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金融往事：“四行仓库”的“四行”今何在？

四行仓库从何而来？

        上海闸北区苏州河北岸光复路1号，四行仓库修缮工程正在紧张地进行中。

        这栋钢筋混凝土制六层大厦是抗日战争中第一场大型会战——淞沪会战战场遗址，因谢晋元和“八百壮士”在此坚守作战而广为人知。据悉，今年9月3日，经修缮恢复的四行仓库将作为抗战纪念地正式对公众开放。

        

        四行仓库始建于1930年代初，由中国近代金融史上著名的四家商业银行——金城、中南、大陆、盐业共同出资建设。

        这四家银行之所以著名，不仅因为各自经营出色，还得益于一次前无古人的尝试：联合营业。1921年，盐业、金城、中南达成联营协议，“厚集资本，互通声气”，次年大陆银行加入，四位总经理轮流主持联合事务所。这是一次较为成功的银行同业合作，四家银行借此提高了信誉，扩展了业务。此后在金融界，中南、金城、盐业、大陆四银行被视为商业银行之翘楚，有“北四行”之称。

        四行联营之初只是携手对大企业放款，以后联营项目逐渐增加。1922年四行联合准备库成立，自行印发钞票（当时纸币发行权未统一），且准备充足、信誉卓著；1931年设四行企业部和调查部，1936年又设四行信托部。

        

        与四行仓库直接相关的是1923年成立的四行储蓄会。当时有奖储蓄盛行，但储户很难中奖，逐渐兴味索然。而在四行储蓄会，四行各出资25万元作为基本储金，保本保息，如有盈余便按一定比例给储户分红。这个办法新颖，吸引了大量储户。1934年四行储蓄会的存款总额达到9223万元，这在当时民族资本的储蓄会中极为少见。

        1932年，四行储蓄会耗资82万元自建仓库，以堆放客户的抵押品和货物等，名曰“四行仓库”。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谢晋元团长曾率领“八百孤军”在此与日军作战。四行仓库遭日军炮袭，“西面墙壁洞穿之处甚多”，“内存杂粮亦被燃烧”，但四行仓库从此闻名全国，也使四行储蓄会和“北四行”名声大振。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国民政府即着手清理收复区的日伪产业和民营产业。然而，属于四行储蓄会的房产如虹口大楼、四行仓库等，先后为国民政府军政各机关接收占用，四行储蓄会依法申请发还，但迟迟不见动静，“公文往返厚乃盈尺，前后历十阅月声嘶力竭”，国民政府才陆续迁让。

        直到1947年2月10日，四行储蓄会才举行第一次四行代表会议，处理收回的房产：“收回房屋中，最重要者为四行仓库”，因为该库“不但是孤军抗战最荣誉之史迹”，“益以中外货运渐见畅通，仓库需要弥觉殷切，当即随收随修”，修缮资金由四行储蓄会从栈租收入中拨给。       

联营总部在上海，为何称“北四行”？

        盐业、金城、中南、大陆四行虽是商办银行，但在创立时各有背景，且与北京政府关系密切。

        盐业银行创立于1915年，创办人为袁世凯的表弟张镇芳、袁世凯的族侄袁乃宽。袁世凯在世时批准盐业银行官商合办，有代理国库之权，经办盐务收入。1916年袁世凯病死，银行改为商办。次年张勋复辟，张镇芳出任议政大臣和度支部尚书，复辟失败后张镇芳遭到通缉，时为大股东的吴鼎昌遂出任盐业银行总经理。

        盐业银行总行初设于北京，于1928年8月移至天津，1934年6月迁至上海。

        

        金城银行创立于1917年，总行设在天津，并先后在北京、上海、汉口等地设立分支机构。创立初期军阀、官僚的私人投资占90% 以上，以后才慢慢降低。

        总经理周作民留学日本，后供职北洋政府财政部，任交通银行总行稽核科科长等职，是近代中国最著名的银行家之一。

        

        大陆银行成立于1919年，总行设于天津。主要创办人有冯国璋、许汉卿、颜惠庆、钱新之、谈荔孙等，总经理一职由南京中国银行经理谈荔孙兼任。在创办股本中，张勋占20%，退职大总统冯国璋占10%，两淮盐商占12%，政治背景同样深厚。

        

上海九江路111号上投大厦（原大陆银行大楼），建于1932年，基泰工程司设计，装饰艺术派风格。

        

谈荔孙（1880-1933）

        中南银行由南洋华侨黄奕住在1921年投资创立，“南”即“南海”之意。股东有上海报业大亨史量才等人，具体经营事务则由总经理、原交通银行北京分行经理胡笔江全权负责，总行设于上海。

        中南银行是当时少数几个有钞票发行权的银行之一，后来依托四行联营的支持，信用愈发巩固，纸币发行成为中南银行收益最大的一项业务。能够争取到钞票发行权，与中南是侨资银行关系很大，与胡笔江好友、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在北洋政府中的斡旋也密不可分。

        

上海汉口路110号上海爱建金融大楼（原中南银行大楼），建于1917至1921年，由马海洋行设计，新古典主义风格。

        

 胡笔江（1881-1938）

        事实上，创办于京津的金城、盐业、大陆在南京政府时期已纷纷将经营重心南移，但人们习惯上仍将其视为北方的金融势力。而在上海设立的中南银行，由于总经理胡笔江与北方金融界人士关系密切，也被归入“北四行”。

        与“北四行”对应的是“南三行”，即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       

风光一时的同业合作：发钞票，造大楼

        一战结束后，华资银行的发展经历了一段黄金时期，新设银行不断增加，竞争愈发激烈。同时，政治社会环境动荡不安，商业银行的生存环境得不到保障。“北四行”的几位总经理私交甚笃——胡笔江是周作民在交通银行的老同事，谈荔孙与周作民同是淮安人、少年时代两度同学，谈荔孙与吴鼎昌则是留日的同学——于是他们商量着通过合作和联营来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

        1921年9月，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赴欧美考察，发现外国人创办银行不仅资本雄厚，而且“团体亦坚”，不像国内银行界“各自为谋”，回国后即向中南银行总经理胡笔江提议联营，并很快得到另外两家的响应。

        1921年11月30日，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在董事会上报告联营事宜：“国家银行实既不可恃为后盾，经营商业银行自不得不与同业携手。”这里的“国家银行”即指中国、交通两行。在四行联合发行之前, 他们向中国银行、交通银行领用纸币兑换券，在此过程中受到种种制约，商业银行感到自己的利益得不到保障。而联营以后，四行联合发行中南银行钞票，“所有责任仍由四行共同负之”。

        

        为树立钞票的信誉，四行准备库对外宣传有“十足现金准备”，即发行多少纸币，准备库里就有多少现银和现洋，理论上随时可以兑现。在实际操作中，因为四家银行的有力支持，钞票的信誉良好，流通也越来越广。截至1935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统一货币，中南纸币发行总额达到10300万元，内流通券7228万多元，已经超过当时作为“国家银行”的交通银行。纸币发行带来的声望和利润，可以视为四行联营的一大功绩。

        

        四行储蓄会从1930年开始投资房产，以45万两白银的巨资购进位于上海市中心跑马厅对面派克路（今黄河路）上的一块地皮，建成“四行大厦”，又叫“国际饭店”。

        时任四行储蓄会主任的吴鼎昌主要有两个考虑：一是储蓄会资金多、需要投资，而1931年前后最可靠的投资是房地产和外币债券。但四行储蓄会由于外汇债券过多己引起担忧，而当时投资房地产的银行和个人很多，地价猛涨，利润触手可及。二是高耸入云的摩天大厦是对储户最有吸引力的广告，“在通商巨埠有相当房地产业”，也令储户比较安心。

        “四行大厦”交由著名的匈牙利籍建筑师邬达克设计，高度要超过当时上海最高的建筑华懋公寓，体现四行储蓄会“财大气粗”、信誉可靠的形象，内部装饰则要富丽堂皇、新颖别致。建成后的“四行大厦”不负众望，气派非凡。光是其地下一层的保险库装置就花费16万元，其库房建筑和设备采用了当时最新的设计，门上密码可改换拼组50万种。

        四行储蓄会又筹资80万元成立国际大饭店股份有限公司，在大厦内经营“国际饭店”，董事会成员除由四行高级职员担任外，还邀请颜惠庆、王正廷、顾维钧、施肇基、杜月笙等著名外交官和地方显要加盟，扩大影响，确实吸引了大批新储户和储蓄大户。

夭折的联合银行计划：“商业银行是没有前途的”

        1935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实行币制改革，发行“法币”，所有商业银行的纸币发行权被取消，四行准备库于是撤销，中南纸币不再流通。

        1947年9月，南京政府新公布《银行法》，四行储蓄会多有不合该法之处。《银行法》第一条规定，经营银行业务必须为公司组织，而储蓄会采用会员组织；第三十五条规定，银行不得于规定利息外以津贴、赠与或其他给予方式吸引存款，因此储蓄会对会员的分红也是与《银行法》不符的。这样，储蓄会必须改组。

        四行提出将储蓄会和信托部改组为联合商业储蓄信托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并上报财政部，但联合银行的计划最终还是夭折了。

        根据金融史学者杜恂诚的分析，夭折的原因有二：一则四行内部对总经理人选无法达成一致（谈荔孙于1933年因脑溢血去世，胡笔江1938年遭日军袭击飞机失事遇难，同等资历的人中，威望最高的吴鼎昌宣布不愿出任该职，周作民则因抗战中有亲日嫌疑等原因不能为各方接受）；二是南京国民政府当局对此事不支持。当时市场份额的绝大部分已为官办金融机构攫去，商业银行无足轻重，特别是在恶性通货膨胀的情况下，生存都是问题, 遑论发展。拿吴鼎昌的话来说，在当时的情况下，“商业银行是没有前途的”。

        

        新中国成立后，对私营银行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1952年，“北四行”与其他商业银行合并，组成公司合营银行。1955年，公私合营银行的各地分支机构并入了当地的人民银行。

        周作民和吴鼎昌均在1949年前后前往香港。1950年8月，吴鼎昌在香港去世，而周作民于1951年6月在政策感召下回到北京，在公私合营银行联合董事会中担任副董事长，直到1955年因心脏病突发在上海去世。

        资料来源：

        天津市档案馆、天津财经大学：《中南银行档案史料选编》[M]，天津人民出版社2013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金城银行史料》[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杜恂诚：《短暂的旅途》[J]，《银行家》,2003,6

        田兴荣：《北四行联营研究（1921-1952）》[D]，上海：复旦大学，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