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模式30年|“头发空心”的温州人能否跟上新经济节奏？

        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刊发题为《温州33万人从事家庭工业》的长篇报道，并配发评论员文章《温州的启示》。这是“温州模式”首次见诸媒体，被公认为是“温州模式”横空出世的标志。

        自此，“温州模式”不仅成为打开温州这个创造了无数改革奇迹的“潘多拉盒”的“钥匙”，更是解读与剖析以发展市场经济为价值取向、以全民富裕为最终诉求的中国改革的最典型样本。

        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时曾指出：“温州作为国家和浙江省多项改革的‘试验区’，是个敢于创新、善于创新的地方，是个能出经验、出好经验的地方。”他要求：“我对温州有一个很大的希望，就是希望温州把这部创新史继续写下去，探索新的规律，创造新的业绩，总结新的经验，为全省带好头，为全国作示范。”

        值此“温州模式”30周年之际，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策划了这组专题报道，从多个角度探寻身兼“改革先锋”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中国模范生”双重身份的温州带给当下全面深化改革的启示。以下是“新经济篇”。

        “我们知道互联网是好东西，谁能教教我们，传统企业该怎么嫁接互联网？”在中国经济改革初期被称作“东方启动点”之一的温州永嘉县桥头纽扣市场，桥头纽扣商会会长王春桥正迫切希望找到与互联网经济的共生点。

        3月26日，更接“地气”的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新12条”获准实施，温州在金融制度创新领域再启征途。同一天，国内首批民营银行之一的温州民商银行正式营业。

        温州的繁荣是以小商品制造业起家的，皮鞋、眼镜、打火机曾被视为温州经济的三大“当家花旦”。在历经飞速发展的黄金期后，如今却受资源成本上涨、经济增速放缓挤压而负重前行。

        背负传统经济荣光的温州人必须寻求新经济突围之路。

        “新经济”是指建立在制度创新和信息技术革命基础上的经济持续增长与低通货膨胀率、低失业率并存，经济周期的阶段性特征明显淡化的一种新的经济现象。当下与未来，地方金融危机阴云尚未完全消散的温州给人们留下了新悬念：能否让传统产业站稳互联网风口，同时找准包括金融创新在内的更多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的接口，从而插上新经济腾飞的强劲“翅膀”？       

新金融脉动30年      

        “连头发都是空心的”，是对在改革开放中崛起的温州人之狡黠与机敏的形象比喻。因滞后的金融体制与民营经济发展严重不匹配，近十年温州巨额游资左冲右突衍生出各种“温州炒X团”，最终于2011年出现以企业家“跑路”为标志的地方金融危机。凭小聪明能赢一时，得天下还要靠新经济的腾飞。

        事实上，自中国经济改革肇始，温州民间自下而上或上下“合谋”的金融制度创新早已脉动。

方培林和他的方兴钱庄

        1984年9月29日，温州苍南县钱库镇，方培林在老宅门前挂出了“方兴钱庄”招牌。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大陆第一家私人银行。第二天方兴钱庄就遭到市农业银行的上门抗议而转入地下，直至1989年因自身经营状态原因关闭。

        1986年，两名温州人杨嘉兴和苏方中用各自的方式办成了一件对未来更具影响力的大事。当年11月1日，杨嘉兴等8人集资31.8万创办全国最早的“股份合作制信用社”——鹿城城市信用社。6天后，苏方中独资创办东风信用社。他们的信用社不仅获得了市一级人民银行颁发的许可证，还得到了市农业部门和体改办的大力支持。

        自此，民间力量创办金融机构浪潮从温州涌向中国其他沿海地区。以农业部门批准的农村合作基金会为例，1996年全国农金会存款总额达1083亿元，呈“农村包围城市”态势。但由于乱集资现象严重、高利贷横行，1998年前后温州民间力量办金融遭清理。

        不安分的温州人在闯出一个个金融创新的同时也伴随着悲剧。

        在方培林的“中国第一私人钱庄”蹒跚前行时，随行者以更为极端和激烈的方式推出了新的金钱游戏——“抬会”。这本是货币匮乏境况下民众互助互惠、筹集资金的有效手段，但由于高额利润的驱使，很快就变了味。因温州商人当时在传统金融体制下无法从银行得到贷款，1980年代中期，“抬会”资金曾经成为私营企业发展的最重要资金动力。但没有制度保证，高息融资难以为继，欺诈行为愈演愈烈，疯狂的“抬会”链条在1986年断裂。在当时的“抬会大灾难”中，短短3个月，全市有63人自杀，200人潜逃，近1000人被非法关押，8万多户家庭破产。

        温州人的新金融梦想还有“黑色幽默”。

        2012年1月12日，温州仍深陷局部金融危机，商人林春平在报刊登广告称收购了“美国大西洋银行”。事实证明这是一个骗局。林春平后来因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税款发票罪被判无期徒刑。或许从另一角度理解，林春平的“神话变笑话”，也是温州人在用苦涩的方式表现对金融创新的渴望。

        脉动30年。此后的“温州金改”三年见效离不开温州民间不断迸发的金融创新激情——迷茫、焦灼、奋进，和一颗永不安分的心。       

如何拥抱互联网       

        在发端于30多年前的中国经济改革大潮中，率先突破贫困之围的温州人曾创造了“互联网”的传统表达方式——数以百万计的温州人以人际地缘关系为核心，“以商带工”游走全国乃至全球，以融入血缘与宗族的互联互通行为，编织起巨大的致富信息之网，并使自己最先成为中国最富裕群体。

        今天，面对信息技术条件下的互联网新经济挑战，崛起于乡野、文化积淀不足的温州人却颇感踯躅：如何超越自我？

        正如曾经在传统经济角逐中屡战屡胜的温州永嘉桥头纽扣市场，开始了新的焦虑：“实体产业怎样与互联网嫁接，怎样用好互联网？”

        这不是简单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更像是时代给曾经的辉煌者布置的考题。

        桥头镇地处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的诞生地永嘉县楠溪江畔，当年距离最近的国道尚有3.5公里乡间土路，只能平行交会两辆拖拉机。路两旁，是连绵的崇山峻岭。山坳里的桥头纽扣市场起于微末：1979年永嘉县一对叶氏兄弟在外地国营厂门口捡到一堆废品纽扣，不经意间带回桥头摆小摊叫卖，不想生意好的出奇。从此一发不可收，同镇人竞相跟随，几年间数百家庭工厂纷纷开张，镇中心一条宽仅几米的破旧老街冒出上千个纽扣摊位，全国各地商贩云集，一跃而成名副其实的“世界东方纽扣中心”。

永嘉桥头纽扣市场想拥抱互联网

        这是温州人构建传统经济“互联网”的典型。在桥头纽扣市场背后，3000多名本土购销员编织出了一张覆盖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原料采购和产品营销网络。到1984年，桥头纽扣产销量已占全国一半以上，年经销额超过亿元。

        这种优势曾经无与伦比。

        距桥头镇13公里的浙江丽水青田县温溪镇水陆更便利。1988年，青田县及温溪镇地方政府想不惜一切代价把纽扣市场夺过来。他们坚信以往几十年中运用得极为娴熟的工作法宝——行政手段抓经济定将百战百胜。

        不料，温溪镇政府筹集巨资打响的纽扣降价争夺战，很快完败给联合起来的桥头镇个体摊主，兴建现代化纽扣市场企图“筑巢引鸟”也最终沦为空巢。温溪的失败，本质上是计划经济败于市场经济。

        曾经的胜利并不意味着未来。

        桥头，崛起于文化荒芜的山野边地。如今一家家纽扣企业的老板们，30年前只是将“全家能吃上白米饭”作为最大梦想的农民，以弹棉花起家，文化程度普遍不高。

        新经济，拼的恰恰是桥头人最为苦恼的现代知识与技术。

        “桥头有世界上最好的纽扣生产企业，可高端互联网人才肯来我们山坳坳里吗？”2013年12月，桥头纽扣商会会长王春桥借着纽扣市场30周年纪念活动的机会四处向专家讨教。

        “互联网是平的，人才不肯进山坳，纽扣企业可以主动到大城市建营销中心、研发基地，异地管理。只要转变思维，利用好互联网工具，山坳里的野百合也能有春天。”有专家开出“药方”。

        结局未知，至少他们已经开始答题。

        相比于实力分散的桥头纽扣市场，当年与之齐名的乐清柳市低压电器市场，其领军企业中国正泰集团已经开始拥抱互联网。该集团下属的上市企业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年报称，公司电商平台经营成效显著，正全力构建正泰全产业链O2O 供应链互动平台。未来，将通过电商平台极大拓展销售市场与提升技术层次。

        从低端传统产品起家，融合互联网信息化与新型工业化——正泰电器的发展轨迹，或是温州传统企业走互联网之路的范本。       

求解新经济悬念       

        对敢想敢为的温州人来说，挑战与超越是他们永不言败的禀赋。凭着这份与生俱来的冲劲与机敏，当新经济时代的号角已然吹响之时，他们不会缺席。

        温州和温州人正在开启属于他们的新时代。

        去年，温州企业科研技改投资增长56.1%，居全省第一。今年一季度，全市高新技术产业产值达到341.23亿元，增幅高于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2.5个百分点，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在浙江省今年确定的“机器换人”十大试点行业中，温州乐清电器行业与温州永嘉泵阀行业榜上有名。

        针对小微企业占98%的现状，温州计划3年建成104个小微企业园，以集聚集约，推动传统轻工产业向技术引领型的时尚产业转型。

        2014年，温州实现网络零售额660.46亿元，较上年同比增长69%，超越宁波，居全省第三位。就在同年，温州获批创建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并积极申报国家跨境电子商务试点城市。

        温州市委、市政府对发展新经济寄予厚望——2013年，温州市委书记陈一新强调，要把网络经济作为温州赶超发展的“一号新产业”来抓；今年1月，他再次表达坚定发展网络经济的信号：“网络经济是扩大消费需求的新引擎，也是提升实体经济的新动力。”

        温州商人是懂互联网的，很早就懂。“流动”是温州经济的一把金钥匙，召集亲朋抱团行商是温州人经济行为的显著特征。遍布全国的200多万温州商人，曾经在中国改革开放大潮中以自己的身体力行构建了传统经济的实体“互联网”，并以人际地缘关系纵横交错编织成网的抱团集群优势商行天下。这种久已存在的互联网基因，亦是温州和温州人开启新经济时代的独有优势。桥头纽扣市场的焦灼求变，正泰电器的“探网”告捷，均是奋力前行的力量。

        作为温州新经济再造核心的另一扇“翅膀”，金融制度创新更是早已振翅欲飞。

        2012年3月28日，深陷地方金融危机的温州获国务院批准建立全国首个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这场自上而下的金融制度创新历经3年，温州市政府于今年3月26日通报，温州金改三年创出10个“全国第一”：全国首创民间融资立法；开出全国首单民间融资执法行政罚单；让民间借贷从地下走上地面——首创反映民间借贷平均利率的“温州指数”并全球发布；第一个创立民间借贷服务中心等。同时温州金改“新12条”获准实施，将金改从宏观向微观及向高水平、新领域、深层次拓展，将更接“地气”。

        温州人在金融制度创新的厚积薄发，更体现在最近大热的民营银行改革上。

        2014年，银监会批文通过首批5家民营银行试点。梳理这5家试点民营银行可以发现，温州商人就占“两家半”——“两家”是温商系均瑶集团和美特斯邦威联合发起的上海华瑞银行、正泰集团等温州本土企业发起的温州民商银行，“半家”则为天津金城银行的主发起人之一麦购集团，董事长胡时俊也是温商。

        今年4月17日，李克强总理召集国务院9部门及23家银行负责人举行座谈会。在听取温州民商银行董事长南存辉关于“贷款利率最高不超过8%，收费项目只有一项，就是‘工本费’”的报告后，李克强点赞民商银行：“温州民商银行发展还不是很成熟，金融工具还不多，但它有简化收费理念。”

        理念超前，正是温州民间30年新金融脉动中的关键词，有想法并敢于放手干。

        5月6日，浙江省委常委、温州市委书记陈一新在接受澎湃新闻独家专访时表示，无论是提升传统经济还是打造新经济，温州都具有赶超发展的巨大潜能和独特优势，这就是温州人创业创新精神和温州人资源这一宝贵的精神财富和巨大的物质财富。这是其他城市无法比拟的，是温州赶超发展的底气所在、自信所在、力量所在。

        能解开温州未来发展悬念的，唯有温州人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