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忆| 殡葬改革的那些年：如何与这个世界最后作别

        近日，人民日报曝光的珠海殡葬窝案中大到墓园石料、棺木购进，小到骨灰盒采购、鲜花配送，殡葬服务中心大大小小负责人无不雁过拔毛、中饱私囊。这让殡葬业的腐败与暴利再次成为舆论关注焦点。而殡葬改革50余年来，行业垄断与暴利、农村二次埋葬等成了绕不去的槛。自1956年中国推行殡葬改革以来，城市人面对的是垄断经营下一路高昂的丧葬费用，农村人面对的是移风易俗的情感转换。而最终，人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关于如何与这个世界最后告别的选择。

        人们的殡葬活动长期植根于农耕社会文明，广泛沿袭了遗体土葬的习俗和厚葬久丧的传统。 《礼记》说：“众生必死，死必归土。”而且讲究“棺椁必重，衣食必多，文绣必繁，丘陇必巨”。除了“入土为安”的思想，丧葬习俗也是乡土社会中人们交往的重要一面。虽然佛教使火葬曾在唐宋两朝盛极一时，但到了明代政府严禁火葬，重归土葬，土葬才又重新成为汉人的葬俗。

        到了解放初期，由于粮食产量不足，保护耕地，养活十三亿人口成为一项基本国策。而土葬通常被认为迷信和浪费，且会占用耕地，导致瘟疫，所以国家提倡推火改土。1956 年4月27 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等151位老一辈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签名倡导实行火葬，只留骨灰，不保留遗体，并且不建坟墓，从此拉开了殡葬改革的帷幕。新中国的殡葬改革，大体上可分为两个阶段：倡导阶段（1949～1985年）；法制阶段（1985年以后）。

        1965年7月内务部颁发（14号）《关于殡葬改革工作的意见》，该文件分为4个部分：“一、大力推行火葬”，“二、改革土葬”，“三、改革旧的殡葬习俗”，“四、把殡葬事业统一管理起来”。这是我国在全国范围内（首先是大、中城市）全面推行殡葬改革的开始，也是全面推行火葬的开始。火葬、从简成了建国后殡葬改革的两个关键词。

        1985年2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殡葬管理的暂行规定》。这是我国殡葬工作的第一个全国性的行政法规，标志着我国殡葬改革由倡导阶段初步进入到法制阶段。根据规定，殡葬改革分成推行火葬和不推行火葬的地区。有些地方县、市境内虽建有火葬场，但相距过远，运送尸体确有困难的地方，依据规定可划为土葬改革区。在土葬改革区的平原地区则实行深埋，不留坟头，不占用耕地。

        其后，周恩来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逝世后的骨灰撒海方式，开辟了中国海葬的先河。

        1997年7月，国务院颁布实施《殡葬管理条例》，提出殡葬管理的方针是：积极地、有步骤地实行火葬,改革土葬，节约殡葬用地，革除丧葬陋俗，提倡文明节俭办丧事。它概括了过去40多年中国殡葬改革的要点。

        而随着新中国人口数量的大幅增加，土地尤其是耕地愈发稀缺，逐渐成为“平坟还田”的最主要原因。50年来全国各地"平坟还田"累计达数千万亩。但实际有的地方只要能收罚款, 管理部门对土葬行为听之任之, 以致有钱的农户进行土葬, 交不起钱的只能火化。

        国家鼓励老百姓用墓葬形式安安葬骨灰，但公墓只是殡葬改革的过渡形式，国家对公墓用地审批采取严格的限制。据最近发布的《殡葬绿皮书》披露，中国大部分省份的现有墓穴都将在10年内用完。“生于此地，葬在彼地”成了一种无奈的选择。

        除了墓穴数量有限，价格更是让人感叹“死不起”。据《殡葬绿皮书》统计，目前北京低档墓价少则近4万,中等墓约7万,高档墓可达几十万。在北京、上海等多地，由于墓地价格飞涨甚至超过房价，“阴宅”已经贵过“阳宅”。

        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土地变得越发金贵。死人与活人争地现象时有发生，甚至出现了“钉子坟。”

        据统计，2015年中国殡葬业市场规模超过700亿元。巨大的利益驱动下，逐利者众多。而因火化等服务需严格遵守政府定价，“以墓养馆”成了殡仪补贴亏损的法子，大多数殡仪馆需要在骨灰盒和墓地等殡葬用品的售卖上弥补损失。

        虽然殡葬改革推行50余年，城市火化率一直在提高，但传统的厚葬风并没有完全消失，攀比之风一路将治丧成本推高。

        而每当清明时节，殡葬用品市场上陈设着的各种用品也昭示着“事死如事生”的传统观念并没有完全消失。

        五十多年来, 推行火葬在城市取得了显著成效, 民政部的资料显示, 一些城市火化率接近100%, 许多大中城市火化率保持在80% ～ 90%。城市的殡葬改革相对容易，人们与土地的联系已经不那么紧密。而相较于快节奏的城市，乡村生活仍旧显得变动较小。在农村，以“移风易俗”等名义开展的平坟运动，如何与普通民众的朴素情感和信仰达成平衡、兼容，仍是一个待解的难题。多年来, 在广大农村逝者被强制火化, 然后再理直气壮地土葬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和不争的事实。河南周口的平坟运动更是招致了征地还是殡葬改革的疑问。

        虽然政府在农村推行公益性墓地，但公墓的公益属性落到普通百姓老人头上时，往往已经大打折扣。最离奇的是，有非法墓地为了取得农村公益性公墓证，将还没有死去的村民的名字刻在墓碑上，好凑数满足本村村民埋葬率，以便造成既成事实。

       乡土关系社会中长久形成的风俗、人情和面子自有其强大的生命力。“风俗”的力量在于它内含的“仪式感”左右了人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和行为选择。而行政部门强力推进殡葬改革采取一刀切的做法也容易引发反弹。

        安庆悲剧产生的原因在于，在政策制定者眼中，棺木仅仅是“木”。而对这些自尽的老人而言，棺木却是他们死后的“家”。民政部101研究所所长李伯森表示：“长期以来，我国没有建立一套衡量殡葬改革成效的综合性评价体系，导致微观层面的火化率，就成了衡量殡葬改革成败的唯一的导向性考核指标。” 李伯森强调，在殡葬立法缺失、作为法律法规补充效力的殡葬标准体系建设不完善的情况下，行政法规修订的滞后，必然导致依法行政效能弱化。

       无论是在城市抑或乡村，相比高昂的墓地，树葬，花葬，海葬等更经济环保的选择却陷入推广难的尴尬。多地对选择生态葬的丧户提供补贴，但收效仍然不大。自1956年国家推行殡葬改革以来，城市的人面对的是垄断经营下一路高昂的丧葬费用，农村人面对的是移风易俗的情感转换。而最终，人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关于如何与这个世界告别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