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欢迎哆啦A梦

        软弱善良的小男孩野比康夫生活在充满遐想的世界里。像阿拉丁神灯一样，他也有一个可以随时满足他的愿望的小伙伴：一个高科技时代的阿拉丁神灯，蓝色、可爱的猫造型的机器人。它的名字叫哆啦A梦。

        心理学家可以清楚地辨别出这个故事的原型：经常受欺负的孩子，通过创造一个幻想世界，来弥补现实的缺陷，保护自己不受侵犯。

        从1969年发行漫画以来，这个故事受到普遍的欢迎，1979年开始制作电视动画片，1980年后每年推出一部电影。哆啦A梦不但在日本广为流行。结束长时期政治、经济和文化封闭后，这是中国在1980年代引入的第一部外国漫画，1991年，同名动画片被引入中国。很多中国人因此也成了哆啦A梦的粉丝。

        2014年，这个憨态可掬的动画形象竟然卷入了复杂的中日关系。成都一个关于哆啦A梦的展览引起了地方媒体的集体声讨。几篇有明显关联的文章认为，哆啦A梦代表的“尊重和友谊”与安倍政府对待侵略历史的态度矛盾，因此要求观众思考日本“文化推广”背后的“政治意义”。

        这些过于夸张的说法引发了中国年轻人剧烈的嘲讽，但上纲上线的指责反映了部分中国人面对日本和西方国家时挥之不去的不安全感。这种不安有其历史根源。早在19世纪，越是大力宣扬中国文化优越论的人，比如康有为这样的思想领袖，就越是担心中国文化会在全球化时代失去自身特点。中国不断在战争中受挫的经验，使这种文化焦虑转化成了受害者特有的心结。

        受害者心结导致强烈的敌我意识。这使人们精神紧张，富有攻击性。一旦现实有风吹草动——如中日领土争端，或安倍政府在历史问题上的强硬态度，往往导致过度反应。各国政府都曾借助大众文化，向外界传递其友善信号，中国也不例外。按照挞伐哆啦A梦的逻辑，中国熊猫又何辜？

        受害者心结还会扭曲人们对历史和现实的判断与表达。尽管中国毫无疑问地跻身经济大国的行列，因此有更多理由欢迎哆啦A梦，但普遍流行的“抗日神剧”也好，针对哆啦A梦的口诛笔伐也好，都反映出受害者的心结：无法接受事实，就代之以幻想——而这正是哆啦A梦潜在的主题。

        只有在童话里，这种做法才有充分的理由，因为野比康夫和哆啦A梦不需要长大。在现实中，放下受害者心结，才能走向成熟。成熟的国家有健全的心智，以面对事实，平衡历史和现实，有勇气欣赏多样性，有能力为争端划定边界，并真正认识战争，认识历史，并以历史为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