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教育讲兴趣重自由看似选择多，其实兴趣要靠纪律培养”

1984年，梁鹤年的四个男孩在家门口的合影。如今背后的圣诞树已经有8米多高。（图片来自《家有四男》内页）

        中西方文化与城市规划领域专家梁鹤年说，教女孩儿他一窍不通，可是教男孩略懂一二。家有四男，这么多年摸着石头过河，也算摸出了点道道。最近，这位加拿大女王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学院的院长在三联书店出版了新书《家有四男》，讲述了他的四个儿子的成长故事。

        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时，自言“过分”乐观的梁鹤年认为，在这个家庭关系常常要用“社会契约”来维系的时代，他依然很传统地相信“爱”才是教育之本。

 “兴趣是靠纪律培养的”

        梁鹤年育有四子，所以书名也为“家有四男”。不过，老大在孩童时期患有疾病。七岁那年老大被诊断有抽动症，不能自控地打嗝、怪叫、抓脸，一度被校方要求退校。但他不自怜自艾，现在是华盛顿州立大学研究大气化学的教授，还娶到了聪明漂亮的教授妻子，业余时还创立了一家精品时装网站。

        老二慷慨长情，最为人尊重，他选择医学为业，却跑到了多伦多最为脏乱差的贫民窟附近，为社会底层的人服务。

        老三最为聪明，少时即展现了数学和音乐方面的兴趣和天赋，牛津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他希望成为像哈代（他发现了拉马努金）那样的数学家，或者像伯乐那样的教学家，教学相长。

        老四热情单纯，相信世间大多事物是好的。虽鲁莽，常常碰壁，但差不多每次都能否极泰来，他的不怕吃亏让他一生好运，也几乎“人见人爱”。

        得男如此，大约是世间父母都想幻想的“齐天之福”，问梁鹤年，他却说“其实孩子是可以教的，我写这本书，就是想让父母们都乐观一点。”

        人不是生来就会做父母的，教育之道有一部分来自与上一辈的相处，梁鹤年说幼年母亲的坚韧与无私给自己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虽说是摸着石头过河，教育孩子基本还是用中国传统的方式，以爱为本。长期旅居欧美的梁鹤年认为，西方教育的讲兴趣、重自由看似提供了大量选择，不强迫也不坚持，但“孩子终究是孩子，大多数都注意力分散，集中力不够，乱打乱撞、浅尝即止怎能发掘真兴趣。除了极少数的例子外，兴趣是靠纪律培养的”。

        说他传统，家中四子几乎很少遭到父母责骂，更罔提挨打，除了妻子的鸡毛掸子是威慑用的武器，梁鹤年和妻子几乎都是以“理”服子。梁鹤年对孩子的“掌控”范围从朋友到家庭教师，甚至到了大学时代，四个孩子还每天住在家中。

        在他的理解中，家庭并不等同于社会的小缩影，无法用“等价交换”这种方便的形式来衡量彼此的感情，因为父母对孩子的爱是无私的。梁鹤年认为孩子的性格是天生的，而人格却是后天的，父母的责任便是助孩子成人。他的四个孩子，老大倔强却不愤世，坚强自信；老二温文却不懦弱，善良和顺；老三聪明却不傲慢，谦逊自知；老四热情却不盲目，慷慨大方，如何为性格的正面发展创改造空间，这正是教育的目的。

1983年，家有四男。老大九岁，老二七岁，老三三岁，老四一岁。（图片来自《家有四男》内页）

“乐观一点，孩子是可以教的”

        澎湃新闻：你的教育经验是从何而来的？

        梁鹤年：我的经验还是中国式的，原则一直不变：以爱为本，因材施教。这也是我小时候母亲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

        香港最穷的地方叫深水埗，深水埗最穷的地方是石硖尾，我家在上个世纪中期就住在石硖尾的木屋区，父亲因为生意失败，全家最困难的时候，八口人就挤在一间九平米的房间里。我记得很清楚，妈妈因为肺病动过大手术，切掉了四分之一的肺，但仍然辛苦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同时她一直教导我们不能因穷而荒废，要坚持按照自己的才能来做事，可是说她把梁家当做自己的事业，这点和后来我的妻子非常像，所以我一辈子都很尊重这两位女性。

        澎湃新闻：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有没有曾经犯过错呢？

        梁鹤年：当然有。在老大的抽动症被诊断前，我一直很焦虑，他时好时坏，我也患得患失。当时我不知道从哪里听来一个怪理论叫做“震惊治疗法”（shock treatment），就是猛力地摇动他、吓唬他，希望他“醒”。当时也是无助到了极点，现在想来肯定是做错了，还好孩子的坚强和对我的信任给了我很大的鼓动。

        犯错、失败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动机，如果动机是出于爱的话，很难担保不出错，但是出错后吸取教训就好。

        我的二子是做医生的，他观察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人在批评自己时往往只从动机（是否正确）出发，而在批评别人时却只看他的行为对不对。

        澎湃新闻：许多人现在用等价交换的方式行家庭之道，你认为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是怎样的呢？

        梁鹤年：有些家长在孩子做家务后便给予相应的“劳务费”，我们不这样做，父母与孩子的关系怎可变为嘉赏和收买呢？

        另外一点，教孩子的方式上，可以选择同社会合流，也可以选择不合流，但前提是要好好思考。如果是深思熟虑而非出于私利做出的决定，即使和社会大流不同也应该坚持。

        澎湃新闻：你会把对四个儿子教育的成功经验用于孙辈身上吗？

        梁鹤年：我不会的。儿媳妇是人家的女儿，她们长大的过程同我的孩子不一样，要接受，而不是塑造成为自己理想中的儿媳。另外，对教育孩子来说，我认为父母之间的关系比祖父孙辈之间的关系更重要，如果过多干预，不仅对孙辈不好，对自己的孩子也不好。孩子最先接触的成人世界就是父亲母亲，如果对他们的感情都没有信心那如何对社会有信心呢，所以最重要的是保护父母之间的感情。

        澎湃新闻：从你的书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成功家庭的案例，是否存在普世的教育方式呢？

        梁鹤年：我认为我说的方法就是比较普世的。人们可能看到“棍棒底下出孝子”，可能看到自由主义培养精英，但是不能以这个结果去推论教育是否成功。英语里说是because of 还是inspite of，是因为方法对了，孩子成功了，还是即使不用这个方法，孩子也能达到这样的成功。

        我写这本书最大的意愿就是想告诉家长，乐观一点，孩子是可以教的。许多家长对孩子的未来悲观且不自信，所以才逼着他们学这学那，殊不知，剥夺他的兴趣，抑制他的才干，最后又没有得到好的结果，就是三重打击。关键要看有没有好好利用上天给你的东西。

 “城市建设的道理也是一样的”

        澎湃新闻：谈谈你的老本行城市规划，你最初在香港大学念建筑系，为什么后来选择出国读城市规划？

        梁鹤年：我从小有些浪漫的情怀，觉得要为更多的人服务。毕业后做了三年建筑师，深感建筑只是为富人盖房的职业，而只有城市规划才能面向更多的人。另外一方面，1970年代香港的年轻人都有“洋为中用”的想法，我也想去西方最好的地方看看，他们究竟好在哪里，所以我先后去麻省理工学院、剑桥大学和雷丁大学念书。

        澎湃新闻：建筑和城规在当时看来还是距离很远的专业，四十多年过去了，现在的建筑师似乎越来越关心城市肌理、周边环境，你认为现在建筑同城市的关系是怎样的？

        梁：有人说过，中国是建筑师的天堂，规划师的地狱。城市应该给人提供生存工作的良好空间条件，但我们队空间的理念还在摸索中。而且中国现在的土地利用乱七八糟，地方财政的混乱、圈地卖地、急功近利都影响着城市的发展。

        每个人在城市中既是机会的追求者，同时也是提供者，比如家长为孩子追求好的师资教育，但是提供学生资源；校方追求好的生源，但提供优质的学位。如何在空间上将两者结合起来，这是我提出的“城市人”理论的基础。

        但是其中的道德观是我最关心的。现在的城市乱像象是因为大家都追求私利和自我保存，却忘了人的本性中还有与人共存的部分，这不是道德选择，而是自然天性。你可以说我对人性过分乐观，但我没有偏见，就是这样认为的。不同的人类社会给予这种天性或多或少的空间，我们要做的也许就是如何给予更多这样的空间。

        我谈“家有四男”，其实也是谈自我保存和与人共存的关系，城市建设的道理也是一样的。

        

【书中句子摘录】

        家才是学习相处之道的最佳场所。与朋友交，合则留不合则去，而与家人处，合与不合都不能脱身。

        孩子不告诉父母是因为不敢，不敢是因为他知错。错事令他羞耻，知耻的不会大错。

        “同毛色的鸟，群在一起”，帮孩子选朋友很重要。

        真谦虚只可来自自知之明。对人说自己什么都不懂，不是真谦虚，而且是有点功利和虚伪，因为怕承担、怕说错，甚至有点以退为进的权谋。真谦虚是：懂的说懂，但不骄，不懂的说不懂，但肯学。

        讨论不是辩论，辩论是求胜，讨论是求知。胜是一时之快，知才终身受用。

        上大学留家学处人，就像实验室做实验，在尝试中学习。上大学离家独处，就像上战场学打仗，幸运生还的少，不幸战死的多。

        有时我会这样想：如果孩子什么都告诉我，我承受得了吗？也许，我只是不想听假话。如果孩子知道我的心，知道我不想听的他就不说，这也许就够了。

        不要算旧账，那会使当前的事情变了味，不再是事情的对错，而是孩子的疮疤和烙痕，甚至是他的人格和操守，他怎下得了台？这不是教育，是羞辱。

        把好的东西注满心孔，使不好的东西无孔可入。

        唯有爱，才可以化腐朽为神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