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第一藏书家韦力：拍卖最幸福的时刻不是得到，而是期待

        上海工美拍卖公司搞古籍大拍与别家不同，最大特色是没有规律。十几年来，仅搞过几个古籍专场，直到近两三年，才将古籍大拍专场固定下来。这个固定专场的主办人，是郭明先生。郭先生本在上海国拍，协助王德先生搞古籍专场。几年之后，王兄觉得搞拍卖太过费心费力。

        尤其近几年，古书的价格有点像过山车，让不少经营者像是找小姐找成了老公，砸在手中的书真是不少。但是，大幅度地割肉又狠不下心，以自己的买价给拍卖行，拍卖行又不接，这种局面使得拍卖公司的征集变得异常困难。

        因为以高于市场的行市将书征集过来，在拍场上白转一圈拍不出去，拍卖公司也收不到佣金，只能要求卖家降价，这个说服过程当然异常艰难。但即使征集到手，并且在拍场上也顺利地拍了出去，恰恰是因为整个经济形势不好，买家的资金不充裕，很多人拍到手后，长期拖着不付款。而卖家又不体谅拍卖公司的难处，不断地催账。这种进退维谷的情况，催生了王兄的抽身之意。

        2011年，王德先生结束了跟上海国拍的合作，不再办古籍专场，也没有转投他家，真的退出了拍卖行业。他带出来的几位助手，又在国拍延续了一场，那场拍卖的结果还不错。但不知什么原因，郭明先生却没有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在国拍独立搞了一场之后，郭明带着队伍离开了坚守几年的阵地，转投上海工美拍卖公司。他们在工美用不到两年的时间，有规律地举办了三个场次的大拍，之后又停了下来。2014年，他又转投博古斋拍卖公司。这期间令人眼花缭乱的移步换景，非我这位局外人可窥其详。

        郭明之前的工美拍卖，由于古籍大拍没有固定专场，爱书人对此公司便难有耐心的关注。就我个人而言，每年春秋两季固定的大拍，始终是我心中的一个期待，我享受这个期待。而真正得到图录，清楚了每场所有的拍品，再经过看展参拍，这种期待的幸福感会抽丝剥茧般渐渐消失。如果在拍卖前的一两个月有央视的记者来问我：“你幸福吗？”我给出的答案一定会令他很满意。        

        这种不固定的拍卖方式也有弊端。对买家而言，因为难得关注，所以即使有这么场拍卖会，也只有跟此公司相熟的客户能知道。想吸引更多的买家参与，便成了一件困难的事。对我这类骨灰级的爱书之人而言，如果无意间错过了某场拍卖会，之后又在其图录中看到有自己众里寻它千百度而未得之品，那种难受劲儿非局外人能够体会得了。

        对卖家而言，把拍品送到这样的公司上拍，怎么说也算一种损失。因为来的人少，又缺重要买家，这样的场次中竞争程度很难达到白热化。在拍场中，某件拍品拍得天价，那肯定是失去理性的肉搏战的结果。拍场中的礼让三先，是拍卖行最怕看到的情形。因此，不定期地搞某类大拍，对拍卖行本身也同样是个损失。

        因为拍卖公司靠佣金吃饭，虽然按照相关规定，拍品未成交也要向委托人收取一定的费用，包括图录费、保险费、保管费等等。有些公司坚持的比这个还要严格，卖家把书托到自己手里，拍卖公司要收单方或者双方的佣金。这样的公司其实最受买家欢迎，因为这对卖家的胡乱托举多少有着震慑作用。但在实际操作中，大多数拍卖行很少跟卖家收这些杂费，重要的原因是，拍卖行征集拍品已经远不如前些年容易，若跟卖家较上真儿，那难得的拍品可能就会花落他家。

        2009年春，上海工美的“大石斋遗珍”专场就是这种情形。虽然工美的拍卖多年前我就参加过，但当时是请王德兄代为参拍。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拍卖行没有我的地址，所以工美也从来不给我寄图录。我都是从书友那听说他们要有古籍大拍时，才去找书友向此公司索要图录。

        但这个专场其实我知道了也没用，因为从图录的名称上看，我不会想到这里面还会有那么多古书。以我有限的知识，也早就知道唐云的大名，知道大石斋是唐云的堂号，但毕竟唐先生是著名的画家，我当然认为这个专场应当是唐云的绘画专场拍卖会。我是在博古斋的拍卖会上，看到一位陌生人，手里拿着这本图录。

        吸引我的是这本图录的封面，素白底色上趴着几只蚂蚁——我从未见过唐云画蚂蚁题材。好奇心让我向此人索要图录一观，此人很是警惕，说上面有自己的标价，怎么可能让别人看。我意识到自己的失礼。在拍场中，买家最忌讳他人翻看自己的图录，因为里面标识着自己的出价，以及对某拍品真伪的看法等等。这不仅是隐私，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秘密。

        但我对那几只蚂蚁还是不死心，总觉得唐云画这种东西恐怕另有含义。正巧在现场遇到了王德先生，他是地主，我理所当然地让他帮我要一本图录。他说：“你也知道了这个专场？里面的碑帖真不错，有几部古书也很难得。”什么？里面还有古书、碑帖？这让我大感意外。

        我要图录本来只是为了蚂蚁，竟然还附带着古书，这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喜出望外。王兄马上帮我要来了一册，我急急翻看，知道了大石斋遗珍专场分为三个板块：中国书画、文玩杂件和古籍碑帖。而图录的封面上，确实是除了那几只蚂蚁，没有对里头的这几个板块儿进行任何的说明，成心不想让人去买。

        我忍住了自己的观书之意，先在图录内寻找那几只蚂蚁，果然找到了原图。原来，是我看走了眼，这几只蚂蚁并非唐云所绘，而是齐白石给梅兰芳画的蟋蟀图。看到这个名称再细看图案，好像真是几只蛐蛐儿，这更加让我肯定了自己在绘画方面没有丝毫的天分，可惜了自己身为画家之子。这几只蚂蚁，不，蛐蛐儿，尺幅很小，最多A4纸的三分之一，但估价并不因为其小而受到贬损，是八十万到一百五十万元。

        以我的观察，收藏家大多喜欢“××之最”的作品，所以巨幅画作和巴掌大的袖珍画，同样受到买家的追捧。十几年前，嘉德上拍过一张同样尺幅的齐白石作品，图案比这蟋蟀图还要简单，上面只画了一只苍蝇。那张画我没看错，的确是一只苍蝇，因为那幅苍蝇图上有齐白石的题记——他说这只苍蝇在他的画室里飞来飞去，飞了好几天，赶也赶不走。

        白石老人认为这只苍蝇跟自己有缘，于是，他把这只有缘的朋友定格在了宣纸上。而这位苍蝇兄弟，果真受到了藏画家的青睐，他们一通狂争，把这只尤物的身价提高到了几百万元。若按平尺来计价，这幅苍蝇图肯定贵过刘益谦花四个多亿拍下的那幅齐白石最大尺幅的松鹰图。这么算来，本场的这件蟋蟀图也一定有上佳的表现。        

        本场上拍的唐云收藏，在书画部分还真有难得的几件精品。金农所绘的《菩提古佛图》，此图著录于《艺苑掇英》第二十四期，之后的几种出版物，也都收录该图，称得上流传有序之物。近些年，书画作品也大讲前人著录，这使许多早些年出版的画册价格猛涨。因为卖家一旦从早期的出版物上查到手中的某幅画曾经出版过，那价格可谓一经品题，身价十倍甚至百倍。

        我觉得搞字画的人，现在特别在意前人的著录，这应当是跟搞古书的人学来的。搞字画的人肯定不同意我的这个认定。其实著录也是个双刃剑，因为作假画的人也同样会按照著录去制作。就这点而言，恰是古书的优势所在，因为伪造一部古书要比伪造一幅古画难多了。所以，古字画中充斥着伪品，而古书却没有这些缺陷，顶多伪造出个染纸充宋。即使如此，这部伪造之书的载体虽然不是宋版，但它至少还是个明版，并不能等同于假字画的一钱不值。

        我最关注的，当然还是古书和碑帖。本场的这两个板块，确如王德兄所说，都有难得之品。看来，我以往戴着有色眼镜看待唐云老先生了。以往我总认为，画家收藏碑帖古籍，主要是找相关的参考资料，一般不会花大价钱去买半字之差而价格相距百倍的珍品。

        比如本场上拍的《魏灵藏》，此碑为龙门四品之一，是魏碑中的名品。原碑石中有一条开裂带，从碑的右上角斜伸到碑的右中位置，这条裂纹使得碑文损伤了几个字，而拓片的早晚，也正是依据碑面上这几个字的损伤程度来断代。此碑第三行有“腾空”二字，此二字正处在裂缝处，按碑帖行里的叫法，这两个字就叫“考据字”。

        方若是民国时期的碑帖大家，他的专著《校碑随笔》是碑帖行里最为实用的一部书，此书的部分手稿现藏我的手中，《校碑随笔》当然也收录了《魏灵藏》这个名碑。方若的这部名著，几十年后由王壮弘先生进行了增补，书名为《增补校碑随笔》。方若和王壮弘在书中列名了关于此碑在不同时代的鉴定方法：

        旧拓本：第三行“空”字未泐

        乾隆拓：第三行“腾空”之“腾”字尚存大半

        嘉道拓：“空”字完好

        稍旧拓：“空”字损右上角

        光绪拓：“空”字泐大半

        图录中上拍的这件《魏灵藏》拓本，第三行的“空”字已损右上角，按照以上的说法，当属“稍旧拓本”。且拓本上有钱松在咸丰丙辰的边跋，故此本应当是道咸间所拓。然而图录上的说明文字，却称该拓本为嘉道间。“龙门四品”，我藏有黄小松旧藏的乾隆拓本，当然比唐云的这件好太多，所以这件拓本虽然喜欢，但我想了想还是没伸手。

        本场我关注的另一件拓本是《敦煌太守裴岑纪功碑》，行里人把它简称为《裴岑》。此碑名气较大，但后来流传于世的大多是翻刻本。区别原刻和翻刻的重要依据，是首行的永和二年之“二”字。何绍基认为，“永和二年”当为“永和四年”，他认为能够看清楚是“二年”的，就是翻刻本。但王壮弘认为何绍基说的不对，他认为就是“二”字。而上拍的这件拓片，能够清晰地看出这个“二”字，而非“四”。最让我动心的是这件拓本的边跋，右侧上首有沈树镛的跋语：

        汉碑之存于世者，此为天下第一。此容甫先生语也，载年谱中孟慈太守阮录其之说。而遣先训故为补书之。同治十年岁在重光协洽季秋之月，时居吴门双林里，沈树镛。

        这件拓本的左下方，则有汪容甫先生之子汪喜孙的长跋。我喜欢汪氏父子，当然也喜欢其墨迹。此外还有藏书家俞曲园和何元锡的收藏印。可见，此碑百余年来一直流传于几位大藏书家之间，当然称得上是流传有序之物。该碑的起拍价仅两万元，我以十七万元将其拍得。       

        大石斋专场的古书部分，我拍得了其中的两部。一是明弘治十年张鼐刻本《新刊名贤丛话诗林广记》，此书十卷，另有后集十卷，而流传过程中，大多后集十卷与本集分家。而此大石斋旧藏却完整无缺，白绵纸，一函八册，图录中的版本项著录为“明早期刻本”，实为红纸本。

        此本最早的藏家，是明代前七子之一的何景明，因为卷首钤有“仲默”藏印，而仲默正是何景明的字。这是我见到的第一部何景明藏本。在他之后，又经多位藏家收藏。唐云先生在此书中写了两页题记，详细讲明了该书的价值。其中有一段专门讲述了该书经过何景明的收藏。看来唐老先生也很看重这明代的“文坛四杰”之一。此后，书中还有王贵忱先生的长题。

        前年，我到王老府上，向其问到这件事，他说自己跟唐云很是熟悉。王老每次到上海必到大石斋看书，每看到有价值的善本，唐云都请他在上面写一段题记。此部书以八万元起拍，我出的限价是在底价的基础上加二十万。举到二十六万时，把它买了下来，还真没超过我的限价。

        本场我得到的另一部书，是张士元题记的《李义山诗集》，此书为乾隆五年姚氏松桂读书堂刻本。书前有张士元嘉庆壬戌三月的题记，此题记称书内的朱批出自卢文弨之手。卢文弨乃是清代校刊学的名家，我一直以没有得到卢批本为恨。今见此书，必欲得之。该书一函四册，估价仅一万到两万元。我出的限价是二十五万，结果举到六万五千元就到手，大喜。取书之时，跟王德兄特意炫耀一番，看到他悻悻然的样子，我心里那个得意。

        拍得此书后，过了一段时间，我写了篇书跋。我自知功力不够，所有的书跋都会请艾俊川先生给把关，没想到他认为此书的朱批，是过录何义门的批语。艾兄的眼力一向以毒辣著称，我当然不敢反驳他的看法。他若说我其他的批校本不对，我完全不介意，但这一部却不行，因为我买来的是心中至高无上的校刊家卢文弨，这当然让我不乐意了。

        但转头想想，即使是过录，也应当是出自卢文弨之手，虽然这种说法有点牵强，可也算接近正确。外国有个小笑话，说某孩子画画获了奖，回家跟父母炫耀，他妈一看孩子画的鸵鸟有三条腿，很奇怪为什么画成这样还能获奖，孩子复述老师的话说，别的孩子画的鸵鸟都是四条腿，而他画的是三条，比其他人接近正确。我觉得自己得到的这部卢文弨批本，至少能算三条腿的鸵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