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化再忆为周扬起草异化论：有一处记错，“我有一定责任”

【编者按】

“接到周扬的亲笔信, 希望我能去”

        下面我给你们讲讲当时的过程。大概在1982年上半年（还是1981年？不一定那么准了）吧，我在大百科工作，我跟陈虞孙他们四个人，成立一个领导小组，实际上陈虞孙同志是社长，我们三个是副社长。我是1979年11月才平反的。没多久，要开党的十二大了，当时说文艺界没有人，要选一个人，投我票的人非常多，甚至比杨堤他们还多。我做了党代表之后呢，就成了市里比较活跃的一个人，什么事都来找我了。市委书记陈国栋要写六年来的回顾，找了虞孙，找了洪泽，找了我，找了罗竹风，来给他定稿写材料。正在这个时候，1982年第四季度，快过阳历年了，他们说中央要找我谈话。我也不知什么事，国栋说可能中宣部要借调你到北京，具体也不大清楚，可能是给周扬写篇文章吧。        

        陈国栋极力鼓动我去，我就去了。到了北京，由中宣部文艺局梁光第接待，他派了顾骧来，顾骧当时是中宣部的一个干部，梁光第是文艺局局长。顾骧把我接到北京饭店住下，然后就去中宣部。我去中宣部只有这一次，我后来当了市委宣传部长都再没进过中宣部的门。对这事邓力群就很有意见，因为每次开会我都叫个副部长去，他发火，说我开部长会议，你这个部长怎么不来。到了宣传部，梁光第出面，还有陈涌、陆梅林、程代熙，我才弄清楚这个事情是贺敬之的意思。但是贺敬之正生病，住在北京医院，不能出来，就叫梁光第来，叫这几个人和我一起写。        

        一开头大家闲聊，我跟陈涌为人道主义问题，当时就发生了争论。他说人道主义是西方文化思想侵略的一个工具，我说这个不能这么讲，人道主义在西方有很久的历史，十九世纪的文化都是讲人道主义的。当时争了但不伤感情，争完了就算了。我也不知轻重，不知道王若水已经写过很多人道主义的文章，我不知道行情。他们就说周扬要写篇文章，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要我一起起草。我说我不行，刚刚恢复组织生活没有多久，二十几年都脱节的，思想界的情况一点不清楚；你陈涌在政策研究室，你掌握政策的，你写最合适，我这么个上海的人跑来，我不行。他们就说什么靠你啦之类的。我就让顾骧陪我去医院看看周扬和贺敬之，看看怎么回事。        

        周扬看到我，第一句话问：你怎么来了？我听了心里很不以为然，说是为你起草，叫我来的，怎么问我？噢，他说是有这个想法，要找几个助手，上海的王元化同志啊等等；但是现在生病，也跑不出去，怎么做呢。旁边住的就是贺敬之，我就跟顾骧去看贺敬之。贺敬之看到我们极为高兴，但护士马上冲进来了，说病毒性感冒要传染的，不可以进去。贺敬之求她说就谈五分钟，也不允许。这以后，把我一个人窝在宾馆，天天吃饭睡觉，什么事也不能干。后来我说快过年了，我要回去。他们就放我回来了。        

        哪晓得在春节前三四天（大约是1983年2月），接到了周扬的亲笔信，说他出院了，身体好了，也想写这篇东西了，希望我能去。我和周扬的感情还不错的，你们看过丁景唐写的一篇文章吗？写“文革”前三次去看周扬，周扬都让他带信问候我。我其实在反胡风审查的时候，批评过周扬的。我说不要因为周扬跟胡风的文艺思想分歧，就把它变成政治问题，这个不好。这些恐怕都会汇报给周扬。但是后来查胡风问题，查出来我历史上都很清白，内查外调搞了很久，说我对敌斗争很好，还受过表扬，那我很高兴，可以出来了。说不行，你对胡风的看法不正确。那么我只能讲我知道的，你让我讲他是反革命，我不了解，那怎么行。公安局局长来讲，限你一个礼拜，你承认胡风是反革命，马上出去恢复工作，你不承认就怎么样怎么样。我这一个礼拜，内心斗争，很矛盾，假使再坚持下去会很糟糕，为了我母亲妻子孩子，唉，就算了吧。但是后来，我想，根据我家庭的教育，还有在地下文委，孙冶方啦我们在一起工作，还有顾准，我们从来没有在党内这么胡讲。        

        后来周扬他知道我批评他，他还是觉得上海不应该把我关起来。否则张春桥会要把我一直关在里面。到后来，周扬自己吃了那么大的苦头，“文革”后到处真诚道歉，我很同情他。所以接到他的信（当然我也承认，私人对他有感激的心理），就打电话给他，说我母亲已经九十多岁了，我要跟我母亲过个年，她已经风烛残年，身体也不好了，我说我过完这个年来吧。他本来要我到他那里过年的。于是就在年后来到了天津迎宾馆。

“报告中有些问题是我提出来的，我有一定责任”

        关于我们为周扬起草报告的过程，李子云代我整理的那篇文章（按：指《为周扬起草文章始末》，已收入王元化著《人物·书话·纪事》，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大都已经谈了。文中别的都很可靠，但有一个地方是我记忆错了，现再补充一下。实际上，周扬本来不一定要谈这些问题的，有的是我提出来的，所以我觉得我是有一定责任的。周扬提出要写文章后，我跟周扬说，谈文艺问题有很多谈不清楚，有很多涉及到思想方面、哲学方面的问题，是不是把这些问题弄清楚，然后文艺上的问题就容易弄清楚了。这个建议是我提的。周扬表示同意。

        后来主要是针对认识论，我提出了知性认识的问题，我的那篇《论知性的分析方法》，发表在1981年的《上海文学》上，很有点影响。周扬就预备放到文章里去。我说这个我已经在《上海文学》发表了，他说这有什么关系，就说我赞成你的观点。他还说在这里都可以谈，问我还有什么想法。我就说，过去谈哲学问题，都只讲否定，只讲一分为二，只讲差异就是矛盾，矛盾就是斗争，我们的哲学教科书也就只谈矛盾而不谈矛盾的多样统一，这危害很大。那天说了很多。后来周扬就让我们三个——我、王若水和顾骧，到天津的迎宾馆里讲。第一天大概是顾骧讲的吧，顾骧那本《晚年周扬》（按：文汇出版社2003年版）里写的是对的。第二天我讲，我讲了两个问题。第三天顾骧和王若水都谈了——就是这个顺序，我原先记错了。        

        那时来看周扬的人很多。第一天来的大概是于光远。第二天我讲的时候，是冯牧，带着陶斯亮还有几个人来，周扬说今天王元化讲，你们都听听，他们就留下来听。第三天，是顾骧和王若水。过了三天，王若水就走了。周扬听了我们讲的，就让我们都写出来，把每个人讲的一段写出来，时间很紧。写好了给周扬。大概是第三天吧，周扬来讲，这篇文章，第一个问题是什么，第二个问题是什么，第三个问题是什么，第四个问题是什么，就让大家正式执笔了。

        每个问题他提了很多的意见。第一个问题顾骧写的，第二个问题我写的，第三个问题也是我写的，第四个问题，好像顾骧的确是写过人道主义，但是后来周扬觉得顾骧写得不好，就叫王若水写。王若水正好要和妻子离婚，跑到北京去办离婚手续，同时他又是《人民日报》副总编，不可能待得很久，所以他带到北京去写。整个稿子的定稿，是由我来定的。我们讲好了分工：王若水讲异化，顾骧讲人道主义。都弄好了，周扬让王若水把最后一段题目重新写。

        周扬还特别交代了几句，第一个就是，马克思主义可以包括人道主义在里面，人道主义不能代替马克思主义。我记得顾骧还说，我们不要把自己的观点写进去，因为王若水对这个问题是有很多观点的。第二点呢，就是社会主义发生的异化，可以通过社会主义社会自我调节的方式消灭它，不会引起尖锐的矛盾，以至必须用革命的行为把异化消灭，但资本主义异化的消灭是这样的。后来在我定稿的时候——当然这是周扬的稿子，只能按照周扬的意见来弄——我把王若水的原稿删掉了500到1000字。这个是我做的。今天看来，假设不是从周扬的角度看，从我的观点来看的话，周扬的意见也不一定对。

“林毓生关于异化的解释很好”

        关于异化，比如马克斯·韦伯同卡尔·马克思，他们俩就有点不同。这现在还可以探讨。马克斯·韦伯认为资本主义到最后是很可怕的，造成一个铁笼。他是活在19世纪的，比马克思死得晚，20世纪初他还见到的。所以资本主义文明非常灿烂的时候，他亲身经历过，19世纪的文学啦，音乐、艺术、哲学啦，很灿烂的时候。我没看过马克斯·韦伯的有关论述，是林毓生说，你说的和韦伯很相像：到了后来，资本主义到了一个铁笼里，在这个铁笼里，一天一天腐败下去吧。好像是这样。专家失去了灵魂，纵欲者失去了心肝，这个废物，就是马克思说的这个资本主义的废物，是个沆瀣的、妄自尊大的废物，在自己想象当中还以为达到了世界文明的最高的水平。所以马克斯·韦伯对资本主义是很批判的，其程度不见得比马克思差，但他也不是现在“新左派”的那一套，这个讲起来就太复杂了。他是带一点悲观的，但是林毓生的解释很好。我最近写了一个手卷，将来你们可以看，有五六米长，是从林毓生的文章里摘出来的，我觉得他写得很好。但是马克思呢，他是黑格尔的哲学，否定之否定，未来总归会有新的东西出现，认为社会总是向一个进步的方向发展，他还带有点科学主义的那种思想，因此他设计了一个蓝图。马克斯·韦伯带有点悲观主义，他没有画一个蓝图。        

        顾骧书里有一点写得很含糊，好像王若水没有起草似的。人道主义那一节，实际上王是参加起草的。王若水在迎宾馆里待了三天，我们还拍了一张像（按：文汇版《晚年周扬》内有此四人合影）。杨继绳那本《中国改革时期的政治斗争》写得是不错的，但采用资料上也有点问题，书上说王若水来了两天就匆匆忙忙走了，好像什么也没有写。这不对。那时王若水必须回北京，但后来我们快离开天津时，王若水又来了。他写了稿子。周扬对他的稿子讲了两点意见，让我来定稿，整个的都是我定稿的。第一段呢，是顾骧写的，但周扬也不满意，他心里很矛盾，那时我已经写了两段了，年纪也比较大了，六十岁过了，身体也不好。周扬夫人苏灵扬跑来跟我讲，周扬不满意，但他不好意思再让你改。我说没关系嘛，我来改好了。

        这时只有一天的时间，第二天就要回北京了。那天晚上我就开了个夜车，一晚上把文章弄好。这天刚刚好张光年在，光年住我对门，说晚上起来解手，看到我房间里通夜的光亮，他说你通宵未眠呐。我说没办法，我改稿子。所以这第一段，实际上也是我改的。然后我们回北京排，这时顾骧已经走了。王若水第二天就约好了我去厂里改稿子，周扬第二天就要的。王若水就以人民日报副总编的身份，调动他们报社人员加班，那天是星期天，我跟王若水在总编室排，排出来给周扬。周扬统好稿子，我们俩再校对，周预备讲之前给有关方面看一看，来不及印文件了，只好稍微拼一拼版，再印。我和王折腾了大概两天。幸亏他是报馆急惯了的人。        

        后来周扬还问我，开会那天去不去，他自己要请个播音员读。我说我就不去了，东西都是自己写的，我身体又不好，很累了。我身体一向就是比较弱的，这事情忙得我够呛。会后我就打电话给周扬，问怎么样。他说王震主持的，王震也说很好，还问他讲的异化，这异化是哪两个字啊。再后来，就是胡乔木出来了，那后面的事你们都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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