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示生之快慰和死之平静,老上海自然博物馆小史

袁菁 《城市中国》

2015-04-15 18:13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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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上海自然博物馆新馆开馆之际,延安路上那幢新古典主义建筑还烙在人们脑海,老自然博物馆以呈现自然的幽暗、神秘和美的独特方式,成为几代人的集体记忆。这篇报道,回溯了上海自然博物馆的历史,探访了隐在幕后的老自博人。希望读者诸君能推时光之门而入,撷取其不灭之味、未失之光,勿忘他们的汗水和努力。原刊载于《城市中国》杂志059期,授权澎湃新闻全文转载。   
       
       那是一些非常遥远的生命,从寒武纪、奥陶纪、志留纪、泥盆纪一路演化下来,你移动一小步,在他们那里要走上几百万年、几千万年。但这里头有一些不能磨灭的精神,比如鱼类的颌骨正为了生存之需不断调整、进化,一些细幼如蝌蚪般的鱼群,正在冷硬荒寒的地层中逍遥地作一个转身。呼吸虽则在此停滞,种群却依然奋进,为后来的进化铺路、佐证。
       然而,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间,这里门庭冷淡,人际阒杳。延安路高架某段,像一截粗壮的蟒,盘住了它。上世纪80年代的繁盛荣光,早已踮着脚,从这里退了出去。上海自然博物馆何止鬓尘满面!但不知何故,每思忆之,其闪烁一种绿色、平和的幽微光亮——不仅仅是因为这栋英国新古典主义建筑有着绿色的木质窗棂,或是从一楼人类陈列馆望出去,有一大片沁人的、油绿的水杉,更是因为,它象征着一种所有从低等到高等的生命体内部的挣扎、蜕变,和死亡相连的生之快慰和死之平静。
       在自然博物馆的晦明的光影中,充满了一种大地感,洞穴般的回归感,动物可以不再因死亡而流泪、冷却,剥制术轻轻伸手,挽住了它们皮毛,填充物撑开了转瞬即逝的姿态,而那些配色雅致的图表、景箱让更多的人知道,他们如何来,怎么活,并肯定所有生命的价值,那些根本的、珍贵的、独一无二的价值。这里,老一辈上海自博馆人,无论专家或美工,为上海,为自然世界,精心、尽情地编织了一个最美、最无暇的进化童话。
上海自然博物馆于1985年编制的一份概况手册中,有一张如今已不复可得的建筑物全景图。
       
       时间开始了
       《中国植物志第61卷》被子植物门、双子叶植物纲、木犀科马钱科的编著者之一,张美珍老师替我拨通了远在美国的上海自然博物馆植物研究专家邱莲卿老师的电话。通完电话,她转过头来转达邱老师的话:“你们年轻人要做事情,我们一定会尽力支持的。”她自己则安慰我:“如果你有任何需要,你一定告诉我,我一定不会让你空等。请你放心。”
       这应该就是上海自然博物馆老一辈专家型馆员的最好缩影了。张美珍今年85岁,她谦虚地告诉我,她是1980年代才进入上海自然博物馆工作的,此前她一直都在江苏省植物研究所工作,不能为因为年纪略长而轻易代言历史,“我不能辱没自然博物馆建馆人员的功绩”,她的用词很重,“我确实不适合,应该由他们来谈,那样会更清楚、更完美。”老一辈的自博人,其性情之直率、作风之果断,已从此中有所展现。
       时间上溯至1956年,年方23岁的陈赛英离开了潮润的南方,以厦门大学生物系毕业生身份分配至上海。当时上海市文化局的立意是:筹建一所“自然历史博物院”,下设动物馆、植物馆、天文馆、地质馆、人类馆等5大分馆。这是一所人民的、上海自己的自然博物馆。市文化局积极调兵遣将,涉及人事调动、接收藏品、选址等具体问题。
       在陈赛英《回忆上海自然博物馆的初创中》可以发现,当年作为馆址入选的有中苏友好大厦(即上海展览中心)、中山东一路14号原上海市总工会、淮海中路与原法租界公董局办公楼。但最终,那座泛着淡青色的英国新古典主义大楼入选。马赛克缀饰成花朵的地坪如此完整,但在1950年代末期,竟有这么一位独具匠心的人,在门厅原有地坪之上进行了一番再创作:以黑、水蓝、钴蓝色马赛克拼镶出的中国古典纹样周匝其外,内里犬坐一只大熊猫,成为了进入一楼展厅前的序曲。
       上海自然博物馆接收了来自英国亚洲文汇北中国支会下属博物馆的大量珍贵标本,震旦博物院的大部分优质标本则由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接收,但少量标本亦归上海自然博物馆所有——所有这一切都是历史深处的馈赠,以后也会成为它在新时代里的暧昧包袱。
       1960年春节期间,上海自然博物馆如期开放。这一年,上海小伙子马积蕃还在华东师大生物系读大二,“当时我每个礼拜天都要去看一下,自然博物馆甚至还要开夜场”。陈赛英也曾回忆馆员们不眠不休、业精于勤的作风:“为了满足观众的要求,我们延长了开放时间,讲解员每天早晨8点半上班打扫陈列厅,9点开馆,晚上9点闭馆,节假日不休馆。”当年参观人次达到40万。但准确来说,其实1960年的上海自博馆只能称作为“动物馆”。而且匆促之余,“当时一边在做展览,一边还有地方没有全部开放出来”,马积蕃说。
       两年后,马积蕃毕业。经国家统一分配进入自然博物馆,从一个在自博默默习晓各种生物分类的学生变成一个传播普及科学知识的专业人员。近40年的博物馆生涯即将起锚。也是这个时候,他才知道,自博物馆筹备至开放后几年间,总共也只有3位大学生:无脊椎的陈赛英、鸟类的周海忠、从事遗传学的谭家祯的学生余家璜。也就这一年,上海自然博物馆由文化局转辖上海市科委,1962年9月,犹如水到渠成、众神归位一般,自博馆的专业研究者逐年递增,1962年与马积蕃同时进馆的就有6位大学生,不仅专业对口且门类各有不同。
       此后的1963~1964年间,五大馆的筹备组陆续成立:天文、古生物、人类、地质、植物……对于那些20多岁的年轻人来说,时间是新的,自然博物馆将成为“自己的博物馆”,这种自我命名里包含了一份国家层面的建功立业,一份投身所爱的勃勃野心——如果1965年“文革”的狞厉风面没有切过上海自然博物馆,马积蕃们不需投入“四清工作”,博物馆工作没有停滞,这枚表盘上的时针分针仍然平稳以进,那么今天的上海自然博物馆完全有可能成为全国最大的自然科学博物馆——自1962年起,无论从标本数量,还是人员配备,它都将远超北京、天津、重庆、大连等各直辖市的自博馆。即便是北京自然博物馆也要等到“文革”后转入科委系统管辖后才得到了更好地发展。
       “我们始终坚持标本制作,从数量和质量都一直维持在比较高的标准。当时上海自然博物馆馆藏的中国鸟类标本占到全国1200种鸟类的百分之八十左右,约有1000种。其他标本数量也较为丰富。我在‘文革’前从事植物类,‘文革’后从事两栖爬行类。以我所熟悉的两栖类标本而言,除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昆明动物研究所、中科院动物研究所有大量丰富藏量之外,自博的两栖类标本就达2万多件,占全国种类的一半以上。因地方所限,作为前台的陈列室,人们只能看到少量的标本。更大的宝藏在库房。早年复旦大学、华东师大的大学生、研究生会来自博库房中上分类课程,也可以进行标本研究。”
       “文革”期间,上海自然博物馆因“封资修”之嫌,一度关闭,另一方面似乎又避免了红卫兵可能带来的破坏和冲击。自然科学,这枚不动声色的钩子,垂入政治涡流,将马积蕃们略略提出了深暗的汹涌风潮。比起无数人文知识分子一遍又一边地“割尾巴”、“洗澡”,自然科学类的知识分子那些科普工作,对农民、群众起到了启蒙式的宣讲作用,也令他们较早摆脱了在“文革”中僵木以待的局面。
        “我们当算是较早恢复工作的,一九七〇年代,我们一群人扛起宣传板一脚一脚走着下到上海郊区。搬运工具最多就是一辆‘黄鱼车’(三轮车)。科普地点选在文化站、破旧庙宇里。到下面一走,反响蛮热烈,一来农民群众也喜欢闹猛,二看他们也关心蛇伤的问题。‘哪种蛇有毒?哪种蛇不毒?’是他们在农业生产中常常遇到的切身问题”。有意思的是马老师的学以致用:他和上海自然博物馆和上海中药二厂、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以及其他医疗单位,花费近2年时间研制出了一种上海蛇药,正式投产片剂,但销量较少。等到蛇毒血清出来之后,蛇药成了过去式。
著名的旧馆一层,天花板虽有剥落,但建筑构件仍然精美细致,并不灰颓。天棚将日光滤过,大厅里变得明晦,一入其间顿时有一种宇宙洪荒之感。
       
       四楼的秘密
       上海自然博物馆四楼,通体红锈色的云南禄丰龙的小脑袋快要碰到天花板了。电扇“之故之故”吹,屋子蒸人,底野力和徒弟缪克佳一头热汗地装配着恐龙们的骨架,有时停下来端详片刻——为即将于2014年的新上海自然博物馆开馆做准备。从老到新,尚未足一甲子。
       通俗地讲,底老师是搞恐龙的;若较真地表述就是“从事古生物修复研究”。1979年,底野力进入上海自然博物馆,此前大学生物专业的系统教育已经中断良久,当年进馆工作后,底野力开始抓紧补课。“我们馆里老师的学问都很大,都是南京古生物所的。我们当时就零打碎敲地学习,去读同济大学读海洋地质,去复旦进修生物基础课,去华东师大学地理”,一手一脚,又一个40年过去后底野力自己成了老师。
       刚好这屋子里还有一头四川沱江剑龙,白森森的一地“骨头”。“你仔细看化石骨头和翻模石膏的‘骨头’,化石有细小的骨纹。禄丰龙的骨头为何红彤彤?这和它所在的地层周围的岩石中所含的矿物质有关。”
       骨骼已经没有了站立的意志。但这头禄丰龙已经“起来”了。“起来”的意思就是完成了骨骼的装架过程——自博馆一楼大厅里那头人所众知、挑高近10米的合川马门溪龙恐龙之所以能稳稳伸着纤细的颈椎,首要仰赖的就是装架。但装架的过程费工费时——为了全面展现恐龙的骨骼构造、体态之需要,先需有一副生铁躯干,那躯干其实有点像素描草图简廓。头、颈椎、背锥、脊椎、荐椎、尾椎一线展开,上面排布着百来个细小的铁齿,用来悬挂、固定一块块骨骼。但铁架难做,难在都是非标产品。“以前的钢架是江南造船厂给我们做的,我们提出各种要求,他们就慢慢打制,但线条形态未必能一次成型,如果骨骼挂上去,效果不好就要调整,三个月都不一定能拿下来。”而且这些钢架体态有专业要求,比如剑龙以爬行为主,那么其整体姿态低伏,背脊与地面平行,而禄丰龙以后肢行走,看起来“身长玉立”,线条高耸。
       且看这头禄丰龙乖乖地举着前肢,肋骨纵横,下颌微张,作为侏罗纪早期的植食恐龙,它坦荡裸露着尚未进化为骨盆的髂骨、坐骨和耻骨——有情者总以为骨骼恐怖,睹之畏葸恻然,皆因联想起死亡和杀戮;但其实骨骼除血去肉,既无欲望,也无低潮,本真、平静,不加掩饰,“恐龙君子”坦荡荡。质朴的,也是珍贵的。
       底野力将这头禄丰龙称作“千禧龙”,像昵称自己的老幺,或小儿子,一下子与他们自己生命中的化石修复履历休戚相关起来:其师王明祥于上世纪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陆续于恐龙资源丰富的云南省楚雄市禄丰县考古,采回了这头禄丰龙的脊椎标本,但未能配得“全须全骨”。直到1999年下半年,上海自然博物馆和禄丰恐龙博物馆进行双向合作,不仅得以配全恐龙骨架,且由禄丰县钢铁厂制作铁架后,拟态出了这头恐龙的站姿:其后肢长且健壮,用于飞奔行走,短前肢主要用于觅食。底野力在禄丰工作近一年,时隔20年后,2000年上半年他将这头恐龙带回上海,且近整副化石骨架。“非常了不起了”,底老师赞叹。这恐龙,红彤彤的骨骼来自它同类中的不同个体,他们生来酷肖,在久远的时空和土地上寻觅、进食、饮水,而现在,所有的个体都听令于一个磅礴的标本之躯。禄丰龙们重聚在了一起。
       底野力的那双旧回力,又徘徊进了那头四川沱江剑龙的石膏复制骨骼的纵横里。他手指一落,来回点卯。他喊出这些骨骼的名字,骨头们听着,被编了号,匍匐好了,并不答应他什么。但底野力越喊越顺溜,“颈椎背锥脊椎荐椎尾椎,差一块都不行!每一块都不一样!这里是肋骨;骨刺是剑龙的特色;剑板也在,一左一右,肩胛骨,一左一右,哺乳动物两侧对称!坐骨就是从解剖学上人的骨盆,这是股骨、肱骨、尺桡骨、胫骨、腓骨、耻骨……”骨头们不动声色,但每一次被喊出就是一次命名的醍醐。正确的命名是冷静的热爱,正确地按照骨骼结构排序就是最温柔的科学精神。记得你的名字,在生物的进化中就不会迷失路径。
       而那一架黑色的木质书架楼梯在这个燠热的四楼库房,比一地骨骼还要驯服。只有一侧标签会说话:“固定资产、自博、1980年8月18日”,暗示这四楼曾藏着大量日、西、俄书籍、工艺美术图册和期刊的藏书库。日光灯一脸苍白。水磨石地面,一个书架隔着一个书架,被当年借阅的人磨得光亮;但摆放书架的地面,却是黑色的,像一团书籍油墨的灵魂,停着,不愿飞走。
博物馆六楼工作室。
       
       手艺的快乐
       熊伟萍是一个快乐的翻模师,双子座,眼睛特别圆亮,笑起来抿出两个细酒窝。熊老师的快乐不仅向着自己,也向着他唯一的徒弟。徒弟是雕塑系毕业的人才,科技馆很重视,但徒弟是新上海人,“死工资”活泛不了他在上海立业养家的需求。这唯一一个徒弟,自个儿创业去了。熊老师一点都不叹息,不纠结,一万个谅解,到现在都还认为“他们是创作,我们这种只是手艺。”
       1970年代末,熊老师初中毕业十七岁就进入自博馆,拜入颇有名望的柏春生师傅门下,成了大徒弟。柏师傅主攻骨骼,头骨、人体骨骼、动物骨骼等,早年曾出镜一部科教片,教人用有机玻璃单体(甲基丙烯酸甲酯)制作人工琥珀。柏师傅还有一个师兄弟黄仁生,上海博物馆的文物修复翻模师,也是高手。其主要翻模青铜器文物等。“他模具翻得相当好!模具和文物贴合得天衣无缝,纯粹利用几何的原理,绝不脱落,翻出来的模具非常平滑。现在想想,我们这些做徒弟后生的,未必青出于蓝咧!干翻模这一行,凭悟性!”熊老师一生难忘黄师傅翻的那只细颈瓶,瓶底,还刻了几粒不可思议的小字。
       1970年中后期,柏春生门下的年轻徒弟们模子翻得不可开交。“自博馆一楼人类发展室,包括古生物的复制品,都是当年我们5个师兄妹跑出来的。”年轻的徒弟们是各大“兄弟博物馆”的常客:北京的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北京自然博物馆、济南省博物馆、河北省博物馆、西安半坡博物馆等各大省博物馆。凡是柏师傅慧眼相中的精品、经典,徒弟们就纷纷如蒲公英种子,落到各个博物馆里,一呆就是2个月。当时上海自博馆的翻模水平已高犹如此:自博出技术,兄弟馆出展品,最终模具归他人,复制品则带回自博。
       有时候真是做到“走火入魔”。1972年长沙马王堆老太辛追出土,长沙博物馆邀请上海博物馆去做她的复制品。“我师妹走在长沙马路上,眼里只看到一个小女孩,紧跟不放,小姑娘骇了起来,转头问‘你们干什么!’‘我们看中了你的辫子”,我师傅上前解释。小姑娘同意了,哭着把辫子剪了下来,300元。师妹就一点一点把头发丝种到了复制品的后脑上。”
       模具的命运只能是模范。模也是磨合,是标本和复制品通过模具这一子宫,实现互相咬合后的灵魂相契。翻模过程因此丝毫怠慢不得。模具要是有任何一点破绽瑕疵,浇筑出来的东西就立即现形给你看,羞辱你的手艺,嘲讽你的耐心。以后若用此模具再出模的人,就要吃苦头,唯有想尽办法调整。
       柏春生师傅曾这样叮嘱他的徒弟:做模具,不要去计算时间;做复制,也要当艺术品来做,一定要好,要像,要真假难分。
       复制问你要功夫,功夫问你要恒心,恒心是哑的,羚羊挂角无迹可寻,磨吧。
       “漂亮的铜模光鉴如镜,橡胶灌入出胎后,非常光润。但铜模初胚的面上是有沙粒感的,只能一点点打光。石膏模子也有气泡,填补后会有高低,那么就要用专用的草——它比最细的金相砂纸还要柔细,浸泡后,贴在食指上,草上有一点横纹,就那么一点点磨光。”熊老师竖起食指,指关节轻微地左右摇晃,像给小婴儿刷牙。
       那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小草?熊老师说太不清。查阅资料后,那应该是一种叫做锉草、节节草的植物。《本草纲目》云:“此草有节,而糙涩,治木骨者,用之磋擦则光净,犹云木之贼也。”《家具制作》里则记述着此草通身带毛刺,秋天收割,晾干存好备用。使用时用温水浸泡就可以恢复直挺,毛刺就完全张开,用以家具部件表面打磨,尤其是对雕刻纹饰、线条的打磨。既保证了各部件的光滑、亮度,又不伤雕刻纹饰,是既天然又环保的打磨用料。
       恒心索要一切时间,为了它心头的真与美——自博馆有位着色女师傅蔡花戎,颜色上得好。如何个好法?两片头盖骨放着,真假无从分辨。“她就一直坐在那里,一枝狼毫笔,天天对比,又点又画。这种功夫很深,就好比有一张生满雀斑的面孔,你就再点出一脸一模一样的雀斑来!你要省力当然容易,弹一下牙刷的刷毛,一下就溅出好多的颜色颗粒。窍门对不对?但要逼真,只能慢慢画”,熊师傅笑笑。
自然博物馆对于细节是“较真”的,有诗画一般的景箱,也有带着淡淡哲学气质的植物化石、动物骨骼和皮张标本。
       
       如何当“管家”
       史嘉铭自谦自己是“二线”,相比专业人员来说,认为自己做的无非是上传下达的行政工作,所做的保障工作不外乎是服务于科研、科普、野外考察等等。
       “当年出去做野外工作的主要是科技人员,一旦他们提出野外工作的考察意向,自博馆就要做出相应的配备落实:资金、差旅装备和联系单位等等。每年7、8月份考察队员出发前,我们要做准备;不同专业的科考队装备差异较大。动、植物专业要上山入林,天文专业则需要一片视野广阔的海滩,无脊椎专业也会去海边研究。成日在树林中穿梭的植物专业,不能配备伞具,只能身披雨衣,脚腕要佩戴护套,防止毒虫蚂蟥。还要配备夜间作业的野外灯光、帐篷。有的要携带枪支弹药、麻醉剂,用于收集动物标本。也有带防腐剂的需要,但各类化学试剂在交通出行上或禁或允,万不得已,科研人员也可以在当地自行采购。科研人员的主动性很高,他们自己装备一部分,我们后勤保障部门再准备一部分。”
       “几个月后,科考队员收队,我们也要准备。比如这些装备是否适合下一次野外科考,是否要进行调整、补充?标本还要派车辆运回来,很多时候就靠科研人员自己找车。但从海外运回来的标本则是通过集装箱运输的,会有交通管制的问题,要和交警、海关相协调。多少人员负责装箱?货品堆放何处?运到家门口了,规格大小如何,是否就能长驱直入博物馆了?标本出箱之后,哪些标本急用,哪些可以缓一缓……”
       这些细节多如牛毛,像一只“看不见的手”,直接关涉到流程的顺利运转。
       “1985年,馆长何新桥对博物馆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走出去,请进来’。走出去就是尽可能将自博馆的标本馆藏拿到国内各省、市举办科普联合展览,带动了科技人员、员工的积极性,实现一定的经济创收。此前,博物馆靠国家经费划拨,只有固定工资,即便是1980年初也没有奖金可言。请进来,就是积极与国外的博物馆进行各种交流。”
       “但一个单位的体制、运营方式改革,必定会触动一批人的利益,也会淘汰一批人。当时有一种叫法叫做‘奖勤罚懒’。自然博物馆不是企业,无需计件式的流水作业;如果还像以前那样闭门搞科研,那些没有课题的、专业门类狭窄的科研人员只能继续做辅助工作,甚至年年都出不了课题。而且如果没有足够的科研经费,就不能深入研究,这些都会导致人才浪费。”自此,原本的课题研究的辅助人员积极寻径问路,转向各种课题组。
二楼腔肠动物展柜,前排从左至右美丽鹿角珊瑚、石芝、朴素扁脑珊瑚、粗糙刺叶珊瑚、扁脑珊瑚、笙珊瑚,后排为粗野鹿角珊瑚和红珊瑚。

       科考的日子
       自然界的七、八月,万物活跃、葳蕤,自博馆各个门类的人员陆续出发了。持续的采集工作往往持续两三个月。九、十月份,收队回馆,自博馆里开始热闹起来,新一轮的标本,要进行编号、查阅资料,要进行修复、整理、分类。生的延续,复又开始了。
       马积蕃说:如果我们不做这些,那么标本收藏何来?没有标本,何来研究?
       在那些野外科考的树林、灌木、溪流面前,回忆生机勃勃,但也甘苦相杂。马积蕃从事的两栖爬行类研究,标本采集过程艰辛异常。为了更好采集标本,往往驻点人烟罕少的“独家村”。大家都不乏一手捕捉绝活。“我们队里宗愉等两位女同志,捉蛇也很厉害!当然,一般来说都有钳子,鞋子比较硬扎。我们和早晨采集标本的鸟类组不同,两栖类捕蛇捉蛙总是要昼伏夜出,打着手电,布口袋扎在腰间,夜里八九点出发一直作业到凌晨三四点,回到营地,一般是浑身通湿,天已大亮。”也有那么一回,三、四人众蹚溪逆流而上,在穿山乱石间频频遇阻又兜转以进。“天蒙蒙亮了,我们回头一看,心中一惊啊。吓,夜里倒是什么都看不见,也不知道是什么走过来的!”
       “不过我最初进馆的时候,植物部的科考也一样辛苦。山里的标本采回驻点后,每天要用人工手压,制成腊页标本,做科研的女同志背着一大捆的草纸上山,山上潮气重,又要自己生火,把纸烘干”。
       “1962年之后的两年间,自博馆标本的增长很快。到2000年为止,我馆共有标本总量24万,其中动物有8万多,植物有16万。动植物和古生物模式标本共计有100种。所谓模式标本是指,这个种,是首次发现,所有未来发现的标本都将以我作为模范,作为参照。”
       我想起了马老师家虎头虎脑的外甥,一进门就特别认真地告诉我:“我外公写过书呢,在书柜里。”在那本作为参与者之一的《中囯动物志:爬行纲总论•龟鳖目鳄形目》里,就有他和宗愉一起发表的有关井冈山脊蛇、金头闭壳龟、拟水龟的研究成果,他们都属于模式标本。
       底野力则说,“年年出门,习以为常,碰到一些激动人心的事,大家也会交流。野外有乐趣,但最深刻的记忆,就是苦。常常就是一壶水,两个馒头,一把咸菜,一个背包几十斤重,各类随身的装备。工具根据专业而定,比如我们古生物,要带地质锤、罗盘仪,那年头哪来GPS设备?晚上回不来了,就睡袋、帐篷。但现在这样的科考明显少了。”
       计划经济年代,各兄弟博物馆间的配合、共享模式已经彻底被扭转。市场化转轨后,各地博物馆开始意识到自有资源的价值,落地科考变得更难。现在,众多博物馆都开始启用一系列征集、遴选标本的流程,也不再单纯地依靠研究员的采集和研究。甚至于,像当年像熊老师他们那样,各地奔忙翻模的经历也已再不可得。计划年代,一方出技术,一方出标本的合作方式也已经发生了转变,各馆已不再随意敞开馆藏标本,复制费攀高,恐龙化石复制更要高达上万。
       我想起四月在自然博物馆的一次对话。一个男人领着他漂亮的东欧女友、丈母娘来参观自博馆。我问他,“你女朋友喜欢这里吗?”“哦,她们喜欢那些恐龙,但他们忍受不了那些小动物标本”。紧接着,他鼻尖凑过来,像是极力要嗅出一种秘闻:“哎,那些恐龙,是真的还是假的?”孰真孰假这个疑惑,是他试图将这些比人类还要久远的生命体,纳入到那套他易于领会、习以为常的货币体系中。平常笑眯眯地介绍各种月光石、鹦鹉螺化石、海胆化石的小周扁了扁嘴,明明白白地说:“如果你享受它,喜欢它,你怎么会在乎它的真假呢?”我想起了熊老师和底老师的感叹来:“现在啊,连复制品,有钱都不一定买得来啊。”
       
       时间还没结束
       自1980年代末起,上海自然博馆已经站在了国际的平台上:在日本、意大利、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各地进行巡回展览;也在各种海外交流和研究合作中,发现了自己的优势和短板。1990年代熊老师趁着在意大利巡展中国恐龙时,看到了尚未在国内使用的动物标本制作技法,他还特地带回了一包专门用于雕塑的塑钢土——速干后坚如瓷器。底野力则巡展意大利特兰托、都林,有机会与罗马大学的专家进行合作研究,更对维罗纳专为古建筑改道的十字路口记忆犹新。
       自博馆因之有了不错的经济效益,但马积蕃则从门类系统上保留了自己的一点意见,并提到了自然博物馆的几次格局变动:1962~1963年,一楼全部是动物进化厅,如今摆放合川马门溪龙的地方,曾经是一条鲸鱼。现在人类陈列馆原本是陈列无脊椎。二、三楼是昆虫类、两栖爬行类、鸟类、兽类。这种情形一直维持到“文革”。“文革”后,自博做了一次大调动和大修改。一楼兼并,大厅左侧展示古生物进化,右侧空间是人类陈列馆,二、三楼就主要陈列动物,但各门类都有所压缩。等到80年代后期因适应市场经济、搞活科研经费、积极创收等需求,二楼再度压缩,腾出空间作临时展览,昆虫类、贝壳类、甲壳类挤缩在整个长长的过道中;而原来,昆虫类占到二楼整个前厅,此外还有鱼类和两栖爬行。三楼的空间也随之压缩,原二楼的两栖爬行挪至三楼,鸟类压缩,兽类压缩。以至系统犹在,但难免有碎片化和不伦不类之嫌。
       这种国内外的持续交流一直延续到2000年。是年,已近退休年龄的马积蕃以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室主任身份作了最后一次两岸交流,前往台北。他在台北街头看到铺天盖地的陈水扁竞选横幅,也看到了台北自然科技馆的先进展示理念。
       2000年,上海科技馆、上海自然博物馆、筹建中的上海天文馆完成三馆合一。在老自然博物馆员的力争下,延安中路260号维持现状。但近三分之二老馆员退休、待退休——此时馆内拥有高级职称的正副研究员多达60多位,这个数量意味着上海自然博物馆完全可以一手包揽任何一所高校生物系的所有课程,而且绰绰有余。但当时,很多时年不满50岁的科研人员,在上海科技馆企业化管理的模式面前犹豫再三,做了一次或许令他们今日亦有抱憾的选择。研究,几乎集体终止。
       自然博物馆像那些标本、化石一样骤然安静下来。
       十多年过去后,如今剩下的馆员也已届退休年龄。
       74岁的马积蕃,如今偶尔为野生动物保护部门做一些相关的辨别和鉴定工作。“那大部分退休的人后来做什么去了呢?”“只能什么都不做罢。”而当年,这批人为了希望拥有“自己的自然博物馆”,卷起袖管,亲力亲为,甚至只是为了在展览中呈现一副蛇的日常情态——尽管国外有大量的照片资料。他们在馆办公室里安置几个饲养箱,24小时值班,照相机放在旁边,记录下一帧帧蛇进食、蛇蜕皮、蛇产卵的照片,就像当年法布尔养着蜜蜂、盯着蝎子,不舍昼夜,用自己的双眼,充满童真的俏皮语言,留下了那份近乎缠绵的自然之爱。
       即便今日,十分偶尔地,上海自然博物馆会仍会受到业界老教授的校误,“他们对展品的观察程度相当仔细,对简洁的要求相当挑剔,他们不允许在科普的场地发生谬误,但凡碰到这种情况,根本用不着请示领导,只要我们找到正确标准,第一时间改正,否则真是芒刺在背”,史老师说。也会有人在看到曾经花费那么多人工的油画、景箱,在蒙了灰的心血面前,质问他们,“为何国家什么钱都可以用,为什么这个钱不拨到这里?”
       当然,也会有参观者疑惑不解道:“老师,这么大的房子就为了展几个骨头架子,太可惜了!如果搞个展销会不是很有经济效益吗?”史老师一贯温和,告诉他:“你的观点是对的,但对我们这里不一定适用,如果每个城市到处都是展销会,那城市就成大商场了。”“来之前我不知道骨头是什么?”“那你现在知道了吗?”“我看不懂。”
       无数人腹诽、质疑它为何罕有变化,甚至活化石矛尾鱼的浸泡标本有脂肪外溢等问题;但亦有人感叹这种在老建筑中,细致缓慢、毫不追求热闹的经典展呈方式,实在鲜见。史老师作了一次极其客观,但又意味深长的解释:“自然界的生物物种之进化,本身就是很缓慢的,我们无须刻意地去替代它,因为它的延续还在;而如果它消失了,对我们就是一个损失。”
       因为老自博人的执着,那脸庞圆圆的鼬,蹲伏在一块鲜明的红布上,眼睛被衬得更显黑亮;而芝麻种子化石,不知是谁,竟像对待福祗般拼出了一个“芝”字。
       或许,没有说出遗憾,是因为胸中有更大的热爱。无论钻石和砂砾都凭借自有的坚固,自由发光。
       当浮士德面对人生至美之景,曾由衷呼唤:“时间,你真美啊,请停一停!”时,你可以感受到,在内心所爱面前,梅菲斯特的死亡契约又算得了什么呢?在老自然博物馆的面前,或许不需要去呼喊什么,而是应该去相信,相信并非所有一切坚固的,都会烟消云散。坚固的更坚固,永恒的更永恒。      
责任编辑:李丹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上海自然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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