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开县“打工村”：三百余名高龄农民工仅一人有职工养老金

        2月27日中午，重庆开县竹溪镇团凤村9组，60岁的綦圣东正忙着招呼前来拜年的亲戚。

        他打算在这一天告诉大家，等过完元宵节，自己就将远赴深圳打工，当保安。

        “每月可以挣1600元，比呆在家里(入不敷出)强。”綦圣东一脸苦笑。

        这是澎湃新闻（东方早报）连续第7年走进团凤村，记录这群农民工群体的生活演变。与去年相比，他们又老了一岁。

        有全国第一劳务大县之称的重庆开县，人口165万，2014年外出务工人数53.5万人，其中，50岁以上的农民工（俗称“高龄农民工”）有7万余人，占比15%。团凤村有村民3200人，外出农民工1500人，其中，高龄农民工300余人。

2015年3月1日（正月初十一）重庆开县汽车客运站，外出就业的农民工逐渐增多。澎湃新闻记者 程艺辉 图

一个家庭的外出打工会议

        正月初九的团凤村依然有着春节的气息，村落里偶尔响起的爆竹声和来来往往走亲戚的人们，让这个平日冷清的村庄热闹了许多。

        中午，头戴鸭舌帽的綦圣东招呼在院坝里玩耍的七八名亲戚上桌吃饭。开饭前，老綦告诉大家，过完正月十五，他就要和几个老乡去深圳打工了。

        老綦原以为自己的打算会得到大家的支持，结果话音刚落，妹妹綦圣群立刻反对，“都六十岁的人了，外出打工身体哪吃得消？！”“我除了有骨质增生，身体没有别的毛病，干活没问题。”綦圣东回应。

        其实，这样的争执，在大年三十的年夜饭上就开始了。

        早在1992年，当过兵的綦圣东就跟随老乡们南下深圳，在建筑工地打工，一干就是20年，属我国第一代农民工。

        綦圣东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因患有骨质增生，2012年开始，他决定回家种地，但家里田少，每年仅有200公斤稻谷的收成；为增加收入，他偶尔到镇上干些搅拌混凝土的工作，每月有1000元左右的收入；农村红白喜事多，除了日常生活，吃药和送礼也是不小的支出，日子过得很拮据。

        “这年月，没钱怎么生活啊？”老綦也不愿意把患有高血压的老伴谭德友一个人留在家里，但是不打工挣钱，生活又成问题。

        老綦有两个儿子，均已成家，目前在北京打工。綦圣东不想过捉襟见肘的日子，但又不想给儿子添麻烦，所以他决定，过完年后，还是重新开始外出打工。

        老綦毕竟上了年纪，所以这次外出打工的决定很慎重。除了告诉老伴，大年三十年夜饭上，他特地召集两个儿子开了个家庭会。

        饭桌上，一听老父亲年后要外出打工，两个儿子当即反对。儿子们说，打工太辛苦，而且父亲年龄大了，外出不便，全家都会担心。

        “以我现在的身体状况，干活完全没问题。”綦圣东不服输，他突然站起来，抡了抡胳膊。老綦强调自己虽然返乡3年了，但有外出打工的经验。

        年夜饭桌上跟家人的这场“较量”，綦圣东使出浑身解数，算是赢了。两个儿子最后只好依了他的想法。不过，席间多次提醒他尽量找轻松的活干。綦圣东一个劲点头。

        两个儿子不知道的是，为这次出门，老綦早在春节前就准备好了行囊，还特地到镇上花70元买了件外套。

        老綦的薪水期望值并不高，他想着每月能有两千元收入，除去开支，一年下来还能攒下1万多元，比呆在家里强。

        老綦提前买好了去深圳的汽车票，正月十六已跟随老乡们出发。他看过老黄历，这一天是个出门的好日子。

一位高龄农民工的打工人生

        见到谢国万时，他正在熬中药。

        6年前见到谢国万时，他55岁，动作敏捷地从老乡的摩托车上跳下来打招呼。

        

        如今61岁的谢国万看上去已经完全变了样。身形佝偻，走路蹒跚。掉了大半头发的头顶上长满了湿疹。说话间，他不停地用手挠头部。谢国万称，他全身都长有湿疹，奇痒难忍。

        早在1990年，谢国万就开始外出打工。最初在海南一个建筑工地当杂工，每月能挣300元。老谢回忆说，那时候人年轻，体力好，一天干下来，不觉得累。

        1995年，谢国万离开海南，跟随老乡去了深圳，同样在建筑工地卖苦力，每月工资1000元。接下来的十余年，谢国万一直在深圳打工，收入也不断上涨。去年，他所在的建筑工地给他120元/天，还不算加班费。

        多年来在建筑工地扛大锤、抡铁镐，谢国万不得不承认“年龄大，体力不支了”。原本打算回乡就近打工，但在县城看了几处工地，（因缺乏机器）对体力的要求都很高，他打消了这个念头，选择继续前往深圳的建筑工地打拼。

        谢国万说，他所在的建筑工地，50岁以上的农民工有20多个。“人老了，不中用了。”采访中，老谢多次感叹，人像机器一样，用久了，各种问题就出来了。

        农民工怕老，更怕病。去年3月，谢国万在工地上咳嗽了好长一段时间，在当地去了多家医院没治好。害怕客死异乡，老谢赶紧坐车回到了家里，到开县人民医院弄了些药，结果病愈了。

        想起来，老谢觉得自己还算幸运，因为去年，他所在的建筑工地有一名50岁的民工生病了，工头见状将其送回了老家，没过多久，人就死了。

        那一次，老谢在家呆了10多天，而后又回到深圳。未料，干了不到两个月，发现全身长满湿疹，7月返回，9月又去了深圳，前后花了两万多元医药费。

        几经折腾，一年的收入所剩无几。今年2月5日，他随老乡们一道坐大巴车回家过春节。

        考虑到自己外出后，老伴一个人在家孤独，谢国万特地养了一条小狗陪伴她。

        谢国万说，他现在的身体状况“应该还能干几年”，但以后干不动的日子怎么过？他不敢去想。

        谢家只有0.3亩地，仅种了些蔬菜，老伴患有哮喘病，需常年吃药。因为存款不多，如果不外出打工，坐吃山空，积蓄会越来越少。

        如今，医生为谢国万的湿疹开了中药和西药，他严格按照医生的叮嘱服用，期望身体尽快好起来，以便早日回到深圳的建筑工地上。

一个高龄农民工村庄的打工之因

        团凤村面积11.8平方公里，所辖12个村民小组，总人口3200人。村委会主任罗建国告诉澎湃新闻，2014年，全村外出务工人员有1500人，其中，50岁以上的农民工有300多人。

        在团凤村，澎湃新闻随机采访的22名50岁以上的农民工中，最大年龄66岁，最小51岁。22人中，仅有5人不想再外出打工，其他人都像谢国万一样，尽管步入老年，但颐养天年还是个遥远的梦想，因生活所需，他们不得不外出打工。

        为了供儿子上大学，春节后，65岁的向可平再次回到广东湛江的建筑工地搅拌混泥土。向可平有一儿一女，如今，女儿已成家，儿子在湖南株洲上大学。

        向可平妻子李克秀说，其实，老向本人并不愿意外出打工，但家里的积蓄远不够供儿子念完大学，只好咬咬牙，再拼几年，为儿子挣生活费和学费；儿子2016年大学毕业，老向也许就可以歇下来了。

        59岁的陈四九打工已有29年。长期漂泊在外，近年来，他感觉身体状况越来越差，腿部的关节炎疼痛不已，以至于下楼梯都要侧身。

        与去年相比，陈四九头发已经全部变白。其实，他所在的工地已经明确要求不再招录55岁以上的农民工，但同村的包工头给他说情，称其为人老实，干事勤快，最终留了下来。

        其实，老陈自己并不想再外出打工，可去年10月，儿子的肺结核复发，老父病逝，他打工挣下的两万多元全部用光。无奈之下，只得再次背井离乡。

        团凤村有多少60岁以上的老年人，因为生计，在返乡后再次外出打工？罗建国等村干部说，这一现象确实存在，但村里尚没有这项统计。

一群高龄农民工的养老之忧

        从2013年7月起，陈龙源开始每月领取700元的养老金。去年，养老金涨到了800余元。

        陈龙源已经66岁。1990年代，他开始外出打工，在广东番禺一家生产烧烤架的五金厂里，先后做过搬运工，工厂小组长。

        2012年，厂方以超龄（60岁）为由炒了他“鱿鱼”。上班期间，单位给他缴纳了12年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回到开县后，他找到县里多个部门领导签字，补齐了剩下3年的养老金。

        返乡后，老陈没有再去外地打工，只断断续续在县城的建筑工地干点零活，收入多的时候，一年能挣五六千元。2014年干了10天，挣了1000余元。

        他感叹，从去年初开始，经济不景气，即使在当地也不好找活干了。为了节约开销，补贴家用，他和老伴在自家的0.5亩地里种上了蔬菜，还让老伴在家里开了个小超市，卖点啤酒什么的，尽管生活紧巴巴的，但凑合着过。

        但在团凤村，很少有人像陈龙源这么“幸运”。

        国家统计局《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建筑业农民工未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居高不下，外出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的水平总体较低，农民工被欠薪比重日渐上升。

        团凤村村委会主任罗建国告诉澎湃新闻，据统计，全村300多名50岁以上的农民工中，仅有陈龙源1人由用人单位缴纳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其余人到了国家法定退休年龄（男60岁，女55岁），只能领取80元/月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这无异于杯水车薪。

        63岁的陈立春有3个儿女，但他却一直坚持在建筑工地卖苦力，打工多年，最后没有保障。

        2012年，老陈从广东返乡后未再出远门。呆在家里没事做，闲不住，他便去镇上一建筑工地搅拌混凝土，或者帮别人修修堰塘。妻子谭德碧称，除了打工，家里养了10多只鸡、鸭，还准备种些蔬菜来卖。

        60岁的李先林，4年前选择了返乡。目前，他在家带孙子，没有收入，生活费来自两个儿女。

        接受澎湃新闻采访的高龄农民工们表示，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对自己未来的老年生活深表担忧。

        据开县劳务办统计：全县50岁以上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人数的15%，有7万余人，大多分布于建筑行业；由于建筑行业的特殊性，工程存在分包、转包现象，这些农民工均在包工头手下干活；目前，全县外出农民工在建筑行业打工的，尚无一例由建筑单位购买了职工养老保险。

        那么，如何保障这一群体的未来？开县劳务办主任袁万祥称，目前采取的措施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但他同时表示了另一种担忧：该保险保障水平低，到规定年龄后每月仅能领取80元，随着年龄递增，高龄农民工迫在眉睫的养老困局已是一个社会问题。

        律师周立太认为，企业拒不为农民工办理养老保险具有普遍性，在建筑行业尤其明显，导致这一现状的主要原因是劳动监察部门监管不力；部分法院或劳动仲裁部门有法不依，违法不究。

       他说，我国第一代农民工已经老了，正逐渐丧失劳动能力，基本权益得不到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