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德勇：杨守敬被过誉了，我更喜欢钱大昕

        【编者按】

        2015年春节期间，微信公号“芷兰斋”发表了当代藏书家韦力先生对北大教授辛德勇的访谈（题为《辛德勇未亥斋：学问是这样炼成的（上、下）》）。访谈涉及辛教授的藏书、治学往事，顺带提到他的一些学术看法。

        访谈中，两段文字引起了小编的兴趣：

        “我问辛老师是不是很看重这部书（杨守敬《水经注图》），他的回答让我有些意外，他说杨守敬虽然做《水经注图》下了很大工夫，但对《水经注》并没有太多的独特发现……”

        “就着这个话题，我们又聊到了顾炎武，辛老师认为把顾炎武列为乾嘉学派的开山人物，恐怕并不是十分恰当，顾炎武虽然反宋学，但他只是反具体的问题，而实际上顾炎武的学问还是宋学，只是顾炎武在某些研究方法上，跟乾嘉学派有一些相符之处，但实质精神上，顾炎武完全是宋学的思想体系。辛老师认为，阎若璩则不同，因为阎的研究方式确实是跟乾嘉学派完全相同者。”

        怎么评价杨守敬的《水经注》研究？如何评说顾炎武与乾嘉学术？就此两个问题，小编约请辛教授撰文进行些补充阐说，以期满足一些读者的求知心。于是，有了《关于一篇访谈的谈话》（此为原题，现题为编者所拟）。

        

        前不久，韦力先生在其与当代藏书家的系列访谈中，公布了一篇对我的访谈——《辛德勇未亥斋：学问是这样炼成的》。这篇访谈发布在微信圈子里。我没有接触过微信，但北大历史系保安一见到我就谈及此事，便惊讶地发现，其传播的速度和范围，都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而且对我来说，它是悄无声息地扩散的。在一段时间内，谁都知道了，只有我自己不知道。让你既惊叹，又颇感敬畏。

        韦力先生是当代中国最著名的藏书家，我一直都很敬重。敬重的原因，并不在于其藏书之丰独步天下，而是其品性淡定笃实，一心向学，是现在很难遇到的谦谦君子。大概更多地是出于礼貌和我们的交谊，他这篇访谈，对我颇有过当的私誉，自是愧不敢当。

        韦力先生和我的访谈，时间非常仓促，我没有专门讲述学术看法的意图，只是在谈论一些书籍时牵涉到一些相关的学术问题，自己的表述本来就不是十分清楚，韦力先生因不专门从事古代文史研究，理解和转述也多少会有些偏差。考虑到这条微信流传范围已经很广，及时、适当地做些补充说明，对关心学术相关问题的人，或许也有一定必要。我就在这里着重谈谈澎湃新闻记者向我提出的两个问题。

杨守敬研治《水经注》的成就与不足

        韦力先生在访谈文章中写道，我们在翻看《水经注图》时，我谈到杨守敬对《水经注》并没有太多独特的发现，这当然是我的原话，是在韦力先生问我是不是很看重《水经注图》这部书时讲的，随口闲谈。现在看来，很容易给人以我轻视《水经注图》或无端鄙薄杨守敬学术研究水平的印象。

        杨守敬对《水经注》的研究，主要有两项重大成果，一部是文字著述《水经注疏》，另一部就是这部历史地图集《水经注图》。这两项成果相辅相成，都是《水经注》研究的巅峰之作，是我们今天研治和利用《水经注》的重要基础，对此，我不仅非常钦敬，而且因承受恩惠殊多，还深怀感激之情。

        不过，在另一方面，就学术研究的深度而言，学术界很多人对《水经注疏》和《水经注图》的评价，似乎略有过誉之嫌。除了系统性之外，《水经注图》的贡献，主要在于把《水经注》记载的古代水道，标绘在清代通行的当代地图上；《水经注疏》则是把《水经注》所涉及的相关纪事，迻录到《水经注》本文之下，以便读者参照。在做这些工作的过程中，若非着力解决其中的种种疑难问题，除了基本的学养之外，更多地需要的是强劲的体力和持久的耐力，而不是高超的智力，杨守敬在上面举述的这两项成果中，缺乏的恰恰是精深的见解。

        出现这样的情况，也并不完全是由于杨守敬研究能力的局限。这首先应该是当时的研究需要和他的志趣使然。《水经注》的研究，在清代中期经过全祖望、赵一清、戴震等人对版本文字做出比较全面的校勘之后，迫切需要像杨守敬这样做出全面的“疏证”并编绘出一部《水经注图》，这对很多相关的研究，都非常重要，也是深入考辨解析《水经注》中疑难问题的先行工作，所以，我绝无菲薄之意。

        学术研究包含很多内容，做什么研究、怎样做研究，往往因人而异，有很大差别。尽管在杨守敬的学术文集《晦明轩稿》中，也颇有一些考证《水经注》的论文，显示出较高的研究水平，但从总体上看，杨守敬本人显然更看重像《水经注疏》和《水经注图》这样的著述。然而，对我而言，却更喜欢、也更看重解析疑难问题。我向韦力先生说自己更钦佩钱大昕，钱氏专拣硬骨头啃，努力解决前人回避不碰，或是解决不了、解决不好的顽症死结，就是想说明，相对于钱大昕而言，杨守敬在这一方面的能力，显然有所不足。

        谈到钱大昕的研究，我知道学术界有很多人和我的看法有很大差别。在这些人中，有不少人是不喜欢钱大昕的研究方法。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这当然无可置评。但还有一些人是瞧不起钱大昕，以为他的研究鸡零狗碎，对历史缺乏整体的认识。这样的看法，恐怕就很不妥当了。

        譬如，与同时人赵翼相比，赵氏的历史研究，主要是通过对分散史事的归纳，总结一般的规律性特征，而钱氏则是充分认识和掌握一般规律性特征的基础上，考辨种种疑难问题。在考辨分析的过程中，不仅需要严整邃密的逻辑思辨，而且还需要非常广博的知识。研究者要能够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从事这样的研究，对研究者知识和能力的要求，显然要超过前者很多。清人阮元论学，以为“为浩博之考据易，为精覈之考据难”，讲的就是这个道理（阮氏所说“浩博之考据”，实际上就是像《水经注疏》这样排比史料的著述，其他典型的著述，如徐松《唐登科记考》、《唐两京城坊考》，乃至近人严耕望的《唐代交通图考》，俱属此类）。就这一意义而言，我认为不宜对杨守敬的《水经注》研究做出过高的评价。

顾炎武与乾嘉学术的关系

        韦力先生的文章记述说，我认为把顾炎武列为乾嘉学派的开山人物不是十分恰当，而他并不赞同这样的看法。其实我对清代学术的变迁，完全没有花过功夫，了解非常有限，与韦力先生所谈的只是读书、教书过程中实际体会到的一点感想（而且早已有学者不同程度地讲述过相同或者类似的观点），本不值一顾。不过，这一想法，既然已经有人关注，亦不妨再补充谈谈自己这一毫无理据的直观感觉。

        早在逊清本朝，时人谈及乾嘉学术，就往往以顾、阎并称，将顾炎武、阎若璩两人视作开山鼻祖。单纯就考辨分析史料的方法而言，这固然无可置疑。但我们若是进一步稍加分析，则不难看到，在顾、阎之间，以及顾炎武与绝大多数乾嘉考据学家之间，其学术旨趣，还是存在比较明显的分别，貌似而神异。

        清代初年有一批学者，往往针对朱子学说，特别是其最通行的代表性著述《四书集注》发难，如阎若璩著《四书释地》，毛奇龄著《四书改错》，顾炎武更是直指朱子理学的基本体系和核心内容（我知道美国知名学者余英时看待这一问题具有与常人不同的特别眼光）。这是顾炎武和阎若璩两人之间、同时也是顾阎二人与其后乾嘉时期大多数学者的共同点，是这个文化大变迁时代所必然要出现的现象。

        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发展，从汉到唐，是一大阶段；自宋迄明，又是另一大阶段。宋学是对汉唐学术的反动，在南宋由朱熹而集其大成，迁延至明末乃趋于没落，因此才会有清代学术振起。宋学因破除汉唐学术的禁锢而兴起，清代学术的发生自然要以批判宋明理学为基础。包括顾炎武在内的所谓清初三大启蒙思想家，观念意识，无不如此。

        然而，我们若是抛开其相互对立的学术主张不谈，单纯审视其治学宗旨，也很容易看到，顾炎武的学术研究和朱熹一样，具有强烈的政治目的和社会意识。他鉴于明末的流弊而强烈反对宋明理学对超然的心性完善的追求，更加强调直接经世致用，所做研究，都服从于这一根本目标。亭林先生运用精密的考证方法来分析古代经典、礼制和各项典章制度，乃至风俗文化，在本质上，正是对朱熹在建立其理学体系的过程中所强调的格物致知这一治学路径的继承（朱熹所说“是非理会极子细，即道理极精微”，便是对这一治学路径的形象表述），并努力使其研究更具有客观性。

        做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顾炎武似乎是想做一个新时代的朱熹，创立一套新的学术思想体系。从顾炎武的各项代表性著述来看，从《日知录》，到《天下郡国利病书》，都带有浓烈的宋代浙东学术的色彩，即通过辨析梳理古今政事的得失、各项典章制度的优劣，引以为借鉴，从而达到经制天下的目的。我说顾炎武与朱熹的共同点，或者说顾氏学术与宋学的共同性，就是即此而言。

        相比之下，阎若璩治学，就更多出自对学术问题本身的兴趣。阎若璩在《潜邱札记》中曾引述徐乾学的话说：“古人之事，应无不可考者，纵无正文，亦隐在书缝中，要须细心人一搜出耳。”在《四书释地》一书中，他又“再四慨叹，前世之事，无不可考者，特学者观书少而未见耳”。这样的话，很形象地体现了后来大多数乾嘉学者的治学旨趣，即主要是出于探究未知事物的兴趣来做史事考据，不再像顾炎武那样怀揣经制天下的目的。

        所以，虽然顾炎武和阎若璩一样，其考据方法，对清代乾嘉学术的发生、发展，具有重要开拓意义和深远影响，但从治学目的上看，真正代表乾嘉学术方向的早期学者，应该是阎若璩，而不是顾炎武（当然乾嘉时期仍然有人追慕于顾炎武之后，譬如与钱大昕同时的著名学者赵翼，就更多地继承了顾氏的路径）。

学术问题要少“谈”慎“讲”

        在这里发表这篇谈话，我犹豫再三。像上面所说的两个问题，不拘对错，都肤浅至极，没有什么学术价值。对古代文史研究中的问题表达观点，需要在专门的学术刊物上，做出深入、具体的论证。未经科学论证的观点，即使碰巧说对了，也没有什么意义。俗话说瞎猫碰死耗子，你胡说一万个观点，总能碰对一个。

        一段时期以来，讲学、游学的风气日盛一日，由南奔北走而扩展至动辄飞越东西两洋，甚至由高端大佬下降至本科少年精英，出现严重的低龄化倾向。在学术著述方面，则是以“讲”和“谈”做标题、书名的论著，像雨后春笋，急骤涌现。局面很像是穿越到了明朝末年。不管是顾炎武之经制天下，还是阎若璩之自得其乐，他们做出成就空前的学术创见，都是有惩于明末学术的空虚浮泛。我不愿意在非学术报刊上轻谈学术问题（除非是先已做过比较专门的研究，再在报刊上就社会比较普遍关心的问题，述说相关结果），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出自对学术史的这一认识。

        除此之外，我主张少“谈”慎“讲”学术问题，还有一个技术性的原因，这就是大部分问题，很难三言两语讲述清楚，往往会造成误解。同时，随口而谈的话，不需要标注出处依据，以讹传讹的情况，往往会很严重，至少其准确性总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折扣。

        关于学术上的误解，譬如我曾撰写专文，论证明代不存在铜活字印书，至少没有文献和文物证据能够证明这一点。在韦力先生与拓晓堂先生合署的《古书之媒》这部书里，两人以对谈的方式，对我这一观点，洋洋洒洒地做了很多评议。虽然韦力先生很谦虚地说没有看懂我的文章，可拓晓堂先生却在根本不知道我说了什么的情况下，对拙说做了很多莫名其妙的批评。即使酒喝多了，在饭桌子上胡侃，这也有些过分，更何况写成文字，广泛流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