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观察 | 希腊的紧急状况与欧洲虚无主义

【编者按】

        今年初，希腊极左翼政党Syriza赢得大选，“希腊退欧”（Grexit）的口号甚嚣尘上，其巨额债务是否会购销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一时欧盟的前景笼罩在一片阴影之中。

        不少关注欧洲未来的思想家纷纷对此发表评论，澎湃新闻此前已多有介绍，可点击文章下方“继续阅读”。3月6日，欧洲哲学界新锐圣地亚哥•扎巴拉（Santiago Zabala）及其导师、意大利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吉亚尼·瓦蒂莫（G. Vattimo）在《洛杉矶书评》上发表题为《欧洲（联盟）虚无主义》的文章，分析了Syriza赢得大选的哲学背景，即，目前有两种虚无主义态度笼罩着欧洲，一种为消极的虚无主义，如海德格尔所说，它去质疑已经形而上了的状况，在这种状况下，“唯一的紧急状况就是紧急状况的缺失”；另一种则是积极的虚无主义，对欧盟官僚主义迷梦说不，这正是希腊人民甘愿冒险选择Syriza的原因。

        扎巴拉和瓦蒂莫进而申论，欧盟的前景是变成一个形而上的社会组织，其中，科学和权力通过技术互相支撑。而左翼联盟党在最近希腊选举中的胜利不仅仅意味着弱国有望从欧盟强加的紧缩政策中得到解救，更标志着对欧洲虚无主义的脱离，这是对欧盟经历的政治、经济的衰退，以及最重要的，精神层面的衰落的一种拯救。

        萨巴拉是巴塞罗那大学教授，著有《存在的残余》，与瓦蒂默合著《阐释学共产主义》。瓦蒂莫是意大利在世的杰出思想家之一，著有《现代性的终结：虚无主义与后现代文化诠释学》等书。

        

        在欧洲文化中，弗里德里希·尼采和马丁·海德格尔仍旧是颇具争议的政治人物。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从其思想中汲取部分内容，用以摆脱虚无主义，在我们看来，正是这种虚无主义影响了今天的欧洲政治。今天仍有许多人认为尼采发出了纳粹主义的先声，而有更多的证据表明，海德格尔在1930年代确定无疑地参与了反犹主义政权。尽管如此，这两位思想家不仅揭示了欧洲虚无主义的内容，还预见了它的后果。这也是希腊左翼联盟党在最近大选中的哲学背景，希腊左翼联盟党是欧盟成员国内部第一个持有反紧缩政策立场并掌权的政党。这次大选不仅仅是一个政治事件，它还是对欧盟潜在的虚无主义的回应。

        海德格尔在其1950年代关于尼采的著作中，将虚无主义定义为一种过程，于其中，“这样的存在什么都不剩”。他不只考虑到了人们会因为追求 “存在物”而忘却“存在”，也想到了欧洲的未来。而这样的未来，就像我们已经能够看到的，变成一个形而上的社会组织，其中，科学和权力通过技术互相支撑。

        在谈虚无主义之前，我们简单说一下形而上。

        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思想在将“存在”界定为“当下”时是形而上的，也就是说，是对事物当下状态的单纯描述，因此它先天倾向于那些暂时的、受空间条件限制的当下的集合。这也是为什么海德格尔相信，当“我思”集合（基本上是同义反复）间的单纯关联变成绝对关联时，当下本身就变成了一切存在物的衡量标准。

        尽管如此，上述衡量标准可以在哲学史中追溯到多种来源( 从亚里士多德认为事物的真实状态是静止的，到康德所说的经验的先验条件，再到约翰·塞尔的社会功能的本体论），哲学家们一直倾向于认为存在是非历史性的静止几何体或事实。真实，在这个范式中，则等同于或服从于对存在的描述；思想消解于科学之中，即，消解于一个全球化的组织，其中所有的存在物都具有可预见的结构，有因有果。

        1950年代，当海德格尔在他的课程《什么被称作思考？》中阐明“科学并不思考”时，他并非简单地诋毁科学，而是想指出科学仅仅依据预先设定了的因果关系发挥作用。现在，如果科学已经成为了一种压迫工具，那么不仅仅是因为掌控它的人伪装成大人物，控制着欧洲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更因为一些形而上的原因，那就是存在已经被遗忘、被废弃了。这也许就是为何海德格尔在他所处的时代就预见到，“欧洲有一天将会变成一个单一的官僚机构，而这些所谓‘一起工作’的人则受他们自己的官僚主义的控制”。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这种官僚主义，或者更准确的说，科学，已经成了欧盟政策的本质。

        由此重提虚无主义。左翼联盟党在最近希腊选举中的胜利不仅仅意味着弱国有望从欧盟强加的紧缩政策中得到解救，更标志着对欧洲虚无主义的脱离。阿瑟·C.丹托解释说，对尼采来说，虚无主义意味着“世界的存在完全没有意义，它对人类抱负所持的敌意怎么想象都不为过。并非因为它或任何其他东西怀有自身的目的，而是它完全不在乎我们的信念或希望。”尽管哲学意义上的虚无主义和这个术语通常所具有的政治内涵没多大关系，但是，欧盟通过科技人员所强加的政策将其实体化了，而丝毫不考虑欧洲人的愿望。我们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正如尼采在《权利意志》中所解释的，“最高价值的自我贬黜”。最近的选举和民意调查显示，欧洲人对自身的经济状况和他们的领导人越来越感到失望，并且几乎已经完全失去了对欧洲一体化的信念。这种幻灭不全然是因为欧盟控制了全体财产，或是德国因为自身利益而继续维持希腊等南方国家的债务，而是作出反应的欧洲人自己意识到了欧盟潜在的虚无主义。

        也许尼采用来解释虚无主义的发展的“堕落的逻辑”，也关系到人们对欧盟信念的衰退，其可以归结为三个基本原因。在尼采看来，虚无主义始于历史上的某种神圣规则（或说天意），然而，这种神圣规则实际上并不存在，它也因此而失去了意义；其次，当世界及其演变被构想为一个整体，其中每个部分在这个系统化的整体中都有自己的位置时，虚无主义就被强化了。在这种情况下，关键并不在于这样一个整体或体系是虚假的，而是对人类的存在来说，这是难以忍受的，因为它使得政治、经济和文化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没有了意义。我们由此来到了虚无主义的最终状态，也是虚无主义的极端形式：失去对形而上世界和真理本身的信念，至少按照传统的理解是这样（我们在上文曾提及的，暂时的、受空间条件限制的当下的集合。）

        这种幻灭要么意味着意志再也无能为力，要么则显示为积极而有创造性的认识，即在意志本身之外，不存在任何规则、真理和稳定性。虚无主义源自不惜代价寻找到外部组织的原则。因此，它既意味着无力经验一个富有意义的存在，也提供了逃离这种无力局面的现实路径。虚无主义的这第一个层面，即“精神力量的衰退”是消极的。而第二个层面，则是积极的，标志着“精神力量的增强”。如果这种精神力量的自我显现主要通过消解一切需要有一致性的事物，如物质结构、永恒价值，以及固定意义，那么对此说“不”，就可以说是一种积极的虚无主义。

        那么，在今天的欧洲，谁是积极的虚无主义者？那些发出控告的人，按照齐泽克的说法，即“希腊政府由一群民粹主义极端分子组成，他们提倡无理而不负责任的民粹主义政策”？或是这些人，他们“为整个生活方式而斗争，阻止世界受到急速的全球化威胁，阻止拥有日常礼仪和规范的文化受到后历史的商品化威胁”。希腊人民不顾欧盟的警告和威胁，甘愿冒险投票支持左翼联盟党，决心消解由欧盟所确定的目标和既定意义，或者，如海德格尔所说，去质疑已经形而上了的状况。在形而上的情形下，“唯一的紧急情况就是紧急情况的缺失”， 也就是说，“一切都是可计算的，尤其是那些事先确定了的，无需质疑——我们是谁以及我们要做什么”,这是一种消极的虚无主义。希腊在欧盟内部被认为是紧急状况，是正在进行的中立政治的变数。希腊积极的虚无主义不仅得到本国财政部长雅尼斯·瓦鲁法克斯的鲜明支持——雅尼斯拒绝接洽“三驾马车”委派的审计人员，阿莱克斯·齐普拉斯在欧洲推进激进的反紧缩政策，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欧洲的紧急状况不是希腊左翼联盟党，而是所有这些被动地服从欧盟一揽子方案的人：它强制紧急状况离场。

        总之，左翼联盟党对“三驾马车”说“不”所显示出的这种积极的虚无主义或紧急情况，不止关涉希腊而且关涉全欧洲。这也许是唯一的机会，使欧洲得以从官僚主义迷梦的消极虚无主义中清醒过来，而这是正是它的管理者们（大众、议会、大部分国会）所强加并渴望保留的。正如教皇方济各最近用西班牙母语所说的，一个人必须要“hacer lio”，即制造一种非暴力的无序状态，或对国际金融机构说“不”，这些机构正在使欧洲经济窒息，对南方国家来说，尤其如此。必须“制造混乱”，这意味着，积极的欧洲虚无主义者只能是这些人：他们能够对抗欧盟正在经历的政治、经济的衰退，以及最重要的，精神层面的衰落。

        （雷静宜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