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教授：国共两方在同一片战场抗日，只是分工不同

        由复旦大学主办，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高校智库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中心承办的“抗日战争与中美关系珍贵文物展”，将于4月17日在复旦大学蔡冠深人文馆开展，展期为70天，暗合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意。

        本次展览将展出230余件与抗日战争和中美关系相关的历史文物，其中大部分展品为首次公开展出，展品内容涉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美两国政府首脑、军事将领、外交使节、学界名流、社会贤达的手稿、信件、签名照片，以及抗战时期若干重要机构和重大事件的文物资料，最主要的特色是所有展件均为文物级的原件，无复制品和翻拍照片。

        4月15日下午，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本次展览的发起人徐以骅在其办公室接受了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的专访，重点介绍了展品中毛泽东、周恩来和罗斯福的几封信件。徐以骅认为，这些资料见证了中国各阶层、各民族为抗日战争胜利所作出的努力，以及中国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所具有的重要历史地位。

        对于现在社会上一些过分拔高国民党正面战场在抗日战争中作用的声音，徐以骅特别强调，国共两方的抗日只是分工不同而已，应该将两方面的抗日看成是一个战场，不要分，大家各有各的作用。

        澎湃新闻：这次展览有哪些比较重要的文物？

        徐以骅：一份是毛泽东于1938年在延安创作的《抗战宣言》及《奋斗》题词手稿，手稿上书“整个中国是一个抗日大学，希望出去学得更多的东西，日本法西斯是能够战胜的”。这是毛主席亲笔写的，给了他的警卫，然后被长期保存，非常珍贵。

        另外一份是周恩来1936年指示中共党中央情报部部长胡鄂公促成抗日统一战线的重要书信，上面写道“目前我国所遭际之大难，非集中全国力量，不足以谋挽救”。这封信可视为中共领导人通过地下党及民主人士促成全国各界力量联合、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高指示，可以看到中共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作出的努力。这是最强的证据，最活生生的证据。

        澎湃新闻：周恩来的这封信是首次公开吗？

        徐以骅：是的。因为这封信是私人收藏，之前学术界也不知道它的存在，只有个别人知道，所以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和研究意义。

        另外，还有罗斯福在1938年和1943年写给蒋介石的两封信。前一封是罗斯福对蒋介石请求支援的回复，比较严肃，表示爱莫能助。虽然罗斯福在信中明确讲了对中国从官方到个人有强烈的同情，但你仔细看，他的回信是在一个多月以后，不是及时回信，如果考虑到当时的外交礼节、当时蒋介石的危难，都说明在罗斯福那里，中国不是他手里很大的棋子。

        但是后面一封语气比较轻松，比如里面说“我和我们北方来的老朋友（苏联）谈事，我过几天就回开罗见面”，然后就开始亲切地谈个人之间的感情。态度的转变是因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需要中国在远东牵制日本。

        澎湃新闻：我们说抗日战争时期的中美关系，看起来是两方，实际上是中共、国民政府和美国三方的关系。

        徐以骅：这个意见很对。当时不仅有国民党政府，还有陕甘宁边区政府，所以我们这次展览解说的“政府首脑”就包括国共两党。但是后来为了突出中国共产党，后来就改成了中国共产党领袖、政府首脑。

        因为抗日战争时期全国实际有三个区：敌占区、蒋管区、苏区，是个三分天下的局面。这个三分天下的局面包括两个层面的对美关系，一个是中共与美国的关系，一个是国民党与美国的关系。但有时候两者又有重叠。 

        澎湃新闻：中共当时对美国是什么态度？ 

        徐以骅：中共的领导层中，有很多的大学生，受过高等教育。有些是教会大学毕业的，英文很好。所以他们对美国的情况很了解，他们知道美国从1930年代开始执行本土孤立主义政策，有中立法，所以在法律上美国不能提供援助。后来在1941年改行租借法，才开始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盟国提供援助。所以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有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中国共产党对此是完全了解的。

        澎湃新闻：有研究称，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共外交政策的形成时期。我们谈外交一般是指国与国之间，当时中国在国际上的合法政府是国民政府，中共也不是执政党，那么美国与中共是通过什么方式进行接触的？

        徐以骅：很难说这个时期中共形成了非常成熟的外交政策。抗战以后，美国觉得中国不能打内战，所以有延安观察组以及埃德加·斯诺访问延安等举动，但还是比较零星的，美国包括其他国家与中共的接触还是少。但这并不妨碍中共对美国的了解，因为中共有很多高级知识分子。

        直到抗战后期，马歇尔调停、重庆谈判等，中共才开始进入到与美国官方代表的直接接触阶段，这标志着中共的外交领域在对美关系上比较成熟了。但是原来，中共对苏联、对共产国际，从来没停止过交往。        

        澎湃新闻：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和美国的关系也是很复杂，并处在变化中的，既有同盟又有冲突。比如说宋美龄访美前后，中美关系已经达到一个非常亲密的阶段，但是后来史迪威事件出来，这种亲密关系一下子就消失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仅仅是史迪威与蒋介石之间的个人冲突导致的吗？  

        徐以骅：一方面是史迪威的个人因素，可以看出美国将军的傲慢。尽管他是美国对华外交政策的执行者，不是制定者，怎么能叫蒋介石“花生米”啊，这个就过分了，是带有侮辱性，很明显不尊重蒋介石。然后就是美国到1950年代以后还有一个政策，叫“放蒋出笼”，这不等于说蒋介石是条狗嘛！所以美国尽管跟蒋介石亲密，但里面也是有矛盾的。

        另一方面，这个事件也说明蒋介石坚持自己的立场，他也不是事事听美国的。

        更重要的是，史迪威为什么能以一个战区的司令，在外交政策上有很多发言权？主要是美国对华的政策没有完全确定，有点暧昧、有点模糊，这样使得战地的指挥官有点任性。

        澎湃新闻：蒋介石对史迪威的态度是非常强硬的，甚至不顾幕僚的反对，考虑到另外一件事，就是宋美龄访美后英国曾三次发出邀请，但宋美龄因为印度的关系而对英国印象恶劣，都拒绝了。有学者据此认为，国民政府当时的外交决策明显呈现私人化、情绪化倾向，您怎么看国民政府的外交决策？  

        徐以骅：早期各国的外交政策都很草率，美国也是这样，不像现在这么机制化。比如说扔原子弹，杜鲁门说“buckets stop here”（问题到此为止），所以不管多少人出主意，最后拿主意的还是他一个人。

        说蒋介石不重视他的幕僚班子，有些是重视的，有些不一定重视。有个美国总统曾被批评说，他是他自己的国务卿，也就是他不听国务卿的话；而像艾森豪威尔的国务卿杜勒斯，又说艾森豪威尔是袖手旁观的总统。

        但是整个民国政府的外交系统还是相当专业化的，外交官职业化程度高。像顾维钧之类的圣约翰三杰，都是职业外交官。但是职业外交官脾气比较古怪，有自己的职业习惯，他不买你的账，外交官自己就是一个小团体，你不好干预他。这也是为什么蒋介石要用自己的亲信宋子文来谈判。 

        澎湃新闻：近些年，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在正面战场的作用和功绩越来越被重视和肯定，但是也出现了不少夸大、拔高的声音。您怎么看待这一问题？

        徐以骅：国共两方的抗日只是分工不同而已。国民党当时是执政党，掌握绝大部分资源，当然要扛大头。过去我们对他们是忽略的，现在重视程度越来越高，比如台儿庄战役的影视作品，人家说国民党看得都热泪盈眶。

        我觉得，应该把国共的抗日看成一个战场，不要分，大家各有各的作用。一个擅长打游击战，一个擅长会战，这种战术的变化不一定说明水平的高低，有时候还要看哪一种更适应现代战争。比如说美国独立战争中，英国的Red Coat（红衣军）一排一排轮流射击，看谁人多，这不是傻嘛，哪有这种打法了，这个时候，当然中共的游击战是对的。

        我们当然要肯定国军的作用，但是确实里面也有很大的水分。国军这抗战八年来不知道谎报了多少军情，一个师的编制只有一万人，他变成两万、三万，吃空饷。另外还夸大杀敌数目，杀了一百个就报一千。北大历史系王奇生教授写了很多文章，讨论国民党夸大战绩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