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人到衙门打官司,需要下跪吗?

吴钩

2015-05-12 10:17 来源:澎湃新闻

字号
       不管是成书于元、明、清的公案小说《包公案》,还是这个时段产生的“包公戏”剧目,抑或是今人创作的古装司法题材影视作品,它们对于宋代审讯场面的讲述,有一个细节是不约而同的:诉讼两造都得跪在公堂上听审。
       
京剧包公戏《铡美案》剧照
       这些文艺作品塑造出来的历史想象,甚至让历史研究者也深信不疑,比如法律史学者潘宇的论文《传统诉讼观念的基本形态与转型——以中国古代民事诉讼观念为样本的研究》就认为:“在(古代)司法实践中,无论是刑事案件,还是民事诉讼的原被告双方都要承受同样的皮肉之苦,以及同样的精神上的威吓。如,涉讼两造(包括其他干连证人等)一旦到官受审,不仅要下跪叩首,而且还要受到‘喝堂威’的惊吓。”潘宇将研究对象笼统地称为“中国古代民事诉讼”,显然应该包括宋代民讼在内。      
宋朝笔记中的审案信息
       但是,我在阅读宋人笔记时,隐约觉得宋代的诉讼是不需要“下跪叩首”的。这里我且列举几个例子:
       沈括《梦溪笔谈》中的《欧阳文忠推挽后学》载,有一书生起诉学生拖欠束脩,勾当镇公事的王向判书生败诉,“书生不直向判,径持牒以见欧公(滁州知州欧阳修)”。既然是“径持牒”,应该不会是“跪禀”。
       程颐撰写的《明道行状》载,“(程颢)先生为令,视民如子,欲办事者或不持牒径至庭下,先生从容告语,谆谆不倦。”从“不持牒径至”的语境判断,也应该不是“跪禀”。
       朱熹编著的《五朝名臣言行录》也载,“旧制,凡诉讼不得径造庭下,府吏坐门,先收状牒,谓之‘牌司’。公(包拯)开正门,径使至前,自言曲直,吏民不敢欺。”诉讼人“径至前,自言曲直”,也不像是“跪禀”的样子。
       另外,宋人唐庚的《讯囚》诗写道:“参军坐厅事,据案嚼齿牙;引囚至庭下,囚口争喧哗。参军气益振,声厉语更切。……有囚奋然出,请与参军辩……”这名囚犯“奋然出”,而且与法官当庭对辩,似乎也不可能跪着。
       当然,这些材料记录的信息不是很明确,不能作为确凿的历史证词采用。究竟宋人上公庭打官司要不要下跪听审?我打算先通过检索宋代文献来验证这个问题。需要说明的是,我采用的文献主要有两类,一是《名公书判清明集》、《折狱龟鉴》、《洗冤录》等宋代司法文献;一是《作邑自箴》、《州县提纲》、《昼帘绪论》等宋代官箴书。至于加入了后人创作与想象成分的宋元话本小说与元杂剧,一概不纳入考证范围。   
文献资料显示:宋人不必跪着听审
       检索《名公书判清明集》、《折狱龟鉴》、《洗冤录》,均找不到任何“跪着受审”的记录。唯《折狱龟鉴》“王琪留狱”条这么说:“王琪侍郎,知复州。民有殴佃客死者,吏将论如法,忽梦有人持牒叩庭下,曰:‘某事未可遽以死论也。’琪疑之,因留狱未决。”但这里的“持牒叩庭下”只是出现在梦境中,并非庭审写实。
       《洗冤录》“疑难杂说”篇也有一则记载:某甲涉嫌杀人,“就擒讯问,犹不伏”,待检官出示确凿证据后,“左右环视者失声叹服,而杀人者叩首服罪”。这似乎也只说明犯人在伏罪后才需要“叩首”认罪。
       《名公书判清明集》收录有法官蔡久轩的一份判词,其中说:“当职入境,……累累道途,诉之不绝,……诉之者皆号呼告冤,啮齿切骨,伏地流涕,谕之不去。”这里的“伏地流涕”,显然是说拦路申冤之人激愤不能自已的举动,并不是指庭审时官方要求的“规定动作”。
       《作邑自箴》、《州县提纲》、《昼帘绪论》等宋人撰写的州县从政指南,其中不乏对州县官如何受状、审讼、鞫狱、拟判的详细指导意见,但寻遍这几本宋人的官箴书,就是不见要求讼诉人下跪受审的规定。倒是在《州县提纲》中可以找到两条信息:
       ——“凡听讼之际,察其愚朴,平昔未尝至官府者,须引近案,和颜而问,仍禁走吏无得诃遏。”
       ——“引问时,须令主吏远立,仍和言唤囚近案,反复穷诘,必得真情,始可信矣。”
       从“引近案”、“唤囚近案”的动作描述,大致可判断诉讼人不大可能是跪着的。
       但是,我们对文献的援引,到目前为止,还无法十分肯定地证明“宋人诉讼无须跪着受审”。不要急,让我再引用几条材料:
       《折狱龟鉴》“葛源书诉”条载,宋人葛源为吉水县令,“猾吏诱民数百讼庭下”,葛源听讼,“立讼者两庑下,取其状视”。
       《折狱龟鉴》“王罕资迁”条载,宋人王罕为潭州知州,“民有与其族人争产者,辩而复诉,前后十余年。罕一日悉召立庭下”。
       《名公书判清明集》收录的一则判词称,“本县每遇断决公事,乃有自称进士,招呼十余人列状告罪,若是真有见识士人,岂肯排立公庭,干当闲事?”
       从这几起民讼案例不难发现,当法官开庭听讼时,诉讼人是立于庭下的。现在的问题是,“站着听审”到底是个别法官的开恩,还是宋代的一般诉讼情景?
       根据官箴书《州县提纲》介绍的州县审讼“标准化”程式,平民到法庭递状起诉是用不着下跪的:“受状之日,引(诉讼人)自西廊,整整而入,至庭下,且令小立,以序拨三四人,相续执状亲付排状之吏,吏略加检视,令过东廊,听唤姓名,当厅而出。”朱熹当地方官时,曾制订了一个“约束榜”,对诉讼程序作出规范,其中一条说:州衙门设有两面木牌,一面是“词讼牌”,一面叫做“屈牌”,凡非紧急的民事诉讼,原告可在词讼牌下投状,由法庭择日开庭;如果是紧张事项需要告官,则到“屈牌”下投状:“具说有实负屈紧急事件之人,仰于此牌下跂立,仰监牌使臣即时收领出头,切待施行”。“跂立”二字也表明,民众到衙门告状无需下跪。
       按《州县提纲》,开庭审理的时候,诉讼人也是不用跪下的:“须先引二竞人(诉讼两造),立于庭下。吏置案于几,敛手以退,远立于旁。吾惟阅案有疑,则询二竞人,俟已,判始付吏读示。”朱熹的再传弟子黄震任地方官时,也发布过一道“词讼约束”,其中规定:法庭对已受理的词讼,“当日五更听状,并先立厅前西边点名,听状了则过东边之下”。可见宋代法庭审理民事诉讼案,并未要求诉讼人跪于庭下。
       又据另一部官箴书《作邑自箴》,“(法官)逐案承勘,罪人并取状之类,并立于行廊阶下,不得入司房中。暑热雨雪听于廊上立。”在刑事审讯时,受审的“罪人”看来也是立于庭下而不必跪着。     
图像史料显示:宋人打官司是站着的
       当然最具直观效果的证据还是宋代的图像材料。我们能不能找出一张宋人描绘诉讼场景的图像作品呢?我确实找到了——宋代多位画师都画过《孝经图卷》,而《孝经》中的“五刑章”恰好涉及司法诉讼的内容,因此宋人笔下的《孝经图卷》也画出了法官审讯的场面。
       先来看仇英《孝经图卷》中的“五刑章图”:庭上法官正在阅览诉状,而庭下听审的诉讼人是站着的,没有一人下跪。由于“五刑章”所言为刑事审判,故而此图所画,可认定为刑事审讯场面。
       
仇英临宋人《孝经图卷》局部
       也许你会说,仇英不是明代人吗?是的。不过,仇英的《孝经图卷》是临摹品,乃临摹北宋画师王端的《孝经图》而成。王端的原图可能已佚失,不过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有一幅出自北宋李公麟画笔的《孝经图卷》,此卷因年代久远、保护不善,以致墨迹模糊,甚至可能有图文拼接错误之处,但我们还是可以辨看出来,其中有一图,画的正是庭审场景,图中的诉讼人,也是站立听审,并无下跪之姿。
       
北宋李公麟《孝经图卷》局部
       辽宁省博物馆也收藏了一幅《孝经图卷》,旧题唐代阎立本所绘,但图中文字出现避宋太祖赵匡胤及宋孝宗赵昚字讳,部分人物衣冠也是宋代样式(如下图的法官衣冠),可认定为南宋作品。本图卷的“五刑章图”,同样是法官审讼的画面,画上的诉讼人也是站着的。
       
南宋《孝经图卷》局部
       至此,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宋朝平民如果对簿公庭,涉讼两造到官受审,并无“下跪叩首”之强制(干连证人更不用说了)。文献与图像史料也显示:宋朝人打官司的法庭,并不是我们在古装司法题材影视作品中看到的那样,有一个封闭的空间——“公堂”,而是在一个相对开放的空间——“庭前”或“庭下”审讼。
       至于跪于公堂听审的制度,应该是元代之后才出现的。
责任编辑:钱冠宇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包公案,沈括,梦溪笔谈,折狱龟鉴,洗冤录,朱熹,程颢,程颐,仇英,孝经,赵匡胤,李公麟

相关推荐

评论(69)

热新闻

澎湃新闻APP下载

客户端下载

热话题

热门推荐

关于澎湃 在澎湃工作 联系我们 版权声明 澎湃广告 友情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