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怎么过妇女节

        一年一度的“三八妇女节”来临，我们抚今追昔，看看民国时期的妇女节是怎么过的。

从传入中国到法定节日

        国际妇女节诞生于20世纪初，源于欧美各国的一系列妇女运动，最初并无固定的日期。1910年，第二国际在哥本哈根召开妇女会议，德国代表蔡特金提议将3月8日定为国际妇女节。其后，英德荷俄奥等国纷纷接受，在3月8日举行固定的妇女示威活动。然而，中国人对此基本是茫然无知的。

        比如，1920年南社文人陆秋心，在新文化运动代表性杂志《新妇女》发表《妇女节与劳动节》。作者介绍了五一国际劳动节，认为劳动节的产生与妇女运动有关，西方的劳动节实际就是妇女节。此种说法当然只是一种道听途说。其后，《新青年》等杂志的个别文章曾介绍西方以3月8日为妇女节，但并未引起关注。

        将妇女节真正引入中国，并固定为一种纪念活动的大概是鲍罗廷夫人。1924年，鲍罗廷作为共产国际代表驻扎广州，监督国共合作。鲍夫人向何香凝、邓颖超、蔡畅等介绍了国际妇女节的历史，为国民党起草了一份三八节庆祝纲要，并拟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资本家压制妇女、反对多妻制度、立法保障女子参政、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等几个口号。当时国民党刚刚成立妇女部，由部长何香凝主导，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庆祝大会。广州各妇女团体、全市的女学生都参加了大会。纪念大会的步骤是，先由组织者慷慨陈词，痛陈妇女的苦难，呼吁妇女投身革命之中获得自我解放。其后参加者巡游全市，张贴标语大喊口号。次年，广州的妇女节庆祝模式推广到全国。

        1927年的妇女节，国共合作已濒临破裂，在武汉还暂时维持着脆弱的联盟。此时武汉政府的妇女工作，基本被中共控制。据说，当年的三八节大会，有20万妇女参加，由武汉政府妇女部部长黄慕兰主持，活动方式与当年的广州类似。然而，此时的国民党右派开始反对中共控制妇女运动。庆祝大会结束后妇女游行，国民党右派花钱买通了一群十二三岁的雏妓，指挥她们光着上身冲进游行队伍。雏妓冲进队伍的一刹那，便有人摄下照片四处印发，说共产党领导的妇女运动，竟然如此有伤风化，举行躶体大游行。

        国共正式分裂之后，国民党从共产党手中夺回了妇女运动的主导权。1929年7月1日，国民党中政会通过立法，定妇女节为法定节日。为限制中共控制妇运，国民党取消了大会之后游行的步骤，规定各地只召开纪念大会，并必须有高级党部派员指导，各机关单位派代表参加，不放假。

        抗战胜利后，政府才规定妇女节放假一天，工资照发。比如，1946年江苏省社会处即训令各县政府，本日工厂女工亦可休假，工资不得拖欠。1948年的妇女节，台湾省政府也规定“全省各机关学校妇女职员准放假一天，以资庆祝”。当然，三令五申的另一面意味着，妇女节放假的政策执行得不彻底。比如，1949年3月13日的《申报》报道，上海西南纺织厂女工，在三八节向厂方要求放假一天，未蒙允诺遂全体罢工。厂方叫保人将闹事工人领回并开除三人，再没人敢要求放假。可见，虽然保障妇女权益的口号喊得震天价响，但实际上连休假权都无法真正得到保证。

国共不同的庆祝模式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妇女节庆祝的主导权基本控制在国民党左派和中共之手，庆祝充满了革命性，活动带有激进的解放诉求。合作破裂，由国民党主导的妇女节庆祝已经没有了以往那种激进的革命色彩，参加者基本是国民党妇女干部、上层贵妇和城市女白领，与广大民众关系不大。每年的妇女节大会仍然例行召开，但演讲中呼吁的是追求个人的经济独立，不做男子的依附，几乎没有政治诉求。至于集会游行，基本被官方禁止。比如，1936年，政府就下令妇女节不准集会游行。不过，北平、上海等地还是由民间自发组织了盛大的示威运动。

        到了抗战时期，国统区妇女节庆祝的内容更有所变化，那便是基本不提个人的解放，而是利用三八节来宣传妇女如何支援抗战，促进全民族的解放。比如，1939年的重庆妇女节纪念大会，由中央党部主办，邀请了各妇女团体、各机关单位的妇女代表参加。宋美龄亲临讲话。宋美龄不提妇女争取政治或经济上的平等，而是号召战时广大妇女注意节约、推进生产、扶助军人、鼓励丈夫儿子从军等。由于抗战时期社会上能容纳妇女就业的岗位有限，甚至一度出现了“妇女回家”的呼声，呼吁女性做一个贤妻良母。妇女节庆祝中，更实质的内容是义卖或募捐。1938年，香港妇女纪念三八节大会，举行售旗活动，共收获银310元，除大会支出外，结余97元，全部拨给女青年会代购军用雨衣鞋，寄给前方将士使用。

        此时中共的活动转入地下，基本采用游行或暴动的形式庆祝三八。1930年，中共中华全国总工会向妇女党员发出指示，要求利用妇女节与国民党、资本家抗争，组织工厂女工示威游行。同时，要求“赤色工会”设法出版妇女节特刊，向国民党控制的“黄色工会”发起宣传攻势等。不过，此种地下斗争，零星而不成气候，基本处于旋起旋灭的状态。中共转入农村之后，有了属于自己的陕甘宁根据地，开始重新以大规模的活动庆祝妇女节。

        然而，对中共而言，此时的妇女节已经不是一种单纯的庆祝活动，更多表现为一种对妇女的生产动员活动。由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边区的条件恶劣，生产物质紧缺，妇女节的目的主要是动员妇女和男子一样进行大生产，承担更繁重的生产任务。于是便有了各种劳动竞赛和生产竞争，有了“三八红旗手”之类的评选活动。男女之间的性别差异逐步被抹杀，全部成为国家大生产下螺丝钉式的个人。此种庆祝形式，一直延续到共和国时代。

表演化与形式化的妇女节

        当然，民国时期很多所谓的妇女节庆祝，都充满着表演化，且流于形式化。对组织者和参加者而言，不过是一种不得不完成的任务。至于在庆祝大会上说些什么，喊些什么口号，自己未必晓得其真正含义，亦未必真正奉行。

        比如，1931年上海某大学的女学生领袖到复旦去主持妇女节纪念大会。有同学戏剧化地记录道：“她的言论和去年一样，什么三从四德是中国妇女的锁链啦，什么亲爱的姊妹们团结起来共同反抗男子的压迫啦……堂堂皇皇。好像我们二万万女同胞的解放，经她这样登高一呼，立即都完成了。然而，回到学校数小时后，该主席的行动，竟使我大惊失色。当日晚餐后，楼上忽然发生暴动。原来是今天上午在复旦开妇女节纪念大会的主席和她同房的多年的好友在凶猛地打架哩。主席果然厉害，几下工夫，已把敌手的眼部打得鲜血淋漓。敌手终于落荒逃走了。主席并不拍马追赶，倒反伏在自己床上，像杀猪样地痛哭起来。”

        一般社会舆论也批评妇女节庆祝的形式化。1946年3月8日《申报》有一篇《三八节的废话》，讽刺参加庆祝的妇女们只会喊口号，并借参与妇运之名逃避家庭责任：“谁都知这三八节是替妇女出气的日子。到了这天，妇女们无论做到做不到的，必定开会一次，演说一次，游行一次来纪念它。每年如此，即以中国来说，也有二十几次了。到了这天，有智识的人站在台上高呼，没有智识的人跟在后面狂喊，忙了一天，一觉醒来，头一天的事全都忘了，照样有智识的妇女和丈夫闹意见，受心理上的虐待；没有智识的妇女被丈夫毒打，受生理上的虐待。文章而不会写，衣服而不会缝，菜不会烧，饭不会作，小孩子领不了，学生书教不了，锄头拿不动，地也不能扫一把，光坐了男人给预备的汽车或三轮车去搞妇女运动，那才真叫笑话呢。”

        至于市井文人，则以一种下流猥亵的心态看妇女节庆祝活动。比如小报《海晶》上有一则《妇女联合会成立，难为了周巡官》，文章说某年三八节，上海妇女界准备在八仙桥召开大会，由于没有通知当局，青年会不让开，警察局也派一位姓周的警官阻止。作者记录道：“娘娘小姐们嚷着要开会，在群莺包围下，娇声滴滴的一片开会声。”周警官被妇女们无礼纠缠了一个多小时，脱身后叹息道：“今日是女人的世界，女人真是不得了，不得了。”

        还有一家小报以《妇女节的奇怪口号：打到官僚纳妾制度》为题报道：“本届三八妇女节，妇女结队游行，口号、标语有‘妇女万岁者’已令人笑歪嘴巴！口号中最刺耳者，为一‘打倒官僚纳妾制度’，官僚纳妾而有制度，已属奇闻。一方面向市长致敬，一方面向市长喊‘打倒官僚纳妾制度’，是不特未能伸敬仰之意，简直有意向市长示威开玩笑了。”

        可见，在一般大众心中，所谓的妇女节庆祝，不过是一种玩笑，一种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