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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权”仇和:2011年调离昆明已被官场解读为“边缘化”

澎湃新闻记者 潘则福 发自昆明
2015-04-08 08:04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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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3月3日,北京,仇和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云南代表团建团大会上。 CFP 资料

        在离任昆明市委书记3年零3个月后,“明星官员”仇和的仕途走到末路。

        3月15日,中央纪委监察部官网发布消息,“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在接受组织调查。”

        3天后的3月18日,仇和被免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仇和之前,云南省已有原副省长沈培平、省委原书记白恩培等高官先后落马,昆明市委原书记张田欣遭“断崖式”降级。

        较之这些曾经的同僚,仇和的落马更引人关注。

        在云南政界和坊间,仇和获得“酷吏”与“能吏”两极化的评价。

        2015年4月初,一名不愿具名的云南省副省级官员提醒下属,仇和虽已落马,但“仇和模式”仍有追随者。其认为,“仇和模式”的核心是靠威权搞人治,依靠效率实现所谓的“跨越式发展”。

2011年12月2日,云南昆明,“滇池水葫芦治理污染试验性工程”,在滇池草海圈养的水葫芦。 CFP 资料

来自江苏        

        仇和落马后,一名接近云南省委的消息人士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仇和涉案金额很大。春节前后,仇和曾有转移财物的举动,被有关部门发现。参加全国两会期间,仇和还问省里的一位领导,他是不是回不了云南了?”

        另一消息人士称,在3月15日中央纪委发布仇和被查消息前,有关部门工作人员曾进入仇和位于云南省委一号院的家中。

        仇和的邻居是云南省委原书记白恩培。白恩培于2014年8月29日接受组织调查。2015年1月13日,其以涉嫌受贿罪被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

        白恩培落马后,时有其旧部被查,仇和亦然。仇和被查3天后,3月18日,昆明市委常委、副市长谢新松被查。

        谢新松系仇和部属,自1998年12月任江苏省沭阳县委研究室副主任起,仕途一直与仇和保持交集。

        2007年12月,以改革者姿态入主昆明后,仇和与昆明的“蜜月期”很快到来。

        治理滇池为仇和在民间赢得了支持者。

        一名昆明市官员对澎湃新闻回忆,甫一上任,仇和就提出“滇池死,昆明亡;滇池清,昆明兴,治湖先治水,治水先治河,治河先治污,治污先治人,治人先治官”的观点,轰动一时。

        据该官员介绍,仇和将昆明的36条滇池进出河流都安排了市级和委办局领导做河长,规定所有河长每半月巡河一次。

        一位亲历者对澎湃新闻回忆,下暴雨时,仇和可以一手打伞,一手拿着扩音器,让下属和专家一起下河检查。河道清淤时,他挽起裤腿,跳进河道里铲淤泥。

        治污的结局是,流经城区的36条河水开始变得清澈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仇和大力治污的时候,有心人发现,仇和从江苏省农科院引进了价格不菲的水葫芦。

        “来自江苏”在仇和主政昆明4年中,成为一种现象。

        “仇和把治污当政绩来干,所以谁的利益他都敢碰。但从江苏引进水葫芦,这个让很多人看不懂,也起了疑心。”一名从昆明市环保系统退休的官员对澎湃新闻说。

        治污之后,修路、种树等大手笔工程开始在昆明轮番登场。

        面对昆明的交通拥堵,仇和决定上马二环。一名昆明市交通系统官员对澎湃新闻回忆称,仇和的方式很简单——“来了就问,二环1年能不能修好?我们准备汇报3年。仇和没给我们机会,接着说,必须1年建成通车,长痛不如短痛。”

        2008年10月,昆明二环全面开工,整个城市成为大工地。二环修完后,2010年,仇和决定在昆明修地铁,6条地铁线同时开工。

        多个消息源向澎湃新闻确认,在昆明二环建设中,一些来自江浙的企业获得不少工程合同,亦有商人为揽得工程,挂靠在有江浙背景企业名下。

        “大工程都被有江浙背景的企业吃了。昆明的建筑企业技术本来就落后,这样一来,就更没发展空间了。”一名云南省国有建筑公司建筑商说。

        持不同观点者认为,昆明市内大量的工程被江浙企业拿走,是正常的市场行为,“云南的建筑企业技术差,没有竞争力。”持这一观点的这名人士来自云南省一家国有地产公司。

2008年10月,昆明二环全面开工,整个城市成为大工地。 周平浪 澎湃资料

仇老师        

        修路之外,种树也一度让仇和深陷腐败传闻。

        植物学专业出身的仇和,在2008年1月,提出昆明要建成“森林式、环保型、园林化、可持续发展”的高原湖滨特色生态城市。同时,为创建国家园林城市,仇和倡导下,昆明开始大规模种树。

        《昆明日报》2009年3月26日一篇报道称,昆明市常住人口320万,原计划按每人1棵树的栽种量,3~4年新增320万棵大树。但2008年就种树达171万棵,为此,政府和社会各界运用多种形式一共投入了27亿元。新增的171万棵树木几乎等于前10年昆明市植树的总和,27亿元的投入几乎等于前30年对城市绿化的总投入。

        报道还称,为了确保新树不渴死,昆明四城区投入大量资金管养,官渡区每天为了让树木和绿地喝上足够的水,仅水费和汽油费就需6万元。

        庞大的绿化需求下,数量甚多来自江苏的苗木进入昆明。这些树种中较为常见的是中山杉,在坊间,它被称为“仇和树”。

        除了市政工程,这些苗木在昆明市以及云南省的一些公务员小区内,也被种植。

        一名昆明市园林业资深人士对澎湃新闻称,据其了解苗木主要来自江苏省宿迁市沭阳县。官方履历显示,仇和曾先后主政过沭阳、宿迁。

        除了引进苗木,仇和主政内,沭阳苗木企业与昆明也“互动”频密。

        云南《都市时报》2008年9月19日一篇报道称,沭阳县苗木风景园林协会与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云南花木大世界”项目。

        该项目一期占地2500亩,投资7000万元;二期规划发展达到1万亩的规模,成为昆明市花卉苗木最大的规模化产业化项目。

        有昆明园林系统工作的官员对澎湃新闻回忆,仇和对种树的要求是,每条人行道都要有3行树,“树要多,多到城这头到城那头,猴子掉不下来”。为了完成指标,昆明市的园林部门、城建部门的公职人员,也被要求上街种树。

        官场的反弹因此而生。

        云南省委一名处级官员告诉澎湃新闻,仇和主政后,因为工作节奏非常快,有些知识更新也要求非常快,“市里的一些公务员称他仇老师。一开始,是很服气的。但久了,这个称呼就是讽刺了,有不满的情绪”。该处级官员回忆,“以种树为例,我记得那时有公务员故意在人行道上乱挖。有市民质疑,他们就说:‘仇和让我挖的。’”  

有当地官员认为,2009年的拆防盗笼事件或可看作仇和仕途的“滑铁卢”。 CFP 资料

造势        

        民间的反弹在2009年拆防盗笼中大规模到来。

        前述云南省副省级官员认为,此事或可看作是仇和仕途的“滑铁卢”。

        多位昆明市官员回忆,2009年11月底开始,昆明市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接到通知:各单位的职工要在12月20日前自觉拆除自家的防盗笼,公职人员没有任何补助,且必须百分之百拆除,如不执行将严厉问责。

        一名昆明学者介绍,昆明市的防盗笼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仇和拆的不仅是历史,更是“家园”。

        “拆防盗笼不仅触及老百姓利益,也触及官员的利益。很多原来对他评价不错的省级机关的干部,从这件事情开始,就对他有意见了。一名地方官员为了表示抗议,直接找时任省委书记白恩培请假回家拆防盗笼。”一名原云南省厅级官员说,“另外,这个事情决策有问题:开始要全部拆,后来变成沿道路拆,再后来又变成沿街拆。还有开始是自费拆,后来因为反对声音大了,又变成政府出钱拆。我们的政府(决策)怎么可以这样任性?”

        一名要求匿名的知情人士告诉澎湃新闻,仇和要求全城拆除防盗笼与昆明创建国家卫生城市有关。

        这名知情人士曾是昆明创卫参与者。其回忆,2009年下半年,昆明市迎来了检查组。检查组结束工作后,仇和来陪专家吃午饭。席间,一名专家问仇和:“昆明装了这么多的防盗笼,是治安很差吗?”

        “仇和当时脸色很难看,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上述知情人士说。

        拆防盗笼事件后,2011年3月,昆明市获得国家级卫生城市称号。官方履历显示,2011年11月,仇和出任云南省委副书记。同年12月,仇和去职昆明市委书记。

        昆明市委和云南省委的消息源告诉澎湃新闻,彼时,云南官场对这一任命的解读是在云南的权力格局中,仇和已被边缘化。

        澎湃新闻搜索发现,出任省委副书记后,云南媒体上,已经鲜见仇和的个性发声。

        前述两个消息源还透露,为在党的十八大前获得拔擢,昆明市委书记任上,仇和已动作频频。运作的手法除了“金元外交”,还有自我造势。

        一名昆明处级官员提供给澎湃新闻的宣传片显示,在这部2010年报送国家部委的宣传片中,仇和治下的昆明被形容为“医改”的创新者。主政宿迁期间,仇和一直在医疗、教育等领域倾力改革。2003年,宿迁强卖幼儿园和医院,走“民营化道路”,引发激烈争议的同时,也为仇和增加光环。

        这名官员称,仇和治下,市里面不少部门均制作了类似光盘,送往北京。其强调,这个行为授意人是仇和。

        也有昆明官员则认为,制作光盘不过是下级官员为讨好仇和的自发行为。

        这名官员向澎湃新闻回忆了一件往事。

        2007年年末,履新不久的仇和到昆明市下辖的富民县调研。午饭时,有人为仇和夹菜。仇不悦。饭毕,仇和说:“如果每盘菜都放一双公筷、一把公勺,会比较卫生。”

        2008年,富民县出台编号为“2008年1号”的红头文件,规定“我县公务员在县境内餐饮服务机构就餐时,必须实行同桌自助餐”。

        “得承认仇和这样强硬的官员会直接影响到地方政治生态,但下级拍马屁的事,也不可以算到他头上。”这名官员说。 

      
据云南本地媒体报道,目前昆明共有200个城中村启动了拆迁。 周平浪 澎湃资料

超期        

        履新昆明市委书记3个月后,大拆大建再次成为仇和仕途的鲜明标签。

        在昆明,仇和瞄准的是城中村改造。有云南国土系统官员认为,昆明城中村数量较多,仇和时代进行城中村改造,目的是盘活土地,增加昆明市的财政收入,“知道这个背景,就好理解为什么昆明城中村改造会出现扩大化的问题。”

        2008年2月27日下午,3辆挖掘机开进了昆明市佴家湾村。在这里,仇和宣布,昆明启动对主城区249平方公里范围内的336个城中村改造工程。

        仇和落马后,2015年3月25日,云南本地多家媒体均刊发报道称,昆明市召开市城市更新改造工作会议,就城中村建设做了新的规定和要求。

        报道称,目前,昆明市共有200个城中村启动了拆迁,还有57个城中村拆迁已审批未动工。

        云南本地媒体解读称,新印发的《昆明市城市更新改造管理办法》,和以往相比,最显著的变化在于以“分类推进”取代了“大力推进”。

        一名昆明市城建系统官员认为,这是对仇和时代大跃进式城中村改造的否定。澎湃新闻获得部分拆迁材料显示,仇和治下,效率是城中村改造的要诀。

        “刚刚开始城中村改造的时候,压力很大,有时间表,还要面对拆迁户。久了,心理压力也就小了。为什么?因为很多城中村改造项目都在超期。”昆明市一名基层公务员说。

        昆明市西山区政府一份给永昌街道办事处关于城中村改造的批复中,使用的措辞是“请你单位按照相关要求和程序抓紧办理”。

        前述城建系统官员认为,为了实现效率,暴力强拆成为一种必要的工作方法。而公权力在一些个案中,曾有为开发商背书的嫌疑。

        2012年2月4日,昆明市五华区莲花街道办事处对下马村村民李刚等人做出的承诺书称:“下马村城中村改造方艾亭房地产将下马村民李刚、刘聪住房强行拆除,此事至今未解决,又发生村民李刚及母亲田琼芝2月4日凌晨1:40被开发商打伤,未得到解决。承诺如下:在被强拆房子、被打伤人员没有得到解决,停放在工地门口挖机不得移动。违反以上承诺,莲花街道办事处将承担今后发生的一切责任。”

        2015年3月25日,仇和落马十天后,李刚对澎湃新闻称,在莲花街道办事处做出承诺后,拆迁公司欲强拆他的另一栋房子,奋力抗争之下,房子得以保留。2014年以来,没有再见到拆迁公司的人上门。     

 
某云南省国有地产公司高层认为,一些城中村改造项目有烂尾的危险。 周平浪 澎湃资料

烂尾?        

        前述云南省国有地产公司高层告诉澎湃新闻,其注意到,因为政策不清晰、约束少,一些城中村改造项目被小开发商中标后,有烂尾的危险。

        五华区下马村城中村改造项目被认为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昆明日报》一篇报道称2009年7月17日,五华区启动下马村城中村改造项目。项目拟投资约24亿,将涉及908户拆迁户,拆迁总建筑面积约27.25万平方米,预计2013年回迁安置房交付使用。昆明市政协主席田云翔,五华区相关领导及区属有关部门、企业代表出席了拆迁启动仪式。

        澎湃新闻注意到,下马村城中村改造项目,在不同材料中,有“五华嘉园”和“沸城”两种表述。开发商系云南艾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工商资料显示,云南艾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4月9日,注册资本1000万元,法人代表安德烈。

        《昆明日报》报道未提及的是,这一项目涉嫌违规。

        相关资料显示,昆明公交集团公司、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昆明物理研究所等单位于2009年4月与云南艾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共同合作建房。这之中,昆明公交集团公司参与集资的人数为2727户。根据协议,云南艾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承诺房屋价格为每平米4300元,于2013年底交房。

        两名公交公司员工称,其一共交了3次钱共计20万元。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等单位交款情况类似。根据云南《春城晚报》统计,所有购房者集资款加在一起,接近10亿元。

        从2009年9月发布拆迁公告,至2014年6月份,近6年的时间,下马村城中村改造项目一直未能按时交房。开发商和五华区城改办官员给出的理由是,开发商资金断裂。

        超过30名业主告诉澎湃新闻,其购房指标是从昆明市公交公司员工手中转让而来。为了拿到这个指标,他们大多支付给公交职工或者中介2万~10万不等的中介费。

        业主接连表达诉求。

        2014年9月30日,昆明市五华区城中村改造工作指挥部办公室给业主回复称,“五华区城中村改造工作指挥部办公室和原昆明市房产管理局(现昆明市住房与城乡建设局),分别于2009年9月29日、10月10日下发了相关通知,昆明市城中村改造领导小组办公室于2009年12月29日又再次下发相关通知,反复强调‘城中村改造企业在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前,不得以任何形式和名目预售或变相预售城中村改造项目中的商品房期房,不得接受购房者的预定、预购,不得以任何形式收取定金或预付款’。”

        因此,昆明公交集团公司等企业与云南艾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合作建房协议,属于双方企业间的擅自行为,且一直隐瞒,直至相关人员上访才暴露出来。为此,五华区政府多次督促昆明公交集团有限公司等企业妥善处理,并向昆明公交集团有限公司下发了《关于做好社会稳定风险工作的提示函》。各级领导也多次召集专题会议进行研究,并全力推进项目建设,力争通过项目正常建设,最终全面解决相关上访人员反映的问题。

        此后,每月28日9时30分,五华区相关部门、昆明公交集团公司在下马村城中村改造项目现场与上访人员定期见面沟通。

        2015年3月28日的定期见面会,再次以不欢而散告终。五华区城改办的一位官员称,云南艾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昆明公交集团公司是在政府不知情的情况下签订的协议,政府也没有办法,建议业主寻求司法途径。

        每当业主们维权的时候,一些下马村的村民会来围观。对村民而言,最急的是过渡费。2014年7月10日,因为被艾亭拖欠了3个月过渡费,下马村有100多名村民上街堵路。 

 

    责任编辑:龙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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