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政厅|民众愿意为好空气付钱，只是需要跨区域市场协调机制

2014年12月29日，上海陆家嘴，一家三口带着口罩走过陆家嘴天桥。 受扩散条件和上游污染输送影响，当日上海再遭雾霾侵袭，空气质量陷入5级重度污染。 澎湃新闻记者 寇聪 图

        继2011年下半年PM2.5监测话题引发社会对环境问题的关注之后，最近人们对时下环境污染问题又有了更多的思考与讨论。人们不久前还惊诧于北京市市长王安顺“提头来见”的治霾决心，但雾霾又不留情面地如期而至。

        10年前，媒体和民众似乎还没有这么关注环境问题。2007年，世界银行和中国环境保护总局，发布了历时多年合作调研完成的专题研究报告《中国污染的代价（Cost of Pollution in China）》，但并未形成广泛社会影响。

        而短短几年后，民众对环境需求的日益增长已成为可被感知的变化。这一方面源于人们收入和受教育程度逐步提高，对自己和孩子的生命健康愈加重视；另一方面也受益于互联网迅速发展和非政府组织快速成长推动的信息透明化。

        在环境经济学研究中，一条倒U型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时常被用来解释环境质量与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随着人均收入增加，环境污染会经历一个先恶化再改善的过程。从伦敦和洛杉矶等国际主要城市的发展历程来看，也确实如此。

        推动这些国家和城市跨过拐点、实现绿色转型的关键力量，正是民众对环境质量的需求，以及市场和公共政策对这种需求的有效响应。

        经济学者会从更微观的视角，关注如何利用数据进一步识别民众的需求。到底人们愿意为洁净的空气支付多少价格？清华大学恒隆房地产研究中心郑思齐教授、曹静副教授、孙聪博士生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NBER的Matthew Kahn教授最近在《不动产金融和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Real Estate Finance and Economics）上合作撰文《不动产定价与跨界空气污染的外部性：来自中国城市的证据》（Real Estate Valuation and Cross-Boundary Air Pollution Externalities: Evidence from Chinese Cities），利用中国80余个城市的空气质量和房地产价格数据，有效识别了居民对洁净空气的支付意愿。研究者利用“跨界”的空气污染，有效避免了污染与房价之间可能的内生性问题，使估计结果更加“干净”，同时也印证了这种跨界污染对本地环境和居民生活质量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

        该研究建立在城市经济学空间均衡的理论基础上。这一理论认为，人们选择居住在某一城市，会同时考虑该城市的居住成本（住房价格）、工资收入和生活质量，人们会为城市良好的生活质量支付更高的居住成本，因此，利用住房价格可定量测算出人们对非市场品（环境）的支付意愿。

        这种研究方法是城市经济学中生活质量研究（Quality of Life）的主要分析方法，已在美国和欧洲部分国家大量采用。但这种研究方法并非直接观察房价和污染的相关性。如果仅看相关性，环境污染严重的城市住房价格应该相对较低，但这似乎与人们对中国城市的观感相悖：高耸的房价和严重的环境污染，同时出现于北京等大城市；而昆明等较“绿色”的城市住房价格水平其实并不高。

        事实上，现实中的很多现象，并不如人们最近在关于雾霾的纪录片中看到的表格和图片那样直观。比如，从图1就很难判断住房价格和环境质量之间存在着怎样的相关关系。这是因为，影响每个城市房价的因素有很多。人们为何仍愿意向雾霾笼罩的大城市涌入？是因为，这些城市拥有着丰富的政治、经济和公共服务资源，有更多的就业和发展机会。生活在干净又安静的中小城市里的人们，可以享受蓝天，却难以获得这些机会。因此，这种研究方法的关键，就在于有效控制所有其他因素，来剥离民众对环境需求的“纯效应”。

        做这类实证研究面临的一个直接困难是，学者实际很难观察和获取到除“污染”以外影响房价的所有因素。这种遗漏变量问题会使对环境质量支付意愿的估计产生偏误。这篇论文在这个方面做了创新。研究者利用周边城市排放的工业烟尘和粉尘、该城市与沙尘暴发源地的空间距离以及南北方供暖边界线两侧的断点差异，作为本地空气污染的工具变量，解决上述遗漏变量带来的内生性问题。这种计量方法上的处理形成这篇论文的第二个贡献，就是定量描述了跨界污染对于本地污染的影响，以及人们为了避免这种跨界污染的货币化支付意愿。

        该研究利用了环境保护部数据中心2006~2009年期间发布的85个重点监测城市的PM10数据，以及清华大学恒隆房地产研究中心的多城市同质住房价格数据。在工具变量法的第一步中，研究者发现，跨界污染能解释城市间PM10差异的20%。这一方面表示这些工具变量有效，另一方面直接反映出目前中国城市间这种跨界污染问题的严重——一个城市很难“独善其身”，“老天爷”会把周边城市的排放输送过来。

        在控制城市气候特征、人口和产业结构等影响因素后，这篇论文发现：跨界传输所导致的PM10浓度每下降1个百分点，住房价格能上升0.7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居民为了避免污染的支付意愿很显著。基于不同时期的比较分析，研究者发现，这个支付意愿呈逐年上升趋势，说明民众的环境需求正逐步增强。将城市分类后，作者还发现，这种环境需求随着城市等级和收入水平呈现有规律的变化，在大城市和收入水平较高的城市，民众对环境质量的需求更加强烈。

        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将污染企业从本地搬出，曾一度被认为是解决大城市污染问题的一剂良方，但事实很快证明，实际效果并未达到预期，跨区域的污染传输，就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除非长期强制实施奥运会或APEC会议期间的严格区域性环境管理措施，否则“蓝天”在短期内难以成为常态。科学家的研究表明，区域污染传输仍是北京目前最主要的PM2.5污染来源，贡献率占28%~36%，远高于本地的机动车排放占比。

        类似的，香港空气污染物排放清单上，也有高达三分之二的空气污染物排放来自于广东的一些工业城市。本文研究者在第一步的工具变量回归模型中也发现，处于周边上风向城市的工业烟尘排放强度增加，将导致本地污染物PM10浓度显著提高。

        该研究表明，要提高城市的环境质量，仅关注于本地污染减排是不够的，区域性联防联控的环境治理显得尤为重要。

        既然，大城市民众对环境质量有较强的需求，也有更高的支付意愿，那么将这些“支付意愿”以某种形式汇集起来，转移至周边中小城市进行空气污染治理，或许可以是一种双赢的方案。这就是环境经济学中科斯定理的一个典型实践，即在明确产权的情况下，通过市场协调机制，来解决环境污染跨区域问题。

        实际上，香港特区政府早在2008年就启动了“清洁生产伙伴计划”，加强与临近的广东省政府在区域环境治理方面的实质性合作。香港政府在此后五年间共计投入9306万港元，用于位于珠三角地区的港资工业企业安装减排设备和推行清洁生产。这一合作项目取得了良好效果，该区域的二氧化硫和其他空气污染物的排放显著降低，为此该项目进一步延长至2015年，且增加5000万港元投资，并有望通过后续项目进一步加强。广东省政府借鉴这一成功经验，开始对本省的工业企业进行相应补贴，同时将南部污染企业向北搬迁，以降低对珠三角地区主要城市的环境影响。

        可以说，无论“奥运蓝”还是“APEC蓝”，背后都付出了巨大成本，但效果却又是短暂的。推动中国未来长期拥有“碧水蓝天”的关键，在于城市政策需要响应民众的环境质量需求。能预见的是，民众对环境质量日益增长的需求，还将会一次又一次地强烈表达出来，这需要我们的政府明智应对眼下的环境问题以及潜在的环境威胁，遵循市场规律进行体制优化和机制设计，实现区域和城市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Siqi Zheng, Jing Cao, Matthew E. Kahn and Cong Sun. Real Estate Valuation and Cross-Boundary Air Pollution Externalities: Evidence from Chinese Cities. Journal of Real Estate Finance and Economics, 2014, 48(3): 398-414.

        Siqi Zheng and Matthew E. Kahn. Quality of Life in Urban China: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Environment. Chicago Press. Forthcom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