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密令|关于西安事变和成立飞虎队等事件的新视角

        蒋介石写给亲信钱大钧密令在1935年1月至1945年2月之间，涉及重组侍从室、两广事变、西安事变、筹备第三期庐山暑期军官训练团、七七事变、武汉会战、成立航空委员会、成立飞虎队等众多改变中国抗战进程，乃至改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程的重大事件。

        国民党高级将领、蒋介石亲信钱大钧旧藏的蒋介石密令共二册，140纸，其中蒋介石所书104通，共135纸，钱大钧手书回执2通，共5纸，时间跨度在1935年1月至1945年2月之间，涉及重组侍从室、两广事变、西安事变、筹备第三期庐山暑期军官训练团、七七事变、武汉会战、成立航空委员会、成立飞虎队等众多改变中国抗战进程，乃至改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程的重大事件。

        钱大钧是国民党元老，黄埔军校建校初期教官，早年积极参加反清倒袁，后在军阀混战中为蒋介石效力，被委以重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主任，陆军中将加上将衔，是蒋的八大金刚之一。历任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主任，军统局局长，上海市长兼淞沪警备司令，“国民大会”主席团主席，国民党中央纪律委员会委员、中央评议委员、“总统府”战略顾问等职。钱大钧虽不善战，却具有谋略，公私分明，爱与文人雅士来往，擅长书法，其钟鼎篆字苍劲有力，娟雅挺秀，为人彬彬儒雅，颇有古风，对佛学很有研究，通晓英文，是蒋介石所推崇的高级幕僚。

        正如曾任中国国民党党史馆主任的邵铭煌先生所言，钱大钧旧藏密令对于研究蒋中正与民国历史来说，“史料价值非凡，谓之媲美蒋中正日记，亦不为过”！

        “七七事变”发生时，秦德纯为华北最主要的军事负责人之一(第29军副军长)，同时任北平市市长。1931年“九一八事件”之后，国内形势显得十分吊诡。一方面，日本对中国的蚕食及其野心，引起国人的巨大忧虑；另一方面，某些舆论不断指责政府抗日不力，其声势日甚一日。1935年冬天，在北平，北大、清华、燕京、辅仁等各大学的同学发起“一二九”大游行，学生打出的横幅是“拥护二十九军领导抗日”等，作为北平市市长的秦德纯压力很大，但他并不认为政府毫无抗日之意，而是正在缜密准备之中。

 

        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曾密切关注杨虎城的行踪，在此二册中，曾有三纸直接涉及杨虎城，一纸为手令钱大钧“电问杨虎城病”，另二纸为命令钱大钧询问时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的顾祝同，“近日杨虎城情形如何？及其何日来沪？即覆”、“杨虎城今日有否离陕来沪？如其不来，应特别研究其原因详覆，并切实注意其以后行动”。字里行间，不难看出蒋介石对于杨虎城离陕之密切关注，以及其性格的多疑。

        1937年上海爆发“纱交风潮”，即上海纱布交易所爆发的影响巨大且后果最严重的一次风潮。此次风潮的起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孔家官僚资本为获取巨利插手纱交、操纵市场、大搞投机活动。这场风潮促使国民政府颁布《取缔上海纱布交易所投机办法》，并对此次风潮进行“澈查”，然“澈查”结果却虎头蛇尾。时虞洽卿、杜月笙皆在上海金融界占有重要地位，约二人来此，既可商讨解决上海金融问题，也便于解决“七君子”案。

        1938年5月19日夜间，中国空军出动两架“马丁”139WC型轰炸机，远征日本本土，投下100多万份传单，对日本侵略者发出了严正警告：“尔再不训，则百万传单将一变而为千吨炸弹。尔再戒之。”这是日本有史以来第一次被外国飞机轰炸袭击，也是世界航空作战史上绝无仅有的“纸片轰炸”。

        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北京保利春拍设立专场将征集到的抗战时期蒋介石密令等重要史料展出，以助我们从多种角度回顾与审视抗战的光辉历史。这些史料将于5月12日在保利上海春拍预展中亮相，同时展出的还有陈立夫家属珍藏重要史料。后者包含了周恩来、蒋中正、蒋纬国、张学良、戴传贤、溥儒等民国政要、文人雅士与陈立夫的通信；陈立夫当选立法委员证书，于右任、陈立夫等人联名签署的建议书；陈立夫夫妇收藏的蔡元培、于右任、汪亚尘、潘伯英等人的书法作品；陈立夫与傅抱石、宗其香、汪亚尘等人的书画唱和；陈立夫、孙禄卿伉俪书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