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法国教授:二战期间上海法租界是如何维护安全的

澎湃新闻记者 罗希

2015-04-25 16:11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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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4月23日上午,法国里昂第二大学柯蓉(Christine Cornet)教授在上海社科院历史所会议室演讲,题目是《1937—1945年上海法租界的战时管理》。讲座用法语进行,由法国里昂东亚学院、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刘喆现场翻译。
       柯蓉曾服务于法国外交部,担任法国驻华大使馆文化专员,负责图书出版和人文社科事务。她先后用法文出版了多种有关上海史的研究著作,如《中国的国家与现代化:江南造船厂,1865-1937》(Editions Arguments出版社,1996)、《上海法租界的图像编年史,1840-1937》(Éditions Scheibli出版社,2003)及《水上人家》(Bleu de Chine-Actes Sud出版社,2005)等。
讲座现场。图片 蒋杰
       讲座标题ppt上写的是“1937-1945”,实际上所讲的内容延伸到1946年以后。
       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在东亚地区“高歌猛进”,上海再次处于“戒严”状态。为了强化租界防御,法租界当局增强了武装力量。自义和团运动和在天津常驻军队以后,法租界的防卫任务通常由警察和驻军共同承担。当时驻扎在上海的部队由第十六殖民地步兵团(RIC)第二连和一个轻型坦克连组成,由步兵团的一个中校担任指挥,他的头衔是上海法军分遣队指挥官。
       所谓殖民地步兵团,当然服役于被殖民地区,维护法国在殖民地的秩序。虽然中国并不是法国的殖民地,但殖民地步兵团的存在使上海法租界也包括在法国的殖民体系内。殖民地步兵团成立于1901年,前身是1900年创建的法国第十六海军陆战队兵团(RIM),在中国服役的士兵主要由越南南圻和北圻的成年男性组成。当时越南分成三个“省”:北圻(东京)、中圻(安南保护国)和南圻(交趾支那)。驻华步兵团士兵的帽子和头盔上都有锚状图标。
1937年阅兵式中的越南步兵
       1937年的上海有300万人口,其中法租界居民有70万。由于冲突数量不断增加,法租界从20世纪初就不断加强各种警备力量。据调查,1937—1939年法租界的市政警卫队队员,主要由中国、越南北圻、俄国和欧洲籍的人员组成,但欧洲籍和俄国籍的人数都没有增加,分别是148和377人,而中国籍队员由1937年的1674人增加到1939年的2074人,北圻籍则由533人增加到900人,增幅最大。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法租界加强了警备力量。在法租界东区,驻华远征军(士兵来自北圻)一营封锁了与华界交接的地区;在西区,部署了驻华远征军二营;中区的保卫工作由第十六殖民地步兵团第二连负责。1938年8月1日,为了加强这三支部队之间的协调和行动效率,整编委驻华殖民地混合步兵营(BMICC)。
驻华殖民地混步营(BMICC)的士兵
       同时,一些陆军部队、驻华南轻型坦克连以及这些部队的支援分遣队(后勤、炮兵、医疗、财政)也来到上海增援。法国海军还派遣了几艘军舰停泊在黄浦江上,以此彰显法国力量的存在。这几艘军舰组成法国远东舰队,在中、日、越之间的海面上来回巡弋。
       大体而言,军队负责法租界边缘地区的防卫,警察则保障法租界内部地区的安全。
       由于中日战事爆发,闸北(主要战场)和虹口、公共租界北部及东部成为日军的攻击对象。而位于上海南侧的法租界基本上避开了战火,1937年8月14日发生的大世界爆炸案以及日军对南市的轰炸,是仅有的波及法租界区域的战事。尽管如此,法租界还是严阵以待,加强设置了铁门、掩体和隐蔽处。因为法国拥有天主教在华保教权,便在徐家汇开辟了一个军事缓冲区,阻止日军侵占该地区。
1937年敏体尼路(今西藏南路)的隐蔽工事
       因为法租界相对安全,大量灾民涌入。据统计,到1937年底,来自闸北和虹口的70万难民进入法租界。租界当局采取各种措施,其中14万人安置在难民营,25万人安置在由饶家驹神父(Jacquinot)设立的南市难民区,但仍有75000人没有庇护之所,成为影响租界秩序和安全的隐患。
       然而,1940年6月22日,法国宣布投降,同时成立了以贝当元帅为首的亲纳粹的“维希法国”。而戴高乐将军创建并领导自由法国政府抵抗德国的侵略。这样,在上海的法国居民也分化成亲贝当派和亲戴高乐派,幸好军人和警察中这种对立不甚明显。不过,由此产生了一系列问题:是否应该放弃上海的法租界而而并入公共租界?是否可以对法租界弃而不顾?是否应该服从法国的命令,将他们的命运和印度支那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出乎意料的是,所有驻军士兵都认为上海是印度支那的前哨战,如果要保卫印度支那的利益,就应该不惜一切代价来守卫这座城市。如果离开上海,则是将前哨拱手让与敌人的行为。
1932年的上海法租界地图
       1943年1月24日,法文《上海日报》刊登了法租界当局将于7月31日“归还”租界的消息。在汪伪政权的规划下,原法租界地区成为陈公博治下的“上海特别市第八区”。在“归还”租界之后,被雇佣的法国人、俄国人、北圻人理应由各自的领事馆负责接收。但由于当时仍处于战争状态和维希政府的倒台,信息不畅,并没有军舰来运送这些男性职员及其家眷。这样一来,大部分北圻警察都失业了,只有少数法国警察被保留在“上海特别市”的警察队伍里。
       于是,越南北圻籍警察在1943年8月组成北圻补充营。由于生活日益困难,营中人员消极怠工、时常缺勤,等待遣返,在前警察和士兵之间、北圻人和法国人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到了1945年,法国人和越南人之间的信任已不复存在。加上日本人的挑唆,最终酿成数起摩擦事件。
       1945年5月18日,前北圻警察与欧洲高中生在中法大学足球场进行足球比赛。期间,因一位法军士官的儿子在场上故意犯规,于是北圻人动用警棍作为回应。日军介入纷争,但采取的是拉偏架的手段,反而激化了矛盾。
       日本投降后,遣返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实际上,早在1942年,法租界当局就提出了遣返问题,并在市政官员和警察中有过一次调查,主要内容就是这些职员在“归还”租界后的去向:是去其他殖民地找个职位,还是回法国谋生?但直到1946年以前,由于海洋通路被切断,无论是北圻人还是法国人的遣返工作,都无法顺利展开。到1946年7月,850名北圻人乘中国船只被遣返,剩下的370人则在上海待到1946年底。最后一批迟至1954年才回国。
       
责任编辑:饶佳荣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二战,法租界,上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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