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中筠：中日“必有一战、不妨一战”这类观点很危险

        4月18日，由复旦大学主办的第二届中德莱布尼茨论坛在上海举行。中德莱布尼茨论坛是由复旦大学与汉堡大学联合主办的国际学术论坛，每两年分别在上海和汉堡各举办一轮。本届论坛由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承办，主题为“德国在中国：思想与艺术”。

        在本届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研究员资中筠，以法、德等国如何通过欧洲煤钢联营走向合作、和解为例，提出中日应该从中得到启示。资中筠特别提醒说，在法德和解以及“小欧洲”出现的过程中，不仅是战争加害方德国做出了努力，英国、法国这样的受害方也展现了极大的诚意。所以，资中筠对于目前中国国内不少民众想象甚至不惮于中日开战这样的思潮，感到担忧。“如果连‘再也不要打仗了’这样的共识和愿望都没有，连这个大前提都不承认，那就什么都不要谈了。”

欧洲的思想输出影响了世界

        不可否认的是，欧洲文明在近代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资中筠认为，近几百年来，几乎所有的前沿思想都是从欧洲出现的，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包括法西斯主义也是从欧洲来的。

        近代欧洲对于世界有哪些贡献？资中筠从三个方面予以概括：

        第一，民族国家自欧洲诞生。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前，只知道有天下，而不知道有国家。第二，随着民族国家的形成，欧洲一体化在观念层面也开始出现。“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战争，民族国家开始形成，这是从政治上来看。但是从文化上讲，欧洲的每一个知识分子从来不只是属于某一个国家。尤其是中世纪以后，欧洲的每一个学者或者著名知识分子都有周游列国的经历，他们属于所在国家，但同时也一定是属于欧洲的。”所以从这里，资中筠看到欧洲一体化的思想和文化根源是由来已久的。

        最后，欧洲对前沿思想输出，深刻影响了近代人类历史的走向。资中筠对动辄以国家GDP多寡为准绳的做法提出批评，“从人类文明史的角度来说，应该特别注意不能一天到晚都是GDP。文明的发展，不能完全以经济发展水平来衡量。”资中筠认为，思想贡献多少、是否前沿不一定和经济的发展成正比，比如说德国，在GDP发展上是后来者，但从出产哲学家、思想家上来说，德国是很先进的。黑格尔说过，历史是在一个精神的节点出现的，并不是说GDP达到多少，才能成为历史的节点。”资中筠说。

法德共识：此后不要打仗，其他都是小事情

        中国人从中日关系的经验出发，认为加害者首先应该认错，应该得到惩罚，而且要被加以遏制，防止军国主义再兴或在军事上恶性膨胀。“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也很习惯这样的思路。多少年来，我就习惯于你应该认错，你怎么能老翻案？”资中筠说。

        但是从和解的角度看，资中筠认为，仅仅靠一方的努力是不够的。欧洲煤钢联营的出现，欧洲一体化能够迈出实质性的步伐，法国、英国等战争受害国同样做出了极大的努力，起了很大的作用。

        法德百年来对于阿尔萨斯-洛林的领土争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该地区拥有丰富的铁矿。煤钢联营能够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对法德都是有利的。资中筠认为，欧盟之所以能够走到今天，就是从最开始煤和钢的结合开始的，通过煤钢联营，法德的利益拴在了一起，进而达成和解。并且最为重要的是，煤钢联营最开始的倡议者，正是战争的受害者法国一方。

        资中筠非常钦佩被誉为“欧洲之父”的法国时任外交部长罗伯特·舒曼、德国时任总理康拉德·阿登纳等人。她认为，这些促成欧洲煤钢联营的政治家非常有远见和胸襟，在欧洲走向一体化的过程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们不是一天到晚向后看，不是用世世代代的恩怨来看问题，而是向前看，向真正符合双方最大利益的方向看。”

        资中筠认为，无论是舒曼还是阿登纳，他们都明白法德和解是为欧洲成功消弭了一个重要的争端根源。经历了两次毁灭性战争洗礼后，当时欧洲人都认同和承认要永久和平这样一个大前提，“从此以后不要再打仗，其他都是小事情。”所以，资中筠认为，不管现在欧盟有多少问题，比如希腊问题、欧盟财政困难，欧盟的存在本身对世界就是很大的贡献。2012年挪威诺贝尔委员会授予欧盟诺贝尔和平奖，资中筠所说的这个贡献得到了最好的确认。

对亚洲来说，承认 永久和平也是最大前提

        中日两国除了仇怨和伤痛外，也曾有过美好的回忆。上世纪70年代中日实现了邦交正常化，而1980年代则是中日两国关系的“蜜月”。当时无论是政府间还是民间，都有各种友好往来。

        经历过1980年代的中国人都会有印象，那时候电视里不是谈“中日友好”的新闻，就是日本动画片，《北国之春》等日文歌曲一度风靡中国。同时日本民众对中国也非常友好，甚至有日本报纸发出社论称：美苏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共同的敌人。

        “我觉得在当时中日之间是可以看到希望的，两国确实曾经有过建立共同体的想法。从当时的环境来说，东亚共同体不是不可以想象的。”资中筠说。

        但亚洲的情况比欧洲要更为复杂和困难，欧洲具有亚洲所没有的先天优势。资中筠认为，首先是欧洲有共同的文化基础和价值观；二是制度基本是相同的；三是二战中民族主义恶性膨胀，法西斯主义彻底破产，基本没有复活的可能性。

        “但亚洲的情况则不同。日本对二战这段历史总是犹犹豫豫，就是没有做到德国那样的地步，比如，没有德国人会认为对犹太人屠杀或者奥斯维辛是夸大的或是不存在的，但是日本人就认为，南京大屠杀和德国是不一样的。”资中筠说，她曾碰到一个日本人，他说德国对犹太人是“种族灭绝”，但南京大屠杀是“战争暴行”，是每个战争都有的，而且也还会纠缠南京大屠杀到底死了多少人。所以，日本没能如德国一样，对战争和历史作出彻底的清理，这是东亚走向一体化的一个阻碍。

        另外就是美国的因素。资中筠指出，“美国在战后一度有个大战略是联华反日，所以麦克阿瑟通过《和平宪法》铲除军国主义的残余。但1948年，中国解放战争即将胜利，使得美国有个大变化，变成联日反华了，对于剩下的军国主义残余就铲除中止了。现在美国重返亚洲，绝不对希望亚洲国家联合起来。”

        而对于亚洲来说，最为关键的是，能否如欧洲煤钢联营中的法德一样，承认永久和平是最大的前提。“如果大家承认这个前提，那就好办，政治家运用智慧，通过各种手段，一起往前走。但是如果现在连这个共识都没有，那就非常危险了。”资中筠对于现在国内舆论中，“中日必有一战”、“不妨一战”这样的看法，感到担忧，“假如人们认为战争是可以想象的，甚至于认为最后还得用战争来解决太平洋那几个岛屿，那就什么都不要谈了。”

        资中筠的担忧并非无的放矢，只有去搜索引擎搜索“中日必有一战”，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预测、分析，甚至调查测试。资中筠觉得，现在很多青年人沉浸在极端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中，“这些嚷嚷得很凶的、又砸人家汽车的年轻人，只不过是觉得时髦，而且是非理性的。但是如果真的要打仗的话，要他们为国家做出一点牺牲，我很怀疑他们会愿意，更不要说上战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