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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歌:契约精神在民间,如何以正能量生长

孙歌
2015-05-05 17:14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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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知名日本问题研究学者孙歌,在这篇文章中的目光,投向了日常生活。在以社会学者眼光讲完生活中的故事后,她提出了一个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的日常课题:民间存在的超越,一切程序的道义诉求,如何以正能量的形式生长,而不是转变为比僵化的程序更为可怕的破坏性因素?

        本文发表于最新一期《天涯》杂志,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

        春节快到了,我要到外地去探亲。因为家里没人了,我担心报纸无法投递,决定跟邮局联系一下,看看能否在外出期间请邮局不要送报,等我回来之后自己去一并取回来。

        按说这种服务对于我们这个粗放型社会来说属于额外要求。我一边给邮局打电话一边做好了被回绝的心理准备。谁知电话那一头却爽快地答应了,而且煞有介事地要求我履行一个程序:“你写个情况说明,写明白停配报纸的时间期限,然后亲笔签名,直接交给投递员就行了。”

        我暗自觉得高兴。中国社会的服务业也突飞猛进地发展了,这种以往不可想象的要求,居然现在都可以得到满足。看来市场竞争确实有好处。现在邮局面临着强大的竞争对手,各种快递公司利用上门送货和取货的快捷服务和比邮局更低廉的价格,抢走了曾经由邮局独占的客户,逼迫邮局也不得不改善自己的服务,这让我更觉得生活在今天这个时代里不能沿用过去的老习惯,万事都需要先试试再做判断。

        当天下午,我按照邮局的指示,写了一张申请暂时停配报纸的申请书,签上名,把它交给了专门上门来取的投递员。

        这位投递员不是经常投递的那位,看着很眼生。以往的那位投递员,是个精力旺盛充满好奇心的小伙子,他常常跑上二十三楼,敲开我的房门把邮件亲手交给我。我家所在的公寓楼,跟绝大多数的公寓一样,邮箱都集中在一楼门厅,把一个大铁箱子区隔成很多小箱子,每家认领一个。大约门厅太小,所以邮箱的体积也很小,从有限的缝隙把邮件放进去,充其量不过能塞进一本薄薄的杂志和几封信。所以一旦有厚些的印刷品寄来,一般都是放在整个邮箱顶端的平台上,大家自己拿走。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小伙子对于我收到的来自日本的普通印刷品特别处理,塞不进邮箱的,他决不放到顶端,而是一定要以特快专递的送达方式,特意到二十三楼来,敲开门递给我。

        记得第一次他主动给我送邮件的时候,很好奇地问我道:“请问您是孙歌样吗?”

        我听出了他的弦外之音。“孙歌样”不像中国人的名字,但是信封上确实这么写着——按照日语的习惯,这个“样”字其实是口语里“某某桑”那个“桑”的书写体,是礼貌的称呼方式,大约相当于中文里早年的“同志”,或者现在的“先生”、“女士”之类——我干脆对日本朋友半开玩笑地翻译说,你们的“样”,就是我们的“同志”呢。

        我于是在门边讲授了五分钟的日语课,他听得很认真,然后带着满足的神情离开了。

        不知是否是作为满足好奇心的回报,他后来总是把日本来的邮件亲自送到我手上。

        可是,现在上门来取我申请书的投递员,已经不是那个小伙子了。看来他已经去了其他小区,或者,没准儿已经辞职跳槽去了其他行业?

        这个新的投递员,也是个充满活力的年轻人。他接过我的申请书,转身消失了。

        于是我安心地出门了。可是,没有在外地度完假,因为急事我提前赶回北京。走进公寓楼,我顺手打开邮箱,却发现里面塞满了报纸,满满当当,报纸都塞变形了。假如我按照原定计划回京,那么,显然报纸就要塞到信箱外边啦。好险!

        “太不负责了!明明交了停送的申请,怎么还照样送呀?既然这样,干嘛当初还要求我走那个形式嘛?”我不由得有点不快:肯定是那个新来的投递员不负责任。虽然如此,毕竟我也没有什么损失,像多数中国人一样,我几乎立刻就把这事情丢到了脑后。

        可是,这个给我留下坏印象的投递员,立刻就有了机会纠正我对他的想象。不久,当来自日本的普通邮件抵达的时候,他也立刻显示了超乎职责规定的负责态度。不过,或许因为对于“样”的写法缺少好奇心,他并没有跑上二十三楼,而是利用一楼的传呼器叫我:“有日本来的邮件,下来取吧!”

        我答应着,却没有立刻下楼。反正大概是书或者杂志,我想他一定会把邮件放到邮箱顶端,待会儿再下去取吧。

        等到我磨蹭了一会儿之后才下楼去取的时候,意外地发现,那位年轻人竟然一直在楼下等着我。他确认了我的身份以后,很认真地把邮件交给我:“我想也许这个邮件很重要,又无法塞进邮箱,所以还是交到您手里比较放心。”

        我一时说不出话,甚至连道谢都忘记了。我想象中的那个不负责任的形象一下子烟消云散,留下的是个疑问:本来这个普通的邮件,按照邮局的规定是不需要直接交给用户的,但是他却为此一直等到我下楼;这样一个对份外的事情都如此负责的投递员,为什么对于份内应该做的事情反倒不负责任呢?

        这个疑问,我一直没有得到解答。一段时间之后,当我提起兴致打算确认这个问题的时候,投递员又换人了。

        第三位投递员也是个年轻人,他按照自己的判断,对我的邮件重新进行了定义。他不仅对日本来的大型邮件特殊对待,对于国内的大型邮件也一视同仁。只是,他并不像第一位投递员那样敲开我的门,也不像第二位那样用传呼器呼我下楼,而是上楼来把邮件放在我家门口,并不告知我,就悄然离开。这份体贴也让我十分感动,而这三位年轻人处理问题时个性鲜明的方式,让我对从未留意过的邮局系统不期然地产生了某种亲近感。

        出于好奇,我推测那次报纸投递的小小失误究竟是什么原因所致。我想,那大概不是因为投递员不负责任,多半是程序出了问题,甚至可能是程序被遗忘了。我们这个社会,人与人相互之间的信任乃至互助精神,一直是连接社会关系的基本纽带,这种关系在熟人社会解体之后,也依然构成我们公共生活的基础性要素。陌生人之间的相互扶助,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也不是件新鲜事情,而且,这种相互扶助的要素,对于中国的百姓来说,是判断社会是否太平的重要标志。诈骗与暴力事件增加,会使老百姓削弱对公共生活的信心,其原因并不仅仅在于这些负面现象本身,真正的原因在于,中国人在传统习惯上一向依赖于人际关系中的相互扶助和由此生成的信任机制,而不是依赖于制度安排和抽象的程序。当信任机制破坏了,哪怕程序并没有被破坏,人们也不再拥有安全感。

        我相信,在今天的邮政系统中,出于竞争的考虑,增加“主人外出时停配报纸”这个程序,还是历史较短、覆盖面较小的事情。不去履行它,不是因为不负责任,而是因为程序这个东西在我们的社会中地位不高。只有在多数人都需要这个程序的时候,它才有可能得到重视。投递员们以自己的方式尽责,却并不一定按照程序规定行事。我在中国活了几十年了,这点道理还懂:为了几张报纸跑去邮局质问他们为什么不遵守程序,他们一定会像看外星人一样地看着我吧。

        记得北京在承办奥运会前,市长为了在秩序混乱的公众生活中逐步建立排队的习惯,把每月的11日定为“排队日”。11这个日子与排队结合,远不如“双11”购物节那么深入人心,奥运结束之后,排队日也蒸发了。但是排队这件事慢慢地也融入了北京人的习惯。如今,在一些不那么拥挤并且外来人口不占主导的地铁车站,人们不但上下车不再拥挤,而且已经形成了在电动扶梯上右侧站立左侧急行的秩序;公交车站也不像从前那么混乱,超市餐馆等公共场所的排队习惯也逐渐养成,不过,正如今天北京仍然在上下班高峰时段需要交通协管员维持秩序一样,人们对于排队这样一种形式感,似乎很难找到坚持的理由。除非,它与其他一些价值结合。

        我记得曾经在报纸上读到过这样一则报道。这几年的公交和地铁上有大量的进城务工农民,在排队文化艰难形成的过程中,他们引起的秩序混乱非常显眼。有时候,在车还没来的时候,他们也会排队,但是当车子进站的时候,他们会突然无视排队的顺序,拼命地挤上前去,不仅拨开排在前面的老人孩子,而且甚至在下车的人还没有下车的时候就挤上车去。当然,通常这是为了抢到座位,所以在车上他们也很少给需要的人让座。这种情况直到今天仍然存在,北京居民为此颇有微词,我记得当时读到的那个报道就在讨论这个令人头痛的问题。

        令人觉得有趣的是,这篇报道讨论的问题并不是围绕着“排队”这个程序问题展开的。讨论集中在农民工不排队的合理性问题上。简单地就结论而言,北京人的争论分为对立的两派:一派认为农民工是弱势群体,他们在自己不熟悉的大城市里,面对不可知的明天,即使显得有些粗暴,也不过是自我保护的本能使然,甚至有可能是他们平常遭遇到的不公正待遇太多,以这样的方式发泄一下也未可知,因此不必大惊小怪,应该给予他们更多的同情之理解;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不能把群体与个体相混淆,这里面也有更复杂的状况。比起年轻力壮的农民工,城市里的老人和孩子不更是弱势群体吗?更何况,平日里出行以公交车代步的,通常都不是社会地位很高的人,简单地划分北京人和农民工,并且规定后者为弱势群体,在挤车问题上根本是不能成立的。

        这个讨论没有再持续下去。不断涌入北京的农民工也并非一直持续地破坏排队秩序,习惯了北京的生活之后,他们也会调整自己的方式;而破坏排队秩序的,也并非仅仅是外地人,我自己不仅在地铁上有过被年轻的农民工让座的经历,而且,也曾经有一次在地铁电动扶梯上请挡在急行通道上的北京年轻女士让开通路时,得到了这样的回答:“你要是着急,干嘛不早点出门呢?”

        其实,关于上车排队的问题,还有更具有戏剧性的例子。我的一位日本友人曾经忍俊不禁地跟我说到他在中国的经历:他经历的上车拼命挤着抢座的事情多了,也就见怪不怪了。但是有一次,他发现一个抢到了座位的小伙子刚坐了一站,在下一站发现有位老人上车,立刻站起来给他让了座。我的日本朋友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既然有让座的道德意识,干嘛还要破坏排队秩序抢座位呢?来自排队文化极为发达的日本的他,觉得这事情实在太奇怪了。

        其实这举动对中国人来说一点都不矛盾,秘密就在于,程序在我们的公共生活里实在没有什么位置。对于我们来说,程序只有结合了意义,才能得到关注,否则,它随时可以被破坏,不会引起社会性的谴责。

        我的那位日本朋友对于中国人这种漠视程序的混乱并没有表现出一般日本人通常会有的鄙视态度,相反,他显示了极大的兴趣。他说,在不排队的候车人群里,他感觉到了中国社会的活力。

        这说法当然不能直观地理解,但是我确实从中得到很大的启示。

        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尽管法制化的呼声越来越高,但是所谓“契约精神”并不发达。这当然不是说我们的社会里契约行为不发达,而是说契约作为一种结构社会的思想原理,在我们的公共生活中缺少基础。曾经有过一个阶段,能不能以契约精神为基础创造政治秩序成为热门话题,学界流行的所谓熟人社会向市民社会的转化问题,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悄然地型构着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感觉。

        不过,把契约精神作为社会结构原理,在现实生活中并不那么一帆风顺。日本思想史家丸山真男早在半个多世纪之前就指出,契约精神虽然保障了熟人社会的“面孔”被虚构的契约所取代,适应于在更广阔的流动社会空间里建立随时可以完善的公共秩序,但是,进入现代之后,本来属于虚构的契约和程序,却越来越实体化,形成了现代官僚制“肉体政治”的基础。僵化的契约关系和程序被劣质的官僚不正当地利用为谋取利益或者逃脱责任的口实,这样的事情我们看得还少吗?现代庶民讨厌程序,有时候也是健康的反应。我那位日本友人,虽然并不欣赏挤车,却在挤车的中国百姓中看到了活力,就是基于这种感觉。

        中国社会并不是以个人之间的契约关系为原理建立的,我们共享和延续着不同时代对于天理和道义的理解,尽管它们的内涵与名称在不同时代并不一致,在结构上,天理与道义却始终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构成原理,也是制约着政治体的根本要素。在这样的社会里,无论人群怎样流动,无论传统的熟人社会如何解体,也无论现代法制如何深入人心,我们依然可以在混乱与秩序的动态关系之间辨认出那种属于我们中国人的基本元素——那是一种以状况中的个人道德判断作为前提的社会习惯。程序感觉,如果不与善或者恶的价值发生结合,很难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扎根。

        我还记得曾经在电视新闻里看到一则报道。在北京一条繁华大街的街边,有个粗心人遗落了一大包人民币。两位分别经过这里的青年几乎同时发现了这个大纸包,他们立刻打电话报警,同时,就站在这大包的人民币旁边守候。天下起小雨,他们一直坚持了半个多小时才等来了警察。在这半个多小时里,两个互不相识的青年都不去触碰这个大纸包,因为他们害怕发生数额上的问题而自己说不清,所以约好了互相作证。

        让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倒不是这两位拾金不昧的年轻人聪明的程序感觉,而是新闻报导的评论。它附加了下面这段评语:        

        “这两位年轻人明明在做一件好事,却同时不得不防备自己被误解,这难道不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悲哀么?”        

        是啊,作为中国人,我们立刻会想起近年来不断发生的老人跌倒是否要扶的争论,所以这段评论很可以引人共鸣;不过如果换一个角度来想,这段话倒是毫无做作地传达了中国庶民的“程序感觉”。程序也好,契约也好,制度也好,在我们的公共生活里都不占有优势。两位青年自动地履行了一个简单的程序,这本来与社会道德无关;但是,这种履行程序的方式却被理解为“人人自危”,并被发挥到了极致。

        不知为什么,听到这段评论,我突然产生了与我那位日本朋友类似的感触:民间存在的超越,一切程序的道义诉求,如何以正能量的形式生长,而不是转变为比僵化的程序更为可怕的破坏性因素,这是我们每个庶民都必须面对的日常课题。

        “天涯”杂志的微信订阅号是“tyzzz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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