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斯蒂格勒中国三地行讲什么：技术进步正在瓦解大学

1、什么是技术？        

        技术，是生命用来进化的那一支架。人直立，能平视后，不再全部依赖嗅觉，去了解环境，于是，视觉更发达，大脑朝看的方向上进化得更多。三百万年前，人开始用树枝在沙地上划记号。这种书写，就是技术的开端。人是被技术-书写拖着进化的。技术是人工器官。技术就是人。人由技术带来。人仍在被拖着往前进化，像擀面皮一样地。

2、什么是技术-书写？   

        生命过程被技术化，才能进化。这是法国科学哲学家乔治·坎盖勒姆的看法。法国古人类学家勒鲁瓦-古昂在对远古人类的研究中得出结论：生命在它内部，是寻找不到进化的新路的，只能外化。人直立和开始用树枝在沙地上划线，就是生命走出自己，寻找技术支架，要以更高的形式，回到自己之中。生命外化后，才能更高地内化，才能向前进化。

        技术-书写拖着人进化。但技术-书写是药罐。第一记，我们就被这一技术-书写的毒性打昏，弄傻了，像我们在今天使用社交媒体时一样。但是，慢慢地，我们会反应过来，去克服技术-书写本身的毒性，仍用技术-书写去对付技术-书写。这第二反应，就是我们的新“知识”。

        斯蒂格勒认为，这一事后的反应，就是新知识对于生命的重新“加持”。一路上，人就是这样克服技术-书写的毒性，不断生产出新知识，去对付失控的环境，让自己一次次渡过技术带来的危机的。今天的数码运算的速度，已远超出人脑的计算速度，需要我们与数码性作殊死的战斗，才能重新收服它。这战斗，我们人类三百万年来一直在进行。这一次，我们仍然能安然过关吗？请注意：斯蒂格勒这一关于技术-书写拖着人类进化的看法，已远离海德格尔关于人的技术命运的看法，是独树一帜的！斯蒂格勒是目前公认的数码研究领域最重要的思想家。

        我们的大脑，从来都是被我们的社会——技术器官不断重新书写的。这个器官，曾被黑格尔称作“精神”，它有无尽的可塑性。我们原有的那种“阅读之脑”并不正常，必须被重新书写。我们今天的任务，是使我们的阅读之脑，转变成“数码之脑”。但今天的社交媒体，正在将我们的日常行为语法化到了一个文本空间中，将语流空间化，将活水一样的语言，当作了空间对象来传递。我们能不能逆转这个过程？我们的大脑能否诱敌深入，再一次逆转局势？

        数码化只是更细、更碎、更死板的书写。今天，在纳米技术平台上，形式与材料已不可分。许多形式在宏观上是不存在的。许多的新技术和新媒体对我们的影响，远远大出传统上新技术和新媒体通过文化工业对我们造成的影响！

3、“我们病入膏肓的教育机构”

        技术，是对记忆的辅助。记忆技术，尤其是网状阅读和机器学习这样的技术进步，正在瓦解和动摇大学栖息地，破坏大学地形，扰乱大学空间的组织方式，使我们不再知道大学场域分布，学科前沿之坐落，不再知道其理论战场到底在哪里。连它的校园的共同体处所和社会联系，也正在被脸书和微博和微信这样的社交网络，彻底架空。大学正在蒸发。

        老知识在新环境里都是对我们有毒的。新知识只能是这样长出来的，才对我们无毒：生命体探出自己，企图到它自身之外找到技术支架，但很快就中毒，新知识只开始于我们努力在其中解毒的过程之中。这时积累起来的人人的自我文本和作品，才能算是新知识！

        今天，整个知识体系都被打散，整体地都不能用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学也会坑爹。大学是无法改革的！必须创造另外的研究机构，必须创造另外教育机构和另外的教学方法！只有我们每人自己每天的二个小时以上的冥思，才是安全的了。

        数码算法是以光速在全球实时地运行，我们现在不能躲在大学这样的救生圈里，感叹“逝者如斯夫”！我们不能比它更快，就得以我们的超慢，来对冲，然后收复它。阿多诺们已在感叹理性正在被理论化吞没，那么，在今天，这理性化速度加快了N倍，我们的理性应该如何作出反应？

        大数据处理已使我们的全部旧知识都失效。新知识就是我们对于新技术书写、也就是这个技术药罐的全新应对的渐渐积累。不作出积极的应对，我们就会死在老习惯的毒性里。我们只能用新实践替换旧机构，对大学，正应如此。而只有基于可靠的理论知识，才能开始我们的新实践。我们不应该就这样呆在机构，而应改造它到底，甚至重演发明它！大学只是我们发明另一种大学的地方了。

        康德说，启蒙，是人靠着自己，将自己从被照看的未成年人状态中走出来。今天，不是宗教，而是数码性和社交媒体，横插进来，使年轻人无法成年，使他们婴儿化。今天的新启蒙，就是成年人主动做出榜样，让年轻人能通过与成年人的跨个人交往循环，去成年。

4、药罐

        柏拉图的《斐多篇》结尾：有学生告诉苏格拉底，诡辩派开始用笔写了，我们仍在对话，怎么办？苏格拉底答说，书写，只是pharmakon，是一只药罐。用书写，就会带来书写本身的毒性，而我们只能用书写去克服书写本身的毒性，没有别的办法了。

        数码的毒性，正从电影式药罐，向电视式药罐转移，今天已全面向社交媒体转移，正普遍地导致了观众或消费者的无产阶级化，这正如马克思在他的时代里向我们指出的那样，机器代替了工人的劳动知识后，造成了工人无产阶级化，彻底剥夺了他们的动手制作的知识和生活的知识。

        药罐是人工制品，也是人变成人的条件。人成为人，是人工器官和组织的源发于器官的过程。但这一人通过人工制品或药罐来变成人的过程，总是既生产出熵，也生产出逆熵，因而它总也是对人变成人的过程的严重威胁。

        一旦你不善于用pharmakon，别人就会来替你用。这就像吸毒一样，明明是我们的器官自己会生产的兴奋，结果需要一个中间物，来提供兴奋了，这种提供，短路掉了我们的跨个人化过程，结果只是毁灭。

5、关注与关照

        关注，是由个人的投注和保留编织而成。微博和微信里的“关注”，本来也应该是这样。“好友”是肯主动作出关注的人。但来自生活中的好友的关注，现在已被社交媒体里的记忆技术短路。

        我们人到哪里，都是要做梦和欲望，才能往前走的。技术手段给我们提供了做梦和欲望的空间，是我们的前路。我们应该使我们自己的这种经验成为正能量，不要由此对自己造成创伤，挫折之后，就去依赖某种上瘾。而今天的数码性，就成了让我们上瘾的迷药。它逼我们交出自己的关注和信念，杀死了爱。社交网络使感情饱和。我们越在社交媒体上滥情，就越会在真实的人际关系里冷漠和无助。社交网络也造成我们的认知饱和：使用新媒体和社交媒体时，轰向我们的信息越多，我们就越茫然；一点点放出信息给我们，用阴谋论来向我们汇报，我们反而感到巨大享受和鼓舞，像看《福尔摩斯》系列剧那样地过瘾。

        但是，生活有两半：关照他人和过自己的日子。关照他人时，从自己的孩子扩及旁人，这事就像与向传统学习一样地重要。关照的反面，就是欲望。付出的关照越多，自己身上生出的欲望就更有力，利比多经济之循环，才更流畅。

        个人身上深埋的远古文化池，通过在婴儿期与母亲的眼神的交流而激发，而开始跨个人化循环，直至接通整个传统，和人类的整个过去。个人的成长，只是对于这个古老的文化池的应对和回流的结果。

        如果我们的记忆短了，我们的关注，也就不会长。而现在的问题，是在这个控制型社会中，各种社交媒体在对我们的关注力加以大规模的工业开发。这个开发你也不能说它全是不好的，但它正在阻断、扼杀我们的内生记忆，身体记忆、物种记忆、代际记忆。

        在日常层面，我们的那些与消费行为相反的行动，叫做贡献（contribution）。它在今天的互联网上正大规模地出现：贡献式翻译，如字幕组；众筹；开源共享，等等。我们应该如何去组织和利用它们呢？

        我们最大的敌人，不是伊斯兰主义，不是主权扩张，不是民族主义，而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这种由数码性和社交媒体构架所造成的脱-崇高（désublimation）过程！最大的危险，是我们不会欲望，不会赋予我们面前的东西一致性，不再敢对还不存在的东西抱信念了。也就是说，我们不会爱了。爱一消失，就露出了使原先的爱水乳交融的那一技术装置的可怕的日常性和人工性，就像爱人们分手后不得不面对他们的爱巢的残酷时一样。崇高：就是用技术手段，将我们自己引导到那个还不存在、但我们想要和想要相信的东西之上，当它存在，赋予它一致性，使它脱颖而出，异乎寻常。

        当代艺术就是这样一种制秘术。制秘，也是电影导演戈达尔的蒙太奇变术的第二种：将不相关的东西放进同一个时空里，使它们形成一种新的神秘。毒药的另一面，不是毒药。我们也应该像学习驯服野牛那样，去利用全球资本主义力量的另一面。

        我们需要给康德动手术，找到我们自己时代的“新批判”。这个世界已经不“爱”它自己啦。不是新的资本主义精神不好，而是资本主义根本没有了精神：它不生产欲望了。它是一头将要撕碎自己的恶兽了。我们的新批判，不应该仍是康德的那一种，只会说：你能，因为你应当。我们得搭出新的工业艺术模式，在三个层面上作出技术批判：分析、综合、更高地把握。我们必须拿出比康德更高的批判版本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