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政厅|黄怡：社区规划最重要的是人，要把时间转换为空间

        社会学家、规划师、城市管理者、居民之间，大家对社区的理解不一样。需要对社区代表的内涵、范围，有一个共同认知，再来谈论社区规划。

        社区分不同层次，讲社区要看是在哪个层面上的，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做过类似的调研，居民对社区的认识，就是围墙以内、自己的小区。以前的规划中，我们将此称作“住宅区”或“居住小区”，更强调物质方面。现在，社区拥有了社会组织，但对空间还是有界定。

        真正进入社区后，我们发现，社区是变化的，而不是僵化的。谈论社区时，不能抛开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同一个社区在不同时段的呈现不一样，它是发展着的。

        一个社区，从1949年到1980年代，可能比较稳定；而1980年代以后，流动性增大，原来的特点就变了。比如广场舞，在十年前，没有那么多大妈跳舞，当初的规划不可能想到给她们造空间；而如果现在规划好，十年后的大妈又可能不跳广场舞了。一代代人是变化的。所以，讲社区的时候，要把时间转换到空间上。

        社区是差异化的。社区可以是不同层次，它不同于街道，因为街道完全是管理的角度，作为一个行政单位。我们说街道是一个社区，但这不同于规划上的意义，也非社会学上的社区意义。社区的差异性太大，每个社区的问题很具体。比如某工业园区，因环境污染，居民想要生态安全的环境；比如某街道，吸毒人口很多，凸显另一种安全问题，还有的社区是群租、贫困等问题。

        把大的社区规划抽象化后，很多问题没办法落在空间来解决。规划一定要跟空间结合，才有针对性。

社区规划的可能性

        我们做了很多年的居住区规划、居住小区规划，现在加上了一个“社区规划”。那么，怎么处理规划之间的问题：是不是原来居住区规划都抛弃，小区规划都不要了？在什么前提下，要引入社区规划？

        比如，在中心城区，小区已经比较成熟，不需要再做一个整体的小区规划。这时，我们做社区规划，其实已是城市更新规划了。社区规划是跟居住区、居住小区规划结合起来的。

        在郊区，要做大型社区，但它的使用者、居住者都不确定，所以还是先做居住区规划；对大型社区，从一平方公里甚至五六平方公里，是先做居住区规划，再做居住小区规划。而社区规划更多对应既有社区，使用者是确定的。

        对未来谁要居住的情况还不确定时，社区的人，你完全没有了解，怎么做社区规划？所以要把这个界定清楚：到底社区规划在什么条件下做，与既有的规划是什么关系。

        关于社区规划法定化，我泼泼冷水，即使把社区规划像控制性规划一样，作为法定规划，也没有用。因为，控制性规划是法定的，而规土局日常的工作，就是控规调整。所以，这个社区规划法定了也没有用，它就是不停调整，来一个领导，做一个调整。

        我认为，所有调整，都是在调整利益。先开发哪里，后开发哪里，没有定规矩；把哪块地作为重点，都没有错；还有容积率，是3.0、3.1或2.9，没有谁规定标准答案，都是相对的。

        现在，社区规划是什么，尚未清楚，如果先法定了，就容易犯错误。社区规划需要先做试探、试验，觉得有体系出来了，跟空间关系处理好了以后，慢慢地，大家觉得这个规划是圆满的规划，法定化就水到渠成。

        大家讲的社区规划，偏重公共设施以及均等化，没谈到住房。而住房决定人口，建什么样的住房，就住什么样的人口。让公共设施均等化，不能抽象看。因为设施跟住房连在一起，什么样的住房，配什么样的设施，应该各取所需，而不是都均等的，要有公平原则。

        不是简单地把公共设施放在那里，后面就不管了。还要强调交通的便利性、机动性的公平，以及环境生态的考虑。现在的情况是，好的社区有好的环境，而有的社区，让一些收入不高的、没有话语权的人，被迫承受环境污染的恶果。所以，公共设施只是一个基本的追求。社区规划真正要做到：安全的、公平的、健康的。

        社区规划，真正要为了居民来做。为了居民生活，创造一个安全、健康的环境，这是基本的层次。

        第二个层次，基于有历史的、有记忆的场所。先是有地方安定，然后才有历史。现在还做不到有根的社区，因为人们流动性太大，不停地搬家。好不容易在一个地方住了十年，有一点感情了，又迁移了，重新开始适应。

        第三层次，社区资本，比如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都可以作为社区的资本。对于社区，不用给它规划什么设施，最主要的是需要人，有了人，什么都有。社区的“人”很好，它自己有办法，你给它什么设施都好，如果社区的“人”不行，设施可能堆积在那，不会被使用。

        我们去社区调研，关注它有多少人，有多少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它只要有点资本的，不用担心，社区自然会发展。规划只要适当就可以了。

        比如经济资本，之前街道可以招商引资，今年又不可以了，街道的积极性一下就不高了。要做事，必须得有钱，本来有很多办法，现在少了这个经济基础，很多事情就很难开展了。社区要有好的就业，不然，光给它物质空间，是没用的。

社区规划的推进

        社区规划怎么做好，看看德国。2000年时，德国做了社会融合规划，它不是一个全面覆盖的规划，而是项目推进型的，从全国各个州，选择认为有需要的地方去调研。与我国社区不同，德国的社区面临人口萎缩的、衰退的状况，项目有大有小，基本上各个州都有，然后针对不同的情况，如物质衰退的、青年人口搬出去的、人口减少的，有对应办法，比如大型商业设施开社区分店，不开小店以保证品质，通过这些商务设施，来吸引年轻人回流等。每个侧重点不一样，解决社会问题、人员问题，等等，联邦政府会出一些资金。

        而我们做社区规划，到底是项目推进型，还是常规铺开性型？这个也要想想。

        长期来讲，应该有一个“社区规划师”。而其中的主角，除了规划师、研究者，应该有一个社区规划委员会，有公共参与。到了社区治理层面，需要由众多社区工作者、社团，更长久地发挥意义。因为社区规划只是做了规划，真正要运转，还需要很多社团、志愿者。

        比如，一个街道办，规划先了解小区里的居民，有哪些人、哪些资源将来可以用的，可以发挥调动起来，人们各自出钱财、知识、社会关系等，都成为志愿者。他们是社区长久发展的保障。

        （本文系作者2015年2月在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发起的“上海社区规划研讨会”上的发言，蒋晓娟、王昀根据录音整理，未经作者审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