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周其仁谈专车：光放牌“永远”不可能放到供需平衡

       今年“两会”期间，交通运输部部长杨传堂一句“永远不允许私家车进入专车运营”引起热议。

        互联网“专车”诞生后，出租车市场的博弈又增一局，包括政府、消费者、司机、出租车公司和互联网公司在内的各方都在互相试探。

        “这个游戏谁大谁小很难说。你管他，他也管你，他一叫你就得停。”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在3月19日“‘互联网+城市交通’的市场融合”研讨会上说。

牌照管放之争

        国内出租车市场供给整体上严重不足。

        北京大学法律与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薛兆丰在会上分享了一组数据，目前，全国每天的轿车出行需求大约在6000万次，其中3000万次可以被出租车满足。每天还有50%左右的出行需求不能被满足。

        全国租赁车辆的数字大约为35万。但即使把这35万辆租赁车辆全部投入市场，“也只能满足当中剩下一半的不到10%左右，也就是全部市场需求的不到10%。剩下的部分都由各种黑车、专车、不明不白的车，或者我们称之为法外的车来满足，所以这个市场是非常大的。”

        10年来，以北京为例，尽管人口增长一倍到2000多万人，出租车仍保持在6.6万辆。

        薛兆丰认为，“释放私车潜力是互联网城市化的必由之路”。互联网打车解决了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这也动摇了运营车辆数量管制的根基。

        针对出租车监管、专营的现状，清华大学教授、全国人大代表蔡继明在今年“两会”期间已经提了关于互联网以及专车和出租车管理体制改革的建议。

        蔡继明在上述研讨会上提出，如果要对现行交通制度进行改革，应该从政府放权开始。首先应该对出租车管理制度进行改革。第一，政府应该放权，把市场的还给市场，增加出租车牌照。第二，借着公车改革，可以把公车卖给租赁公司转化为社会出行资源。

        而现存的牌照问题，他认为，当初出租车牌照都是政府免费发放的，现在为了增加运能每年增发10%，此前免费得到牌照的人也不应该有意见。如果此前牌照是有偿发放的，这些有偿牌照也应该有一个时间限制，超过时间限制就不应该继续享受“垄断保护”。

        对于专车目前合规车源严重不足的现状，在蔡继明看来，可以与现行公车改革相结合，把要拍卖的公车转给租赁公司，转化成给社会提供出行服务的专车。这样不仅解决了公车改革问题，同时解决了专车车源不足的问题。当然，对于专车来说，根本改革还是应该减少约束，给其更大的生存空间。

        周其仁显然不认同这种说法，“天下事情要管，就要对被管的人负责任，所以放牌永远不可能放到供需平衡。由于时间分布有时差，放多少牌是合理的？真放多了，在上下班波峰时段上供需平衡，等到波谷时段就麻烦了，很多司机就没事了。”

        “要管他就要对他负责，对他负责很大程度上就被他管，这个事情从来都是这样的。”周其仁补充道，“社会问题，尤其是现代社会问题，空间、人口、时间等搅在一起的问题，可能要注意程序。哪一个问题都涉及各方的利益，但是你怎么落，所以高度重视程序和理性。也可能最后不是我最高兴，也不是蔡教授最高兴。”

专车的他山之石：监管应讲包容

        在工信部副总工程师何霞看来，交通运输部现在遇到的棘手问题多少有些熟悉，在监管中新老业务博弈是绕不过去的问题。

        当年，IP电话（网络电话）刚进入市场就资费降价了，于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全国当时只核准了6个IP电话的企业，周其仁回忆说，当时监管严厉，“甚至还因此抓人”。

        工信部最早处理的就是电信运营商的PSN的电信和IP电话，IP电话一进来之后就降价了。好长时间不让他进，全国只发了6个IP电话的企业，这个一开始存在着这个问题。

        “美国是这么解决的，他让IP电话新的企业者必须承担电信运营商所有的责任，比如必须能够免费打911等的应急电话，他们要保证质量等等。我们给他们一些约束就放开了，现在将近10年了，基本上还是能够相对平衡，这就形成一个结构性的分工了，因为他传统电信运营商价格也在降价。”何霞说。

        她又举例说，“去年，马化腾在飞机安检时，被安检人员追问微信是否会收费。后来工信部让他做，但给他提出了一些要求，在技术上让他们处理一下。今年又碰到微信电话本的问题，这个对电信运营商挑战太厉害了，最后还是让他做了，他改正了一些问题之后又继续往前走。”

        “现在讲的包容性管制不是非要管，是包容性地管，这句话很文气。解释土一点就是一个阶段内君子动口不动手。不要贸然来一个硬的，一硬这个后果可能很严重。”周其仁表示。

        他不由想到，当年邮政局某局长面对快递业对传统邮政的冲击时选择打压新兴的业态，还显得理直气壮，“牛跑快了，就不归牛官管了？”

        周其仁认同李克强总理在“两会”所言“法无禁止即可为”，不应随便定性新业态“违法”。

        他同时主张，把该放的权力下放到省市，同时把该承担的责任一起下放。“600多个城市同样互联网跟出租结合，有很多不同的情况，各个城市的拥堵程度、紧张程度、道路资源还有交管局的关注点都不一样。”

        “我们这个社会要给新技术、新商业模式一个空间。只要大了，里面问题多了，立法会加快，现在没有那么严重。所以要有容忍度，‘法无禁止则可为’，这个思想要普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