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共分子”费正清的中国研究靠谱吗？

        “如我这样一位中国问题专家，必须挖掘问题的各方各面。这就如同新闻记者要挖掘新闻故事的各方各面一样。正如记者，大学里的研究者必须拥有与任何人接触交谈的自由，哪怕他本人的观点与受访者截然不同。”

        ——费正清接受美国参议院内部安全委员调查时的发言

冷战铁幕下的费正清：共产主义分子？

        1951年9月21日，哈佛大学校报《The Harvard Crimson》报道了一位本校历史系教授遭到“诽谤”与“不公正对待”的新闻。

        这位倒霉的教授便是费正清，他原计划前往日本当一年访问学者。当时，仍在日本实施军管的美军拒绝了费正清的日本签证申请。面对费正清本人以及哈佛方面的质询，华盛顿的“有关部门”们只回答：“根据目前政策与规定，所以拒绝费正清的访日申请”，却没有给出任何具体理由。 当然，无论是费正清本人还是舆论，都对真实原因心知肚明。

        首先，他是“太平洋国际学会”（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的成员。在“麦卡锡主义”如火如荼的政治背景下，全美多达110个各行各业的社团组织上了所谓”共产主义性质“的黑名单。自创立后，便具有浓厚自由主义、国际主义倾向的“太平洋问题学会”也位列其中，而其成员同样毫不意外地会被“打入另册”。不过，与学会有关联者众多，身为哈佛教授的费正清却似乎受到了当局“格外关照”，以至于被拒绝离境。美国当局的这份“特别关注”主要是源自当时已变节的苏联间谍 Elizabeth Bentley的指控——费正清秘密加入了共产党组织，同情并协助共产党的活动。虽从未与费正清并没有打过任何交道，但时常陷入歇斯底里状态且严重酗酒的Elizabeth Bentley则坚持声称曾在美共党内文件上看到费正清的大名，所以她认定他肯定也是美共分子。

        尽管有了变节间谍言之凿凿的“爆料”，但美国情报部门却始终没有发现有关费正清是“共党”的实际证据。即便是在“麦卡锡主义”渐入高潮之时，在查无实据的情况下，也只能暂且通过例如“限制出境”这样的方式来限制其行动。然而，“费正清教授涉嫌通谍！”之类的报道却早已见诸报端，从《波士顿邮报》（Boston Post）到哈佛校报都几乎在跟进事态的发展。当年大部分被Elizabeth Bentley指认是“共党分子”者都选择拒绝回应，受够了舆论骚扰的费正清则选择了主动予以回应。在访日申请遭拒后，费正清立即在马歇尔将军、国务卿艾奇逊以及参议院国内颠覆活动调查委员会主席麦卡伦的见证下发表了“本人非共党”的宣誓书。接着，他又主动致信要求联邦调查局对他进行一次全面彻底审查并对外公布结果。

        1952年3月，费正清被参议院内部安全委员会传召，当着议员们的面再次宣誓：自己从未加入任何共产党组织，也未主动参与任何共产党的活动。一切关于他的诽谤中伤都是捏造的。折腾了大半年后，费正清终于以这种方式自证“清白”。在从“麦卡锡主义“的政治漩涡全身而退后，费正清愈加感到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社会对近代中国认知的缺乏。按他自己的话来说：“在中国问题上回击麦卡锡主义必须依靠教育。由于在所谓丢失中国问题上我受到公开的指责，因此我便下定决心，持久地负起教育美国公众的义务”。于是，费正清开始计划在哈佛大学筹建近代中国研究项目，之后便有了大名鼎鼎的“东亚研究中心”。

“遏制而非孤立”的对华理论提出者

        1955年，哈佛东亚研究中心正式成立时，费正清成功游说卡内基基金会、福特基金会提供了近百万美元的资助。有了充足的经费保障，东亚研究中心首年招收的东亚研究专业博士生便多达26名。在费正清担任首任所长的18年间，先后培养了200余名学生与研究人员。至70年代，哈佛毕业的东亚研究学者几乎占据了全美七八十所主流大学的相关讲席，而所谓“哈佛学派”的名号也因此而传盛名于江湖。即便是在今天美国各大知名学府，要寻出一所没有费正清“徒子徒孙”的学校，着实不易。

        如今从学术史角度来回顾，对费正清那代美国学者来说，他们最大贡献之一或许在于开拓了中国历史研究的“疆域”，以一种跨学科的方式来打破“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区隔，进而以一种“中国研究”（或东亚研究）的区域研究方式（Area Studies）来进行。当今仍活跃于欧美学界的中国研究专家、哈佛燕京学社社长裴宜理（Elizabeth Perry）在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就曾遭遇过上述尴尬。当时她就难以说服密歇根大学政治学系同意将晚清农民起义及其与共产革命的联系作为其博士论文选题，因为在当时的政治系主流看来这项的考察需要上溯至19世纪中期，而那是属于历史学的范畴。与之相较，费正清在创建东亚研究中心之初便意识到近代中国研究是一项需要跨学科推进的综合型工作。除了招纳历史学者，也邀请政治学、法学乃至经济学学者共同参与。20世纪60年代后，哈佛东亚历史中心以及费正清本人的影响力已不再局限于学界，而是开始对美国对外政策产生实际影响。此外，东亚研究中心兴起的另一个后果便是直接加速了太平洋国际学会的终结。相较于“麦卡锡主义”的阴影，该学会的解散更多是由于学术上的缘由。因为哈佛东亚历史中心已经完全取代了学会之前在学术界的地位，自然也就没有必要继续存续了。

        1966年3月21日，此时的费正清已不再是所谓“疑似通共”的学者，而是作为“专家证人”再临参议院，为外交委员会的亚洲政策提供咨询。他明确提出“遏制而非孤立”的对华政策理论：美国理应扩大与中国大陆的接触，设法让北京领导层融入国际秩序，而非依照他们的革命理论破坏之。费正清的这番言论尚在美国政治高层流传发酵之时，倒是先激起了台湾当局的愤怒。早在抗战与内战期间，费正清便对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多有批评。此时台湾当局自然也将其言论视为“亲共产中国”并出卖了“中华民国”利益。

        4月，国民党中常会议定应对之策：“洽请我国著名学者，以个别撰文或联合声明等方式，不断在报章杂志发表声明”严于驳斥，并计划以“广告”形式在美国重要报纸上刊登。蒋介石随即批准该计划。之后，台湾当局的“体制内学者”胡秋原、徐高阮、郑学稼领衔在《纽约时报》以广告的形式刊登了《中华民国一千五百余学人及教授给美国人民的公开信》，台湾《中央日报》又以“出口转内销”的方式进行转载。公开信正式刊登前，台湾当局还曾要求台湾知名学者签名支持，凑足这“一千五百人”。有关方面甚至找过殷海光，结果殷海光却评价此信内容幼稚可笑，自然拒绝签字。此后，数年间台湾内部甚至掀起了一轮“揭批费正清亲共阴谋”的政治浪潮，各类指控骇人听闻。不少台湾学界人士因同情或不愿参与揭批运动的言行而被指为“费正清集团在台湾大阴谋“的一部分而受牵连，如殷海光便被迫辞去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央研究院”院长王世杰屡次被逼辞职、“中研究”近代史研究所所长郭廷以干脆挂冠赴美不归，而许倬云、胡佛、李亦园等“中研院”研究人员也都被打成“费正清的小特务”，甚至是“国际共产极权主义秘密体系”在台湾的重要角色。“中央研究院”则成了某些人口中“费正清倒台灭华的司令部”。有趣的是，这桩几十年前台湾当局对费正清开展污名化运动，却在今日又被国内某些人捡起“老调重弹”，倒是应了借殷海光当年的评价。

        尽管当时台湾岛内闹的风起云涌，但费正清的对华观点却被美国决策层吸纳接受。尼克松与基辛格都将他的研究成果，作为自己政治外交决策的思想资源。之后，尼克松政府透过不同渠道接触北京的外交策略实际上也是费正清理念在国家政治层面的事件。在1966年参议员外交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他就主张美国应该采取迂回方式改善对华关系，先默许其他国家与中国交往，继而允许乃至吸纳中国参与各类国家组织乃至联合国，从而达到“让北京领导层融入国际秩序”之目的。回顾基辛格穿针引线的对华秘密外交之路以及中国正式获得联合国席位的过程，几乎皆与费正清此前提出的“路线图”契合。1968年在出任第83届美国历史学会会长的就职演讲上，他就强调“任何研究都应当有实际效用”。在费正清看来任何学术研究不应只是象牙塔里的“智慧游戏”，“学者的责任不仅是增加知识，而且在于教育公众，影响政策”。

经典史学著作的意义：提供一种最具普遍性的意义解释

        20世纪80年代后，对于中国研究者而言，费正清及其同辈学者论著的意义则更多在于让读者能够暂时跳脱国共双方各自基于意识形态”党史叙述脉络“，从第三方的角度来重新认知中国近代历史的演进过程。无论是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又或是其代表作《美国与中国》、《伟大的中国革命》等等都试图从宏观的角度来把握近代中国的走向。尽管他所提出的“冲击－回应”模式一直被诟病过于简单化，但却开启了中国区域研究之先河。最近二十余年来，随着宏大叙述在全世界史学界的没落以及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兴起，无论是在欧美还是中国国内，年轻一代的历史学者似乎都不约而同地放弃解读历史宏观问题的雄心，转而专精于各个细分领域的探究。

        对于当下这种“术业有专攻”的碎片化倾向，裴宜理却有非常犀利的批判。在她看来，年轻一代学者尽管有了更多可以利用的政府解密档案，也可以随时进行各类口述访谈，但这些新近中国研究尤其是近现代史领域研究的视野都无一例外的非常狭窄，以至于根本无法真正超越欧美老一辈研究者即费正清及其同辈学者的论著。细节之处的研究固然有价值，却也不过是为前人的宏观叙述来补充亦或修正历史细节而已。换而言之，如今有关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看似繁盛，但绝大部分研究只是对前人研究的“重复论证”。在裴宜理眼中，英语学术界关于毛泽东时代最好的著作，依然是那些由于种种条件限制而无法充分利用原始文献资料的“经典著作”，例如本杰明·史华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与毛泽东的兴起》、鲍大可《干部、官僚机构和共产主义中国的政治权力》、李侃如《天津的革命和传统》以及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等等。与某些人的认知恰恰相反，当下学者反而缺乏老一辈学者对所使用史料的高度警惕态度。由于缺乏这种警惕态度，便难以在看似丰富的史料中，挖掘出史料的独到之处。而由于处在冷战的大背景下，如费正清这样的老一辈学者，同样更在意比较中国与苏俄共产革命之间的相似性与差异性之类的重大议题，而这却是如今年轻学者不愿轻易触碰的话题。

        其实，费正清作为二战后美国第一代中国研究开创者的卓越贡献与“江湖地位”，学术界早有定论。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费正清关于中国研究的“经典论述”不容挑战或商榷。实际上，费正清本人对此也同样保持开放的态度，而所谓“哈佛学派”出身的学者也未必是费正清的“信徒”。1977年费正清从哈佛荣休后，接任讲座教授“宝座”的孔飞力（Philip Kuhn）早在哈佛读博士期间就曾因论文规划问题与他发生过分歧。虽贵为“学阀”，但费正清最终仍接受了孔飞力的意见并对他之后的研究表现出欣赏的态度。而费正清的学生柯文（Paul Cohen）日后也对老师主张的“冲击—回应”中国近代史诠释模式提出商榷，进而喊出了“中国中心论”、“在中国发现历史”的学术主张。然而，这同样不妨碍柯文承认费正清、史华兹的教诲让他终生受益受益匪浅。而这种教诲更多是一种历史学方法论意义的传承。

        历史学绝非档案、口述等文献资料的复述，而是在仔细考辨的基础上，努力提供一种当下最合理且在方法论上最具普遍价值的解释方式。正如海登·怀特曾在《元史学》中开宗明义地写道的那样：“历史学家不仅赋予过去的事件以实在性，也赋予它们意义。”在历史学乃至整个人文社科领域，追求普遍性，或者让自己对个案、局部的解释具有某种意义上“普遍解释”的潜力理应是所有有志成为史学大家者的基本自我要求。若非如此，那么史学研究的学术实践便无可能进步。就在不久之前，美国当今另一位中国史研究大家周锡瑞（Joseph Esherick）教授在上海社科院的讲座上亦有类似感慨。他说：人老了，终于可以放手去做一个宏观的大题目了。而周锡瑞现在做的“大题目”还是回归了当年自己老师费正清所关注的中国近代的母题——或换言之：中共何以成功，国民党又因何失败；中国百年的革命道路又是如何一路走来的。

        不过，这类学理的探究从来不会真正惹公众关注。

        曾几何时，历史热从“百家讲坛”延烧到了“微博微信”。不过，宏观的历史叙述似乎天生与手机的小屏幕八字不合。若是抱持来读“揭秘史学”或者“故事会”的淳朴愿望，那么某些所谓的海外中国研究“经典”，确实不必多看。因为里面不会有跌宕起伏的内幕故事。然而，无论是想真正理解美国近代以来中国观的演变，还是希望理解前后不同时代中国历史叙述之间的关联性，那么如费正清及其那代西方学者的论著似乎又是一道“绕不过去的坎儿”。

        前些年，日本著名历史学者沟口雄三曾出版一本中国近代史的评论集，取名《中国的冲击》。这个书名明显是对费正清当年“西方冲击，中国回应”学说的呼应。之所以取这个名字，沟口雄三便如此解释：“我在此使用中国的冲击这一标题，是因为我把鸦片战争以来的所谓西方的冲击作为一个潜在的问题”。

        而提出这个至今仍在深刻影响中国历史叙述的潜在问题，不就已成为了所谓“经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