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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厅|来自乡村的博士后:在乡村,知识为何是无力的?

常培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博士后
2015-02-28 2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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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澎湃新闻前天发表了蒋好书博士的文章,针对上海大学王磊光博士返乡笔记中“知识的无力感”,这位身体力行、实践乡村公益的女博士指出,知识在乡村并非无力,知识人可以对乡村做许多事情。

        文章发表后,在对行动者的赞赏之余,我们也收到不少其他角度的文章。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博士后常培杰就给我们写来了他的感受,他用自白加评述的方式,真挚道出了自己的处境及无力感的来由,算是其中有代表性的声音。

        到底知识面对乡村,真的无力吗?知识人能对乡村做什么?我们把这封信转给了蒋好书博士,她也认为,有必要借此机会,具体阐明自己是如何在乡村做公益的。在乡村真正有需求的前提下,知识人有不少事情可以做。于是也撰写了回应。

        我们觉得,诸多课题,都包含着两方面:一方面,宏观层面、上层建筑的问题,需逐步观察,做政策建议;另一方面,“毋以善小而不为”,实践推动,利人利己。这两方面,或许并不矛盾,都是知识人可以用力的方向。我们将这两篇文章同时呈现于此,希望可以带来更多思考。

大凉山金新小学放学后,孩子们在操场上翻阅从爱心图书馆里借出来的书籍。这是山村小学少有的娱乐方式。 张新燕 澎湃资料

        我在《回乡偶记:双重视域下的乡村生活》中,简要谈了下乡村对知识的态度,但只是从读书和教育的角度展开,没有直接回应知识人在乡村的无力感问题。这两天陆续看了一些文章,尤其是蒋好书博士的《如果真爱家乡,知识不会无力》,深有感触。

        我也觉得,对乡村问题,不应单纯采取静观态度,而是要积极介入。但在如何介入上,却时常陷入困惑。每次回家前,我都会有自己的设想,但一旦回到村里,面对一些复杂的情势,我又会望而却步。而且,我家是做生意的,全县四处跑,会更多接触到县乡各色人等,听到各种事情,看到更多问题。

        就目前而言,我很喜爱自己的读书生活和工作。但每当家里有事,我都会更为深刻地体会到一种无力感。我们经常说到,知识就是力量(power),这话也可以翻译为知识就是权力。知识与权力(力量)的关系,素来都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命题和现实问题。

        那么,知识为什么会是无力的?(或者说在乡村,知识人为何会有一种强烈的身份焦虑感?)根本上说,是因为知识没有转化为世俗的财富和有效的权力。这种情况不仅适用于乡村,也适用于城市。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市场经济起飞时,知识界就开始焦虑资本逻辑对人文思想的冲击、知识人的边缘化。某种意义上,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就是在回应这一问题。

        计划经济时代,虽然自由选择的空间很小,但当时大学生是相对稀缺的人才,读书大多能获得相对体面的工作,收入、地位都有保障。市场化提供了更多自由,却也使人文知识分子走下神坛,更为世俗化。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富裕起来,评价个人成就的标准开始更多地偏向金钱财富,知识人的身份优越感也急剧下滑,这也是知识界世俗化的过程。

        以世俗眼光看(尤其是农村),读书为了什么?无非为了出人头地:要么能挣钱,高工资;要么能做官,有权力。这样就能光耀门楣,泽及乡里,其家人也被乡邻高看一等。比如,我家那边,前些年,有人在外做官,发展不错,县乡干部就心领神会地把公路修到他的村子,却不从便利和长远发展角度考虑,再把公路延伸到其他村庄。这在村里人看来,无疑是巨大的荣耀。若是读书能换来一个不错的工作,获得高工资,锦衣豪车返乡也是可以的。这个时代,是按照资本逻辑运转的。我爸有次发感慨,我觉得很受启发。他说,世道反了,以前是损有余而补不足,政府扶贫济困;现在是损不足以奉有余,补贴奖励富裕的人。有人发了财,政府还会找上门来给你送钱,发奖励。穷人却没人管。

        我在《回乡偶记》里谈到,穷读书人回乡压力很大。除学生外,“穷读书人”主要指做科研和学问的人,而且主要是文科青年学子。我们知道,现在高校的青年教师压力很大。高校文科教师,即便是在名校工作,刚入职月薪大多也就六七千块钱,去掉租房和各种应酬花销,基本所剩无几。若依靠做课题,就需要经过繁琐的申报,而且,现在课题经费管控极其严格,基本无法转化为有效收入。买房、婚姻、养老、养孩子等,又迫在眉睫。

        这样一来,若读书人是从农村出来的,现实无疑是无法及时反哺家里。而且,高校教师无权无势,博士毕业所做的也多是高精尖的东西,很多人的专业和知识储备,确实不是蒋博士所说的农村亟需的管理学、经济学以及法学知识等。这些东西,很多博士也了解不多,需要补课。

        至于说,证明给老乡看你有很好的政策判断能力、文化水平、大视野和修养,这无论对学子自己,还是对乡邻而言,都毫无意义,因为不用你证明,他们就已经知道。弄不好,别人说你“大”,亦即倨傲,显摆,瞧不起人。他们需要的,是解决具体问题的权力、手段和资金,是能切实改善自家物质生活水平的能力和财富,而不是空谈和花拳绣腿。

        举个去年我遇到的例子。我一个五十多岁同村不同族的长辈,在北京务工,摔断了腰,虽然恢复得不错,但劳动能力受到影响,不能干重活,经工伤鉴定属于重伤,包工头起初支付了医药费,待他出院后,就让他回家,后续补偿钱款会给,但得等。因为信任,也因为没有别的办法,他就回去了。但这一等就是半年多,这个包工头各种推脱。这位长辈找到我,问我能否帮忙。当时,我博士还没毕业。我说,我做的工作不接触公检法的人,只能帮你问问这个包工头啥意思。我打电话过去,刚报了身份,包工头就说,我管你是老几,把电话挂了。弄得我也是没脾气。只能和这位长辈说,通过法律途径,找劳动仲裁部门,实在不行就起诉。但我心里明白,他能讨来钱的可能性有,但很难。而我也有自己的学业和论文缠身,也就没再过问此事。

        假设我在公务员系统内,尤其是公检法系统内,我就可以凭借自己积累的人脉关系,以及对相关政策法规的了解,给他具体的帮助。但隔行如隔山,我一个研究文学理论和哲学美学的务虚人员,平时关注和思考的,就是些在家里人看来不着边际的问题。我能给他的建议就是,依法办事。

        在我家那边,知识人及其家人,素来受到尊重。我爸妈也素来为自己培养、供给出两个博士感到骄傲。我们过年走在街上,乡邻也都是羡慕的眼光,毕竟我们哥俩算是城里人,工作也还体面。但这其中的艰辛,只有我们自己知道。

        我现在做学术研究,研究哲学和美学问题,待遇不高。但博士并非不能找到高工资工作,无法进入公务员系统。其实,很多同学博士毕业择业时,都放弃了高薪工作和不错的公务员职位,自主选择做学术研究。

        我个人时常觉得,作为一个农家子,不顾念逐渐年迈还要不断劳作的父母,选择读书做学问,读这么多年书,是一种很自私的行为。但是,若真要放弃学术研究,进入别的行当,生活虽然会改善,自己内心却不乐意,因为确实放不下学术。知识和思考给人带来的乐趣和内心的满足,是物质生活无法替代的。而且从长远看,从事学术研究,职称问题解决后,收入也还凑合,个人自由空间和时间也多。这也是我很多青年教师朋友的想法。

        对博士群体来说,用知识换来权力和金钱其实不难,关键是,他们很多人不愿这么做。在世俗看来,就是读书读傻了。但一个国家和社会,不可能所有人都去做实业,去挣钱,也需要有人来为社会把脉,教书育人。

        知识人面对乡村时产生的无力感,很多时候是因为知识是规范的,但现实却是不规范的、按照潜规则运行的。知识人坚持的那一套东西,在现实面前往往行不通。如果不和县乡一级政府人员打交道,你就不会明白中国当代基层政治生态到底是什么样子,也不会明白它的运作逻辑。

        碍于现实原因,我就举个不那么具体的例子,来讲基层百姓和管理人员如何按照潜规则办事的。这个例子有不少现实个案做支撑,这种行事逻辑也不止存在于县乡。比如,你家办了一个企业或开了一个商铺,某部门找上门,查出你家某处不合规、不合法的地方,开口就要5万元罚款——罚款虽然有依据,但有些规定是模糊的,变动空间很大。有关部门的执法过程甚至存在诸多瑕疵,但你家也确存在这些不合规范甚至不合法的地方,只是你以前不知法律这么规定,而且就基层的企业和商户而言,若完全按照规范的法律逻辑操作,申请行政复议,打官司,死扛,结果往往是,罚款你得交,还和相关部门结下梁子。在基层,无论哪家企业商店,有关部门只要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要求查,都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若真的罚起款来,基本要倾家荡产。

        那么,遇到这种情况,人们会怎么办呢?托关系、找门路、送礼了事。通常送礼加缴纳罚款加最后请客吃饭的花销,五万的罚款,一般可以在一万元左右。而且,这么做之后,还能和政府部门相关人员建立关系,以后有事就好办了。

        为何这么做能解决问题?这是因为,政府人员罚款要开票,需要上交国库。但收的礼都进了个人腰包。可罚可不罚,领导一句话的事,权力寻租空间很大,何必得罪人和自己的腰包呢?中国的事就这么复杂,也这么简单。

        有朋友说,你可以把问题发博客、微博、朋友圈,引起社会关注。首先,且不说我人微言轻,发个微博就像扔一个小石头到大海,激不起什么浪花,就算引起了关注,也不代表有人去解决。即便暂时得到解决,可能有人受到撤职或行政处罚,但也可能只是口头教育、行政过程终止,人还是那些人,不排除他们继续找你的麻烦。而且,很多人与地方势力盘根错节,十分麻烦。所谓强龙不压地头蛇,就是这个道理。况且,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安分守己的普通人,没什么背景、人脉。

        再举个不那么具体的例子,前几年,我曾干预过我们那的一个教育问题,此事关系到很多孩子特别是农村孩子的出路。这事,与我本人以及家人没有任何直接利益关系,我就是看不惯有关部门为自己的政绩那么做。在反复向有关部门打电话投诉,遭到他们踢皮球后,我就通过博客发帖来说这事,在老师和朋友的推转下,县里有人看到了,然后就有人来博客留言搅混水。后来,有人竟通过博客名,知道了我是谁,通过乡一级领导直接找我爸,要求我删帖。我马上照办了。

        不过,问题最后还是解决了,一些人受到了处分,但解决问题的途径,却是有人通过关系,把问题直接反映到某上级主管领导那里,通过行政命令进行的。地方政府现在怕有人在网上发负面帖子,他们发现此类帖子后的第一反应,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删帖和查找发帖人。这是本末倒置的做法。

        在这里,不是说不应依法按程序办事,而是讲,在基层按程序办事的困难,以及政治生态恶化的原因。

        设若我在某核心部门工作,极端点,在中央某部门吧,回到家乡会如何呢?基层领导虽然可能不会主动打探你回乡的消息,但你只要透露点风声,饭局邀请之类不会少。你去不去是你的事。鉴于目前的反腐工作,我想,大概没人敢去。从古至今,中国的基层政治就是这么运转的。不在根底上做调整,解决不了。历朝历代,以及现代和当代政治,各种反腐措施和要求,要破解的其实就是这个迷局,但似乎到目前仍是无解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若没有一个健康的基层政治生态,行政人员权力的自由行使空间和寻租空间仍然很大,一些改革(如土地自由流转)导致的问题,不会比现在少。

        在农村,情与法的关系仍然难分难解。比如,你根据自己的分析,村里有村干部贪污受贿,或某件事明显不合情理,但他又是你的近亲,这时你是会否会挺身而出,大义灭亲呢?我想,很多人都会选择沉默。为何呢?因为,一旦你管了,你就得罪了家族内的人,受到孤立和排挤。这种逻辑不仅适用于农村。当然,若是此人作恶多端,犯了众怒,你管了,也会受到村里人的尊重和拥戴。要看事情的严重程度和性质。但问题的难点,往往出在可管可不管的灰色地带,这会直接影响你对村里和更大范围的农村问题的理解和态度。

        我要说的,不是村里人不知法、不守法,他们遇事诉诸法律的意愿并不低,只是在有些问题上,他们的态度也是微妙的,因为有利益在。

        基层的这种行政逻辑导致的一个后果是什么呢?相对于法律,人们更相信人脉关系。如此,人脉和权力就能转化为现实利益。久而久之,人们也就不再愿意按规则办事,而是依据潜规则解决问题,因为这样可以更便捷、成本更低地解决自己的问题,行政人员也获得了灰色收入。它的深远影响是,人们对法律和政府部门不信任,基层政治生态恶化。而且,此问题不局限于县乡,大城市也会有,只是不那么突出,或没有进入我这样普通人的视野。

        回到本文的主题上,这种现象对人们的知识观的影响是,人们会认为不能转化为解决具体事情的能力、权力和财富的知识,都是无用的。这不是虚无的知识无用论,而是深入到中国人骨髓里实用主义的知识观。

        政治权力对农村的动员和整合能力,仍然很强,农村基本处于一个超稳定结构之中。在我看来,新时期以来,虽说农村基本是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由经济,自由度增加了很多,但政治权力对农村生活的调控能力仍然是很强。比如,建设新农村这一政策,自提出以来,就在农村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我家那边,依托于乡镇企业,个别村庄合并了,建设得很好,其中国家和地方政府投入也不少。因为有大政策在,几年来一直有说法,我们那村庄的合并是早晚的事。但具体何时操作,怎么操作,却一直不明朗。我父母早在几年前,就打算翻新家里的老屋,建新房,但又担心投入很多,刚建好就被拆掉。直到这两年才心一横,决定不管政策如何走,先把房子建了再说。就我父母而言,他们是不愿进城住楼房的。在家里有院落,有土地,而且现在公路也通到村里,购物也方便,生活很自在。

        再比如,乡村小学的撤并,从出发点看是为了集约教育资源,提供更好的教育环境和师资。但是,从现实效果看,因为撤并,孩子们就要到更远的地方上学,就需要有家人或学校接送,既费时费力,又导致一些社会问题。比如,孩子父母要出去打工,孩子谁来接送?午饭怎么解决?前两年媒体集中报道的农村校车事故问题,也和这个有关。因而,政策的制定和提出必须十分谨慎,其具体内涵是什么,如何操作,是否有时间表,关系面很大,会影响到基层每家每户。表面看来,只是一句政策表述,却都是切身的事。

        我在家时,对村里的事,基本采取静观态度,因为我极少在家,对家乡生活而言,基本是个外来者。我有时也很迷惑它到底如何运作,如何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每次回家前,我也会有自己的一些具体想法,但一旦置身其中,发现其中各种复杂的关系和纠葛后,就会转而采取静观态度。比如,某家子女不孝,我不能跑到他家,对他们说应如何尽孝;某家媳妇是城里的,因为观念问题而家庭关系紧张,我不能跑他家,对他们说应如何认识和调节这一问题;某家孩子上学学费不足,我也无法说,学费的事交给我吧;某家和人发生了纠纷或遭遇了官司,我也不好自己跑上门去普法。乡村有它自己的发展和运行逻辑,有它自己独特的情和理,不是简单的外在干预就能解决问题、或改变其因袭的习俗和思维方式的。除非遭遇了很重大的事情,否则,在有足够的能力之前,我不会主动过多介入其中、试图改变它的发展走向。因为,我不确定自己的介入会把事情引向何方,正如我不知道这篇文章会给我带来什么。

        此外,绝对不要觉得村里人比自己笨,他们有自己的生活智慧。我能做的,就是给身边人在教育和求学问题上以适当的指导和意见,因为这是我现有知识和阅历能把握得了的。

        农村确实处于调整之中,这种调整将是剧烈的,一些村庄确实会凋敝甚至消失。但不能忽略的是,很多地方的乡村也在变好。之所以人会觉得它们凋敝,一方面是农村发展速度远远不及城市,相形见绌;另一方面,有时变化的不是乡村本身,而是归来者的眼光,他们对乡村会有一种爱之深责之切的心理。而且,农村的稳定性也超乎想象。就个人观感而言,前几年,我看网上每天的报道,感觉社会矛盾已经十分激化时,可只要回到家里,我就会发现,世事太平,安定得很。

        年轻一代和年老一代人看事物的视角不同。老人们对农村的发展是满意的,幸福感很强,他们的比较视角是历时的,将过去和现在比。由此视角出发,无疑能看到农村的巨大改变和取得的成绩。年轻人则主要从共时角度,横向做比较,就会对农村环境和发展产生诸多不满。知道过去才能把握将来。真正做到全面而辩证地看问题,还是挺难的。

        我在本文里要做的,是根据自己的观察,描述农村的某些问题,并尝试回答知识人在乡村感到无力的部分原因。我不试图提供什么解决农村问题的药方,这不是我能力范围内的事,而且我也认为,蜻蜓点水地参与,解决不了问题,若因了解不足,提供了不恰当的解决方案(主要是社会问题),会使问题更为麻烦。

        我觉得,理解农村问题时,不能简单地以知识人的眼光来看,必须考虑到农村的历史和现实,农村人的情感逻辑和思维习惯,从内在情感和外在现实两方面的互动关系中,把握问题。单纯以现代知识形态塑造的认知方式理解农村问题,很可能会错失问题的关节点。

        而且,个人认为,就目前的讨论而言,如实地记录和描述农村生活,展现农村发展取得的成绩和遭遇的困境,要比粗浅的分析和高姿态的批判有价值。正如我的一个朋友所言,读者在意的不是评判和归纳,而是乡村被湮没的碎片,被遗忘的细节。如此,文章提供的观察越细致全面,就越能够展现农村发展道路的多元性,发展的多层次性,现实问题的繁复性,而这是刻板的学术论文和立场先行的评论文章做不到的。我们要让社会和决策者知道,农村现在到底什么样子,发生了什么。

        到底是知难行易,还是知易行难,是人见人殊的问题,但我有个偏见是,在没有充分理解问题,认识到问题的复杂性的时候,行动的效果总是有限的。然而,不行动又是不行的,只有行动才能理解问题,实践出真知嘛。必要的是,在行动的过程中,行动者有很强的反思能力,能及时避免和纠正行动中出现的问题,这种反思能力,是教育和知识能够给予的。不管怎样,我是十分赞同蒋博士尝试着去做,去解决问题的态度的。

        最后,推荐一本书吧。我很推崇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这是一本通俗易懂、常读常新,却充满真知灼见的小书。若有想了解中国的现实和乡村问题的朋友,不妨读下。

        作者邮箱:lucky.cpj@163.com

    澎湃新闻报料:021-962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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