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出口中国换取外汇，可为什么德国人还是反对工业化养殖？

        近年来，肉类生产和消费对气候、环境、人体健康和动物福利的影响在欧洲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很多研究和倡导工作围绕着它展开，也出现了一波反思肉类消费的消费者运动。五年来，德国声势浩大的反对工业化农业运动“我们受够了！”（Wir haben es satt!），就将反对大规模集约化养殖作为它最重要的诉求之一。与此同时，去年底、今年初国内的一波奶农倒奶杀牛风波，也让国人开始关注国外畜牧业对国内市场的影响。

        托比亚斯·莱谢特（Tobias Reichert）是德国观察（German Watch）的世界食品、土地使用和贸易研究团队负责人。这是一家观察和研究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活动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影响，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国际组织，是“我们受够了！”运动的主要协调机构“我的农业”（Meine Landwirtschaft）的支持机构之一。

        莱谢特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就关注国际贸易政策和WTO谈判，农业贸易是其中主要的争议之所在，成为他长期的研究领域。去年10月12日，我们在柏林参加“我们受够了！”大会期间，在莱谢特位于柏林南郊的周末菜园里采访了他。听他深聊高度出口外向型的德国动物养殖和肉类、乳制品生产的动力和代价，从中折射出工业化农业模式的性格，和欧洲公众对它的态度。

        

        问：工业化养殖是“我们受够了！”运动所反对的“工业化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欧洲的现状究竟如何？

        莱谢特：德国的大规模集约化养殖主要集中在西北部靠近荷兰的地区。在那里，原本只是城里人不喜欢这种模式，养殖场当地乡村的居民还是欢迎的，因为这能带来就业和经济发展。但是现在，由于当地居民感受到工业化养殖的废物给空气、水质、土壤造成的污染，发现自己被越来越多的玉米单一种植所包围，也开始越来越不喜欢这种模式。

        德国对养殖业废物处理是有监管的，但是其中也有很多漏洞。你可以声称有人买走了你的废物，但是没人真的来数你究竟运走了几车。结果是，所有工业化养殖集中的地区，地下水和饮用水中的氮含量都远远超标，达到欧盟最高限额的1.5倍。而且，没有迹象表明它们能减少污染，因为当地的养殖业还在扩张。

        问：这些企业有没有被罚款？

        莱谢特：可以说没有，也可以说有。是有一部法律，但是因为政治游说的结果，其中却没有罚款的规定。不过他们倒是有可能受到另一种形式的罚款。欧盟根据农场土地面积向农业生产者提供农业补贴，在德国大约是每公顷三百欧元，如果农场违反了“良好农业规范”（Good Agricultural Practice）对环境保护的规定，那么就拿不到其中最多30%的钱。但前提是你在检查中被发现问题。但是，有些人出示一纸合同，表明他们每年将多少吨的废物运到了东欧，相关部门给他们敲个章，问题就解决了。所以，监管常常是纸面上的，并没有真正的调查。

        问：这有没有引发消费者对肉制品企业的抵制？

        莱谢特：这引发了更活跃的政治活动。比如下萨克森州的选举主要是在保守党和社民党之间互换，绿党从来扮演不了什么角色。但在五年前的选举中，特别是在那些通常十分保守且工业化养殖集中的地区，绿党第一次获得了两位数的选举结果。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希望改变工业化养殖造成的问题，但是两大党从来都没有做过什么，所以人们就把票投给了绿党。

        问：德国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工业化养殖？

        莱谢特：德国肉制品生产的勃兴主要是因为出口，国内消费从上世纪90年代起就基本上持平了，最近甚至略微下降，但是生产却一直在增长。出口目的地主要是俄国和中国。同时，很少有欧洲国家的肉制品价格能比德国更便宜，这就是为什么德国能够大量出口肉制品。

        问：为什么这么便宜？

        莱谢特：我们看一下欧洲肉类生产的布局。德国西北、丹麦、荷兰，还有法国东北，这些地方都离鹿特丹港不远，大量的大豆都从巴西运到那里。如果你看大豆饲料的成本，最高的一块是陆路运输，海陆运输相比之下是极其便宜的。所以，把养殖场集中在港口周围是有明显的优势的。如果养殖场坐落在波兰，那就得一路经过德国运过去。即便那里劳动力便宜，运输成本也还是太高。

        而且，德国的劳工法十分宽松，尤其是在屠宰业，结果是：来自东欧的“合同工人”在法律上受雇于罗马尼亚公司，领东欧水平的薪水，却在德国的屠宰场和动物养殖场工作。他们的工资比德国最低工资还低。相比之下，法国的劳工法要比德国严格得多，所以他们的肉类产业无法与德国竞争。德国屠宰场工人的劳动安全和健康也是一个问题。由于肉类产业劳工的福利差，他们也没有动力把工作做好，结果让动物福利状况更加糟糕。即便肉类产业有这么多问题，但最吸引公众注意力的还是动物福利问题。

        问：好像你们无论养什么动物都依赖于巴西大豆等工业化种植的饲料？

        莱谢特：猪、鸡和火鸡基本上是这样，通常是巴西大豆混上发酵的本地玉米。但牛就不一样了，在德国中部和南部的广大地区，畜牧业饲料中的很大比例仍然是草，但它们的竞争力正变得越来越低。这是我们眼下的一大担忧：如果牛奶市场完全自由化，那么用更可持续喂养方式生产的牛奶的市场份额就会越来越低，最终输给依赖进口玉米饲料的工业化养殖。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这种趋势，喂草地区的奶农已经在把他们的牛奶配额卖给工业化养殖场。

        问：我们在科隆的时候，有奶农告诉我们当地牛奶协会告诉他们中国市场的因素，最近奶价将会下跌。似乎中国市场的需求正在造成欧洲生产者价格的波动？

        莱谢特：对，没错。因为现在的奶价已经和国际价格接轨了。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欧盟有一个很高的乳制品保障价格，导致70年代有大量的生产过剩，并催生了生产的规模化和集约化。80年代实施的生产配额制度是对此的回应。只要欧洲价格比国际价格更高，欧盟就会补贴出口价格差额。这当然也造成了欧盟和其他乳制品出口国家的纠纷，比如新西兰和阿根廷，这也成为WTO磋商中的争议重点。大概是2003年，欧盟决定阶段性取消牛奶生产配额，同时逐步降低乳制品保障价格，取而代之的是向奶农提供一整笔与农场面积挂钩的补贴。这样，既补偿了奶农的收入损失，又不会刺激生产。 此后，保障价格逐渐与国际价格接轨，大约到了2005到2006年，保障价格和国际市场价格已经相差无几。伴随欧盟保障价格的降低的是国际市场的价格却因为俄国和亚洲市场的强劲需求而上升。

        2009年有一场乳业危机，国际价格非常低，欧洲奶农第一次充分感到来自国际市场的冲击。奶农开始抗议，退出德国农民协会（DBV），因为后者的立场是：我们代表三分之一能活得下来的农民，其他人反正都会倒，我们顶多帮助他们平顺地退出农业。

        问：这是他们的官方立场？

        莱谢特：他们没这么说，但他们的政策显示出他们所持的是这种立场。在过去的50年中，我们失去了一半的奶农，在未来的50年，会再失去一半。DBV没有做任何事情来阻止这个趋势。他们隐晦的政策就是：“这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只代表能活得下来的农民。”

        他们的确以某种方式代表“活跃农民”的利益。德国的很多农民都已经上了年纪了，很多人现在60岁左右，他们知道子女不愿继承农场，得把农场卖掉，或者把土地卖掉。于是DBV会开展退休福利等项目，来保证这些失业老农不会被忽视，但它并不试图帮助更多的农民长期从事农业，而是眼看他们把自己做穷，然后，希望生存下来的农场变得更高效、更有竞争力、更面向国际市场，而无需受到环境、动物福利等因素的制约。

        问：那人们怎么看待农业在追求出口的同时，却在国内制造环境污染问题？听上去这更像是发展中国家的情况……

        莱谢特：对对，就是那样！首先，你看这是在德国，我们十分自豪的一件事情就是出口。我们出口汽车、机械、化学品等等，现在，终于可以出口猪了！你该听听农业企业代表在“德国农业企业外向型经济日”上的发言。代表在发言，部长们在旁边站着：“我们现在也能出口了，所以别小看我们，出口是德国农业和经济政策的硬道理，我们现在也在为世界的其他地方工作！”他们可骄傲了。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另一个方面是追求增长，并把增长等同于产量的增长。但国内消费稳定，为了增长你就只能出口。而在环境、动物福利等方面，他们的反应是：“我们已经改进了，环境问题在七八十年代要糟糕多了，现在我们至少在动物福利方面有了一些规定，做出了一些改变”。他们在环保和动物福利方面的确比其他国家做得略好，于是就把这作为一个卖点。“差不多就可以了，别要求我们太多。”这就是DBV的逻辑。

        这也是因为德国近来也的确很少出现食品安全问题。上世纪80年代曾经有过很大的问题，比如肉类生产中的生长激素。但后来对食品安全就有了很严格的监管，可能比其他欧洲国家都严格。

        问：我们在中国也会读到一些文章说德国的食品安全监管有多么严格，把它作为榜样。

        莱谢特：但这仍然是一种工业化生产思维下的监管，助长了工业化养殖的趋势。食品安全规范（Food Safety Regulation）中对食品加工监管的安全太高，以至于基本上没有农民能够自己屠宰牲畜。必须有独立的房间屠宰、独立房间分割和清理，等等，极其详细，一切程序要求都是为大规模屠场量身定制的。所有想要自己屠宰的人都得申请，其成本并非普通农民可以承担。这让农民难以开展面向消费者的直接销售。

        问：“我们受够了！”运动看起来动员了不少人，它产生了什么影响？

        莱谢特：几万人的游行对德国来说的确很大，而且考虑到是在寒冷的冬天进行，就更了不起。这的确是一场大运动，而且还在扩大，的确产生了政治影响。它帮助绿党进入了原先没有它活动的地区，它迫使德国政府谈论动物福利和动物养殖的其他问题，德国新的农业部长最近要求产业界主动停止剪掉鸡的喙和猪的尾巴，否则五年后就会立法禁止。这是保守党第一次对动物福利体现出如此强烈的关切。

        它也迫使产业界做一些表面的改变。有趣的是，德国政府正在大力补贴生物能源，这刺激了油菜产量的增长，其加工下脚料菜籽饼被用来替代大豆喂牛。结果是，近五年来，虽然德国牛奶产量不断上升，但是大豆进口量却保持稳定，因为增加的饲料需求用欧洲本地生产的菜籽饼来满足了，然后产业界就说：“看，我们在改善，这就是‘本地喂养’”（local feeding）。这里面其实还有市场因素，因为随着中国对大豆需求的上升，大豆价格也在上涨，菜籽饼在这种情况下成了便宜的替代选择。

        问：接下来会怎么样？

        莱谢特：前景很难说。因为，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人不喜欢工业化农业带来的动物福利和环境问题，而另一方面，有一个崇尚出口和竞争力的思想倾向。

        在国内，我们新的农业部长可能会试图说服消费者为采取动物福利措施而向肉制品多支付每公斤10～15欧分的钱。但是德国出口自己40%的猪肉产能，海外市场的消费者会怎么反应？中国、俄国、韩国的消费者能接受吗？所以这是一对矛盾：一方面在国内需要改善动物福利和环境表现，但是另一方面在海外市场却要保持竞争力、压低价格。我相信他们还没想好该怎么解决这对矛盾。

        问：德国农民能从出口中受益吗？

        莱谢特：那三分之一能够维持下去的农民可能可以受益，但他们也要面临更大的风险。

        问：城里人怎么看待工业化养殖问题？他们有没有用消费选择来寻求改变？

        莱谢特：动物福利的内容在媒体上有大量的曝光，他们热衷报道这个话题，尤其是电视，因为这会让人震惊。部分因为这个原因，城里人对他们所吃的动物的状况非常关心。走上街头的只是少数，多数人并不关心和积极参与，他们仍然不会放弃从折扣超市购买肉制品，而去选购有机肉制品。

        在德国，由于很多有机农场也有很大的规模，而且高度机械化，所以有机农作物的生产成本很低，但有机肉类的生产成本却要高出许多。因此有机蔬菜和谷物的市场占有率要远远高于有机肉类。前者的价格比常规产品高出20～30%，但后者通常要比常规肉类贵出至少2～3倍。

        有机肉类市场也出过一些丑闻，比如所谓的有机的鸡和火鸡喂的是常规饲料，部分原因是，这些品种只习惯吃大豆和玉米的混合饲料，如果吃有机饲料，会死亡或不长肉。禽流感也是大问题，由于大批量繁殖的鸡在遗传上极其相似，所以很容易受到同一种病毒的影响。

        所以，有机消费仍然只是一个小众市场，人们的消费习惯并没有太大改变。

        本文的采访于2014年10月在德国参加德国亚洲基金会（Stiftung Asienhaus）“2014中德学习之旅”之余进行，该项目得到米索尔基金会（MISEREOR）的资助。香港社区伙伴（PCD）也为采访提供了旅费资助。一并致谢！（作者邮箱：yifaan@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