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权运动小史：女权主义不应只属于城市中产

        20世纪的中国妇女，经历了不同历史话语体系的主体性建构：从传统儒家伦理规训的家庭中的女性，到殖民现代性情欲化的女性，再到毛时代男女平等的国族框架中的妇女，改革开放后由女性知识精英所倡导的女性主体意识，进入1990年代后，迅速被市场经济和商业文化利用、收编和规训的欲望化女性主体。

        家庭主妇、剩女、女工、农村留守妇女、白富美、女汉子、女权主义者、拉拉等等女性身份的命名展现的是一副众声喧哗的景象。仅仅采用西方女权主义理论框架，或者坚持单一的马克思主义阶级视角，都无法理解当下中国错综复杂、多元并置的性别政治和文化。

晚清：中国女权运动的肇始

        在目前的研究文献中，研究者普遍认为中国的女权主义运动肇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梁启超、金天翮等男性知识分子主张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妇女受教育权等等观念，但在他们的论述中，妇女解放运动隶属于启蒙运动与民族主义运动的一部分，仍以男性为中心，王琦称其为男性女权主义（male feminism），以区隔于1949年之后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家女权主义（state feminism）。2013年出版的《中国女权主义的诞生》一书重新发掘了长久以来被历史所遗忘的晚清女权理论家何殷震，作为一个激进的无政府主义者，她既强烈批判儒家意识形态所支撑的帝国父权制，也对当时男性知识分子的启蒙话语提出尖锐批评，指出女权主义斗争不是从属于民族主义、种族中心主义和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议程，刘禾、丽贝卡和高彦颐认为她提出的“男女有别”和“生计”是比性别-社会性别（sex-gender）和阶级（class）更全面和有效的女权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范畴。借由何殷震与梁启超、金天翮的对比，她们指出打破中西二元对立逻辑，破除与整体化的西方女权主义相对立的中国女权主义的预设和想象，重新思考中国女权主义的复杂谱系和历史脉络之必要。

        自晚清开始，以秋瑾为代表的一批女革命家兴办女学，参与革命，后来的国民革命、北伐战争，妇女都有参与其中，当时的妇女运动要求破除封建婚姻制度，追求自由恋爱和婚姻自主，争取男女同等的参政权、财产继承权、受教育权、就业权、刑法权等，宋少鹏以权利的个人主义特征和权利与自由的关联，将争取权利的女权运动界定为自由主义女权运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城市社会空间里存在三类妇女运动：争取政治和法律平等权的女权运动、以慈善和社会服务为特色的基督教妇女运动、争取经济权益的劳动妇女运动，前两类运动的参与者主要是城市知识女性，第三类主要是城市女工，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女工运动和相关的公共话语论辩与宣传，使得劳动妇女运动的可见度日渐上升，逐渐与清末民初开创的知识妇女女权运动一同成为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史的两条主要线索。1927年前中共领导和支持的妇女运动与中共在1949年之后采用的“妇女解放运动”不同，前者既吸收了五四女权主义的思想，又以五四的“社会”和“社会主义”思想为依据，企图超越和克服自由主义女权运动只强调权利的局限，将妇女运动与社会整体改造性工程相结合(宋少鹏,2013)。1920年代的妇女解放思潮与五四启蒙运动主张的人权思想一致，但伴随反帝反殖民的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妇女解放思潮很快被民族主义思潮覆盖，关于人的解放的“女性”概念也逐渐替换为社会解放的“妇女”概念，作为解放对象的女性同男性站在一起反对封建社会制度，女性自身的议题不得不退居其次。

毛泽东时代：男女平等的妇女解放运动

        毛泽东时代的妇女解放运动，主张男女平等，女性享有和男性一样的政治社会权利，女权主义被认为是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而遭到批判和封禁。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从五四时期滥觞，主要观点包括：妇女的受压迫根源是私有制，因而是阶级压迫的一部分，妇女参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革命是获得彻底解放的唯一正确道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在社会主义中国，男女平等是国家主导的意识形态，政府自上而下的妇女解放运动通过推动妇女成为社会人，享有和男性一样的政治社会法律权利，建构出男女平等的制度条件和社会空间，以公共领域淡化甚至抹杀性别差异的无差别的平等来带动私人领域的性别秩序变革，从而消除两性的权力等级关系。新中国的男女平等、同工同酬、婚姻自主等法律政策，缩小性别角色对女性的异化，女性这时候不是父亲、丈夫、儿子等男性角色的依附、从属和辅助角色，但却是一个集体——民族群体的化身。她在经济、政治、人格的自主和独立均以从属和臣服这一集体为前提，以获得集体许诺的独立平等，又以消失自我为代价——不仅是性别角色的差异，还有个体之间的差异。但这个时期公共领域的男女平权，并没有在私人领域里展开，也就是说家庭关系中的父权制从未被撼动。

改革开放：自由主义女权运动

        后社会主义阶段的中国，女权运动与国家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1978年开始，中国大陆开始了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被视作“市场女性主义”（market feminism）的代表学者李小江提出“有性的人”，以打破毛时代的去性别化的妇女研究。1980年代的翻译热潮，同样也带来了一批西欧女权主义著作的引进，如法国波伏娃的《第二性》、英国伊格尔顿的《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等等，和一批本土妇女研究和女性主义书籍的出版，如李小江主编的《妇女研究丛书》、张京媛主编的《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荒林主编的《中国女性主义》等等。

        1995年在北京怀柔召开的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是中国妇女运动发展的一次重要历史转向。这次会议直接带来了NGO在中国的合法化，诸如“性别平等”、“女性赋权”、“社会性别主流化”等等概念为中国女权主义者提供了新的话语资源，从而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下的“男女平等”拉开距离。一批来自美国女权主义理论著作借机翻译和出版，例如美国自由主义女权主义代表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和凯特·米利特的《性政治》。

        1990年代以来中国女权主义深受美国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理论的影响。中国大陆开始向以福特基金会为代表的国际基金会开放，推进与社会性别有关的各类发展项目，促成高校开设与社会性别相关的课程和研究项目，以及培养了一批社会性别研究者。在中国大陆逐渐形成了两个女权主义者群体：在高校和学术机构以研究为主的学院派和在妇女NGO组织以项目为主的行动派，两者往往有着密切的联系，例如妇联官员以及高校与妇女/性别研究机构的学者很多人都参与了体制外的女权运动，而妇女NGO组织的背后也往往有着她们的支持。这些老一辈女权主义者有着丰富的社会资源和物质资源，为发起、组织和维持女权运动提供了必要条件。

        另外，妇联通过数十年政府主导的女权运动建立了遍布中国大陆农村和城市的基层组织和动员结构，其他政府分支机构从来没有获得过管理妇联的权力，妇联的运作相对独立，因而有学者认为，在1995年世妇会上，妇联定义自己为NGO不是无稽之谈，它是一个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的非政府组织”。妇联所代表的国家女权主义被视作自上而下的妇女运动，通过动用政府权力将妇女议题纳入各级行政机构的议程之中，而1995年世妇会后成立的一批草根妇女机构被视作自下而上的独立于政府的行动方案。

        八九十年代中国大陆妇女研究面对的批判对象是国家女权主义（state feminism）的主导地位，政府垄断了妇女运动的话语，而作为运动对象的妇女缺乏自身主体性。出于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反叛，以李小江为代表的一批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者通过对“铁姑娘”形象的解构和对女性性别认同的重新建构，“在理论上，把妇女的解放从阶级的解放中分离出来；在学科上，把女性研究从传统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中分离出来；在战略上，把妇女运动从国家塑造和控制的模式中分离出来”。民间妇女组织的纷纷成立和妇女研究的学科化为中国女性提供了一种新的自发性的政治参与方式和社会空间。

当代女权运动：文化全球化

        当代中国内地的女权主义思潮表现为一个西学东渐或文化全球化的过程——这里“全球”的实际所指是北美和西欧，而1990年代以来中国内地女权主义思想资源的参考系主要是美国，这个阶段对西方女权主义的借鉴是在本土历史脉络和问题意识支配下的选择，“把纷繁复杂的（复数）的女权主义理论简约化为可操作性的性别理论”，将理论去脉络化和去历史化，遗留下了将理论绝对化、神圣化和普世化的历史问题，对国家女权主义的批判抽空了“男女平等”所浓缩的中国妇女运动实践/知识生产体系的政治能量，召唤出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某种程度上契合了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只在既有制度框架下争取妇女的个人权益，对消费主义和市场机制本身缺乏警惕和反省，从而对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对妇女权利造成的伤害处于失语状态。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农村留守妇女、城市外来女工、国有企业下岗女工等女性群体成为改革浪潮中的弱势群体，而出于对毛时代国家主导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反感，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者抛弃了“阶级”分析范畴。社会性别理论成为当代中国内地女权主义主流话语，这确然在某种程度上吻合了中国当代城市知识女性的问题和困惑，但却忽略了广大城乡弱势妇女的权利，以及其生存状况与国家体制之间深刻的依存关系。帮助弱势妇女群体的项目采用的是“保护妇女权益”的名义，却没有能力去质问资本主义制度和市场化过程本身的结构性问题。有学者指出，“性别平等”不能涵盖女权运动的全部内容，“性别平等”只是女性作为性别主体意义上的解放，只强调性别平等，会遮蔽妇女作为阶级、族群、国家和其他社会范畴的成员所可能获得具有历史语境和现实维度的解放。

展望21世纪：女权运动再出发

        即使在西方社会语境中批判中产阶级女权主义，不是说中产阶级的就有问题，而是从知识生产的结构角度看，用中产阶级女权主义为所有女性代言才是有问题，批判真正的落脚点是知识生产和社会运动议程的政治经济学。因而我认为，对当代中国女权运动更准确的质疑应该是，是否存在以知识女性为主体的女权运动对女工、农村留守妇女等弱势女性群体的议题的忽略或遮蔽？除此之外，知识女性与女工、农村妇女之间有可能构筑姐妹情谊吗？

        对“阶级斗争高于一切”的矫枉过正造成了中国女权运动的全面右转，不了解社会主义妇女解放运动的历史遗产，接触的多为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理论，中国很多女权主义者自动放弃了反抗新自由主义的武器，也没有反思资本主义压迫的自觉性。如今站在历史的当下，如何批判性地继承社会主义妇女解放运动的历史遗产，又如何反思当下女权运动议程的失衡，并在政治行动上找到女权运动的多元主体——在当下城市女权运动中比较边缘的女工群体，以及在整个漫长20世纪女权运动中都没有自身主体位置的农村妇女群体？我想这些问题是值得今天的性别研究学者和女权运动人士深思的。只有重新发掘中国女权运动和女权思想的历史资源，将女性问题置于政治、经济、社会、地域等多重维度中予以分析，和劳工群体进行广泛的联接，中国的女权主义才不会只是城市中产的宠儿，而能够迎来更广泛、更有力的怀抱。

        （本文首发于微信公号“破土工作室”：potu_groundbreaking，原题《中国女权运动史》，发表时有删节，欢迎向作者提意见，邮件：echoice31@gmail.com。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