造方面就下了不少功夫。

        第三类,乡村环境美化与风貌整治。保护和修复自然景观与田园景观。开展农房及院落风貌整治和村庄绿化美化,保护和修复水塘、沟渠等乡村设施。完善历史文化名村、传统村落和民居名录。利用小城镇基础设施以及商业服务设施,整体带动提升农村人居环境质量。

        客观说,这些农村人居环境的整治,针对的都是乡村生活最严重的问题。可以说,美丽乡村建设不仅是政府的形象工程,也改善了农民生活环境,缩小城乡差距,是提高农民生活标准的利器。

        唯一的问题是:想的太美了。

        美丽乡村建设,要达到上述要求,得花多大代价?根据财政部汇总的资料,湖南省桂阳县在2013年安排3000万专项资金投入,其中农村环境整治投入2000万,点亮工程投入1000万。按全国2000余个县粗略计算,仅点亮工程就需200-300亿,环境整治更得加倍。如完成上述所有内容,花费何止十几万亿!

        河南省陕县开展村级公益事业建设,财政奖补资金720.53万元,才覆盖全市13个镇39个行政村,仅惠及4万余农民群众,人均受惠不到200元。按此标准,全国以5亿人口居住在农村计,也需要1000亿元。山东全省才拨出6000万元资金、覆盖八个县区,按湖南的标准,每个县连点亮工程都完不成。

        垃圾和污水处理、公共照明,原本是城市居民的需求,亦即所谓公共服务,往往由市政等公共服务提供部门解决。提供这些公共服务的前提,是要有规模效应,即人口密度较高,城市要有一定规模。但目前村庄散落在耕地上,农村人口密度太低,要为农村提供这个服务,是不经济的行为,也无法持续。建垃圾场的一百万元,或许可以财政出资,但长期的垃圾收集、处理费用,由谁来出?

        而农房改造、道路硬化这类基础设施方面投资,更是打了水漂。可以预见,农民向城市转移的势头不减,直至达到70%的城市化率,才会慢下来。留在农村的,往往是中老年人,随着他们去世,农村人口将进一步减少。这意味着,大多数乡村人口密度会进一步降低、人口规模会进一步缩减,基础设施的利用率会一低再低。

        很多人看到日本农村的田园牧歌,山清水秀,景气怡人。台湾当下的农村也不错。但这些全建立在钱的基础上——当农村居住人口数量大幅降低,并进一步大幅集聚,农村居住人口的收入大幅提高,他们才有能力去维持一个好的环境。这时就算政府投入整治,所花的钱也不至于让人惊掉下巴。

        现实一点说,大多数农村现有的耕作模式,会被农业产业工人替代。未来几十年内,大多数农村人口将不得不变成城市居民。这或许意味着,早一点认识到移民城市的必要性并学习城市生活,有助于他们提高适应能力。在我看来,现今的美丽乡村建设行动,虽一时改善了农民的处境,但无法改变农民进城的趋势。准备投在美丽乡村建设行动的资金,不如用于补贴农民工在城市落户生根,这样不仅解决了道路硬化、公共照明、垃圾与污水处理等问题,也提高了城市公共服务的效率,何乐而不为?

        短期来看,进城务工与提高人均农业劳作产值,仍是乡人提高收入的唯二路径。这些年,有能力的家庭,改水田为温室大棚,种植经济作物,如各类反季蔬菜、草莓,每年收入不菲,一家人全上阵,平均可以赚到五六万左右。但经济作物的种植,专业性很高,价格波动大,其风险也不是一般家庭能承受的。长期在温室大棚劳作,温度高、湿度大、长期蹲着,对健康透支也很利害。在我看来,他们未来仍然不得不向农业产业工人转型。

        对政府来说,更现实紧迫的问题是,如何顺应这一大潮。政策着力点有三。第一,如何让农民进城,又让他们有就业。这涉及中国城市是向大城市集群发展,还是向中小城镇发展的问题。从农民工流向看,中国主要的就业机会,在东部发达城市;而2014年以来的户籍改革政策,把进城新移民向中小城镇推,那里却没有就业机会,他们如何能养活自己?

        第二,城乡二元与区域间的市场分割。这些问题一日不解决,农民离开了农村,就无法带走在农村能享受到的那些微薄的公共服务,如义务教育、新农合医保补贴等,提高了他们进城的成本。

        第三,农村集体土地何时能流转?农地无法流转、农村资源被过度汲取的今天,农民拥有的那点集体土地的权利价值几乎等于零。中国城市从来不是福利窝,哪怕是城里人,没有工作,没交社保,照样没有医保和养老。农民进城,不会一窝峰跑到大城市,那里教育虽好,但消费、房租也高,他们会量力而行。问题是,他们进城的第一桶金在哪?依照现行的土地管理制度,离开农村意味着放弃农村集体土地,这束缚了农村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也让他们损失了一大笔进城的启动资金。

        总而言之,我并不怀念故乡,但我珍惜故乡的人,希望他们能变得更加富裕。故乡是否衰败,很大程度上是由历史大势决定的。

        (作者特别注明:本文部分段落曾于其他媒体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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