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90后的爱国主义

        听杜海滨提起这部关于“爱国主义”的纪录片已经过去4年了，迫于法国和美国制片方的催促，他不得已在今年“了结”它，《少年与国》更名为《少年小赵》。4月香港首映后，他在上海搞了一次私人放映，因为都是朋友，除了一张蓝光碟，他还带了几瓶啤酒。        

        采访开始，他先抿了几口酒，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说，这真是一部“没事儿找事儿”的片子。但在聊的过程中，他眼里又冒出了亮光，“如果再给我5年，故事会更精彩！”

        4年前，他说正在拍一部“90后＋爱国主义”的片子，不仅会拍中国年轻一辈，还有海外华人、外国人……他期待看到当下年轻人对国家、对爱国最真实的想法。

        “常常有人举着爱国的尺子评判人，但这把尺子自身也需要受到评判。”周国平在《谈谈爱国主义》一文开篇写道。

        为了更客观，4年间，杜海滨奔走世界各地拍摄了上百人，几乎涵盖了各个阶层，政治家、大学教授、艺术家、知识分子、留学生，这一单如“蚂蚁搬家”的巨大工程，动因竟来源于他和小赵的一次街头偶遇。

        4年后，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杜海滨最后“杀”光了所有访谈，只留下了“能令他回归本质”的小赵。百米长卷化成了清新扇面，小赵一个人的故事折叠起整部影片。

        杜海滨与小赵的那次偶遇，发生在2009年平遥古城的大街上，当时小赵正率领一群年轻人，拉着红色标语进行爱国主义游行！小赵高喊口号，走在队伍的最前面，脸被五星红旗映得红通通的。

        “他的爱国并不是流于表面，而是像一根细线深埋在生活的土壤里。”杜海滨说，“就像每个初中男生都有一个当兵的热血梦，迷彩和红旗一样，足以燃烧一个孩子的心。”

        高中时，小赵在镜头前侃侃而谈，“爱国是一个人的品质，也是一个人的追求”，他目光炯炯，称最喜欢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写得好！他一口气念了一大段，抑扬顿挫、毫无压力。

        杜海滨说：“他挑起了我过去一直在思考的却没有机会实践的东西，希望借由他去展开一段旅行。”话虽如此，但杜海滨当时还不能判断，小赵究竟可以走多远？

        小赵心里也清楚，杜海滨之所以把镜头对准他，是因为他“特别爱国”。他在考上大学后，有一天突然问杜海滨，“我上大学了，要好好学习了，你是不是就不拍我了？”

        这句话像是给杜海滨狠敲了一记，“片子貌似真的可以开始了。”

        扛着国旗、手里拿着可口可乐的小赵，四年间经历了很多：高中时为钓鱼岛反日游行、上大学家里穷找亲戚借钱、初恋的美好时光、去偏远山区支教、老家祖屋被拆迁爷爷去世，他在青春期所遭遇的逼真、细微的变化都被镜头捕捉了去。

        而杜海滨也幸运地借由小赵这个载体，留存了不少中国当下正在发生的珍贵影像，其中不仅有重庆地区老百姓大唱红歌的镜头，在片尾，也看似乱入了一个超现实的镜头：一座废弃的煤矿上孤单着一尊毛泽东的雕像，而头部被红布包裹得很严实。“煤矿老板对毛泽东很崇拜，他修了一座庙，但是没等庙修好，老板犯了事儿被抓了进去，煤矿也荒着，包红布是当地的规矩，要等庙修好，请师傅来开光时才能打开。”杜海滨解释说。

        “片子没想象中那么激烈，是你刻意回避了什么？”记者问。

        “有些事情不必靠得太近，也许离远了会更清晰”，杜海滨说，“拍纪录片的人都知道，有些拍摄对象并不愿意把另一面给你看，有些即使给你看了另一面也是假的，我很幸运，至少小赵大部分是真的，镜头里和私下没有太大变化。”

        小赵在片中流过三次泪：第一次是在考大学摆宴席上喝大了，他对着镜头表达了对家人的愧疚；第二次是在大学里诗朗诵的排练现场，爱国主义诗篇让他眼眶湿润，他甚至激动地要求其他成员把手搭在一起加油呐喊；第三次老家祖屋被拆迁，他拿着摄影机站在房顶看着挖土机破墙悄悄地抹眼泪。

        影片在香港完成首映，来看片子的很多年轻人感叹，“很真实，看到了年轻时的我”，还有更高的评价，“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少年时代》。”一位香港城市大学教师甚至激动地说：这是杜海滨拍得最好看的一部纪录片。

        “因为我们在20多岁的时候，没人会提醒你考虑这件事情，今天在城市里读书的孩子完全有能力思考，但他们放弃了，他们只愿接受来自社会宣传管道的、娱乐的、来自精英们告诉的思想。”但杜海滨毫不忌讳地说，“我不觉得它能够在国内公映，至少我没有期待过。”

        小赵是第九届中国大学生年度人物，他的事迹还刊登在《大学生杂志》上，2013年11月，《大凉山公益影像》斩获全国“第六届佳能感动典藏摄影大赛”高校专业组金奖。杜海滨有些内疚地告诉记者，“如果我没有拍他，他可能是另一种人生，恰恰这也是纪录片最残酷之处。”

        片中，小赵对着镜头坚定地说：我不喜欢平庸，不喜欢扎在人堆里，社会是一个大舞台，你必须让人看好你！

【对话】

        澎湃新闻：在我看来，小赵其实很正常。

        杜海滨：是很正常。在香港看过片子的人网上留言说，“看到了年轻时的自己”。在这部片子里，我其实在努力地进入一种语境，而不是因为人物而变得特别戏剧化。年轻人本来就是可塑性很强，再青涩的高中生也都会把自己乔装成很老成的样子，所以他并不奇怪。

        澎湃新闻：从《铁路沿线》到《伞》再到《1428》，你更善于从大结构、群像的文本表达，为什么这一次会回归到个体？

        杜海滨：也许从男女的角度，我作为男性导演更愿意从大的结构出发。其实我第一部纪录片拍的就是一个人，这也是对自我的一个挑战，我想试试看我是否还有从前那种能力。

        澎湃新闻：怎么会萌生这样一个议题？

        杜海滨：我此前有过不太成熟的想法：什么是国家？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是什么？爱国是什么？后来我身边有很多德国、比利时、法国的朋友，当我们坐在一起聊，他们对国家都有完全不一样的看法。

        德国人就非常反感谈这个，他们会显得很谨慎。为什么？因为他们曾经被国家利用过；瑞士人会说“国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办护照的地方”；法国人因为历史悠久，会以法兰西为傲，其实很多意识都是混淆的。

        而我最开始上Google搜“爱国主义”，很多人在骂，最典型的是爱因斯坦，他是犹太人，深受国家迫害，他把爱国就比喻成“人类的一场麻风病”，包括加缪也是，很多俄罗斯大文豪、重要的导演也都是背井离乡，所以这些人对国家的情感又不一样。中国有些知识分子也是一样，是因为爱国才被迫离乡。

        小赵的突然闯入，让我触动了这个议题。

        澎湃新闻：小赵其实很聪明，他在片中谈到中国的发展、日本的发展，看得出他思维敏锐。

        杜海滨：蛮灵，也很知道上进。他最后一次和我谈国家，就非常明确，“爱国就是一个泛泛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容”，其实也暗合了我对“爱国主义”的理解：“爱国”就是一个杯子、皮囊，它是容器也是载体，装什么、看谁来装、怎么装。

        但小赵其实也受到很多影响，比如他的妈妈和他说，“有权和有钱，当然选择有权，因为有权就有钱了”；军训教官和他说，你要入党，接下来就会提干。今天在老百姓里有约定俗成的“道理”，这个“道理”不涉及道德、伦理，地方的人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走入那个万年不变的“道理”中，大家都觉得很自然，也没有争议。

        澎湃新闻：原来的大面积考察的想法也是挺有意义的，为什么要放弃？你删掉的素材可不可以形成另外一部片子？

        杜海滨：也许吧，那又是一个更巨大的工程（笑）。原来的想法需要的是一个大团队来完成，凭我一己之力确实很累。原来的想法更议题化，设想全片分为三部分，第一个部分小赵，但他只是个高中生，有些东西他谈不出来，我只能找能谈出来的人谈，所以第二部分应该是有过深思的人来谈，中国的、西方的知识分子，我来找地方，哪怕请他们专门来开个会，这个我觉得蛮精彩的了。第三部份拍的是几个大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延安杨家岭、重庆渣滓洞、大同我都去拍了。但拍到最后我发现它并不像有些东西越挖越精彩，无非是战争和政治，没多大意义，不像小赵的现实感很强。

        澎湃新闻：这部片子有遗憾的地方吗？

        杜海滨：遗憾地损失了一些我在现场看到、用影像来观察一个人的一些特别有特点的东西。比如初恋，他找那个女孩帮他晒被子，我现场拍的时候完全能够感受到两个年轻人的心在砰砰砰地跳，动作也不协调了，话也不利索了，真的特别好，可惜为了全篇的节奏问题，不得已删减掉了很多细节。

        澎湃新闻：小赵可以代表90后吗？

        杜海滨：这个问题特别好，其实香港放映现场他也去了，他自己也这样回答“我谁都代表不了，我只代表我自己”。如果说他作为一个现象引起你反观自己是可以的！这也是我拍这部纪录片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