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帆札记〡畅想2016:中国的G20议题

何帆/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2015-04-30 09:00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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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见到Miles Kahler教授的时候,他还在加州大学桑地亚哥分校。去年,他转入在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华盛顿的人们听说他是从桑地亚哥迁来的,个个都很诧异——怎么从那么好的地方搬到了这里!
       Kahler教授是一位国际政治学家,著名的《国际组织》杂志的编委,曾在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斯坦福大学等机构做研究。他主要研究全球治理,尤其是国际金融。Kahler教授苦笑着说:“桑地亚哥当然很漂亮,但待久了就觉得乏味,除了冲浪,没什么事情可做,要是研究国际政治,还是得来华盛顿。”
       的确,如果要研究国际政治,华盛顿是最好的地方之一。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政治震动,最终都会波及华盛顿。你可以坐等各国政府官员、学者过来报告情况,这是个喧闹的政治大集市。不过,话又说过来,这也是我不太喜欢华盛顿的地方。这里除了政治就是政治,政治确实很热闹,但跟看戏一样,闭幕了之后不免感到虚幻和落寞。要是让我在华盛顿和纽约之间选,我肯定选纽约。要是让我在纽约和波士顿、或是硅谷之间选,我更愿意选波士顿或硅谷。
       这是闲话。言归正传。我和Kahler教授坐在杜邦环岛边的一家面包店,Le Pain Quotidian。窗外阳光明媚,正是要上课的时间,一群群大学生们匆匆忙忙地穿过马路,像士兵们穿过封锁线一样,赶去课堂。
       我跟Kahler教授讲,自己正在跟踪G20议题。中国在2016年要举办G20峰会,怎么提出既重要又新颖,而且务实的议题,是件费神的事情。我陆续约了一批研究国际经济和国际政治的美国学者,想听听他们的意见。
       在我看来,经济增长议题是最重要的。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G20升格为领导人峰会,在最初的几次会上,各国都能齐心协力,共同抵抗金融海啸的肆虐。当风暴逐渐消散,首脑们就开始同床异梦,全球失衡成了核心议题,各国互相指责,谁的储蓄太多,谁的消费太多,谁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争得面红耳赤。
       2014年澳大利亚主办的布里斯班峰会再一次把经济增长做为核心议题,提出了2%的增长目标,即在2018年之前,使G20整体的GDP额外增长2%以上。注意,这并不是说提升经济增长率2%,不过是让经济总量扩张2%,远远称不上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但不管怎样,2%增长目标的提出,让经济增长重新成为G20的核心议题。
       Kahler教授微微一笑。他说,澳大利亚人的风格是事无巨细,全都列出来,结果各国政府都把自己已经做了的事情,当做要去做的事情报了上来,很难评判到底谁干了什么。与其这样,不如让每个国家各报三个自己的创新政策,这样反而更容易监督。
       Kahler教授注意到中国对投资问题的重视,既有“一带一路”的宏大设想,又有最近关于亚投行的外交胜利。他认为这是美洲国家应该向中国学习的。南美国家如巴西,曾经经历了意外的商品价格上涨,从中赚了不少钱,巴西人把这些钱用来消费。当然,他们的政府也做了不少扶贫的工作,在初级产品价格上涨时期,巴西的收入不平等问题有所缓解,但他们没有把这些钱用于投资,到现在不得不自食其果。美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很落后,如果中国投资于美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并非异想天开。日本当年投资美国引起很大争议,中国现在在美国的投资还没有那么显眼,遇到的阻力相对不大。
       怎样才能更好地利用G20的平台,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改革?Kahler教授也谈了自己的看法。
       第一,中国应该想办法推动全球贸易谈判的进展。WTO的多哈回合几乎熄火,巴厘岛协议由于印度的反对也无疾而终,正在进行的区域贸易协定谈判也陷入困境,美国国会就是不通过贸易谈判的“快轨”授权(TPA),眼见TPP就要被长期搁置,甚至永久搁置。
       中国应该利用G20的机会,倡议重启多边贸易谈判;印度政府已经换届,或有能够被说服的可能;或是采用迂回的策略,在比如《信息技术协定》(ITA)等议题上寻找破冰之处。中国也应该积极呼吁,层出不穷的区域贸易协定之间应该能够互相协调,不能变成画地为牢的敌对阵营,比如可以建议加强WTO对区域贸易协定的监督。无论如何,在全球价值链的时代,中国、美国和欧洲是价值链上的三个重要节点,推动全球贸易的健康发展,是各方利益的交汇点。
       第二,Kahler教授最近在研究全球金融安全网,所以对国际金融改革比较关注。当我提及,周小川行长发展金融基础设施的倡议时,他非常认同和支持。他也注意到,G20中的新兴市场国家对金融监管的参与程度正在提高,有可能在议题设定上发挥更大的积极性,比如要更注重影子银行的监管,而非仅仅关注对复杂的金融衍生产品的监管
       第三,Kahler教授讲到,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的民众对全球化的印象更为积极,而美国和其它发达国家的公民对全球化的态度更加消极。1999年在美国西雅图的WTO会议期间,爆发了大规模的反全球化运动。最近,这种反全球化浪潮略有回落,但对竞争的担忧仍然普遍存在。
       Kahler谈到,除了客观存在的收入再分配效应,民众反对全球化,更多地是出于不安全感。尤其在美国,失业救济和医疗保险制度都不完善,越来越多的低收入阶层成员,甚至中产阶级成员感到自己被边缘化,处于无助的状态。要想让全球化运转得更好,要回到“国际政策”,即不是全球统一标准,而是允许各个民族国家有更多的政策空间,更好地为其公民提供适宜的保护。当人们感到更有安全感之后,才会更积极地支持全球经济的发展
       明天,我会在华盛顿的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所(CSIS)开会,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是主办方之一,会议的主题也是G20议题。下周我要到加拿大的渥太华开会,会议的主办方是加拿大的全球治理创新研究中心(CIGI)和土耳其经济政策研究基金会(TEPAV),讨论的也是G20议题。下周继续为您报道会议讨论。
       
责任编辑:单雪菱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美国见闻,G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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