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思想周报 | 要不要挺《查理周刊》？

《查理周报》获奖再度引发论战

        5月5日，美国笔会中心（PEN American Center）在纽约授予法国讽刺杂志《查理周刊》年度荣誉奖“言论自由勇气奖”，暂时终结了近日的作家联名抵制颁奖运动。

《查理周刊》编辑（中、右二）和作家拉什迪（最右）在笔会颁奖晚会上

       今年1月7日，法国讽刺漫画杂志《查理周刊》遭受恐怖袭击，12名人员丧生。3月17日，美国笔会中心宣布，将为法国讽刺漫画杂志《查理周刊》颁发“言论自由勇气奖”，但这一举动遭到众多国际知名作家的联名反对。

        过去一周里，包括彼得·凯里(Peter Carey)、迈克尔·翁达杰(Michael Ondaatje)、弗朗辛·普罗斯(Francine Prose)在内的六位知名作家表示，不会作为主持人出席颁奖活动，以表达自己对《查理周报》的文化狭隘和反伊斯兰倾向的不满。消息传出之后，立刻在美国文学圈的核心人物中挑起了一场激烈异常的口水战。

        意见各方激烈论战，有时甚至对对手进行人身攻击。这场论战也很快蔓延至各个社交网络和世界各地报刊的评论版。截至颁奖日，在约四千名笔会成员中，已有包括胡诺特·迪亚斯(Junot Díaz)、乔伊斯·卡罗尔·欧茨(Joyce Carol Oates)、洛丽·摩尔(Lorrie Moore)以及迈克尔·坎宁安(Michael Cunningham)在内的两百多人签署了联名信，表示颁发此奖是越界之举，“坚定支持过分言论和积极鼓励过分言论”之间是有区别的。

        《查理周刊》在遭袭后，关于宗教信仰与言论自由的界限一直争论不断，此次遭联名抵制也是这一争议的延续。虽然争论混乱且缺乏理性，但观点大致可分为两派。一方认为《查理周报》遇袭之后，对其表现出的勇敢执着给予嘉奖是美国笔会的核心使命；另一方认为该刊物有关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画让偏见升级，导致本就处于社会下层的法国穆斯林更难摆脱二等公民的现状。

        在争论升级的同时，周日发生在德克萨斯州枪击案使它吸引了更多人关注。当日，两名持枪者袭击了一个反伊斯兰组织的集会，集会活动包括了一个穆罕默德漫画比赛。

        对于部分人来说，《查理周报》的狭隘和偏执显而易见。笔会的前主席普罗斯对美国《国家》杂志(The Nation)说，“它就是份种族歧视刊物，这点我们不用拐弯抹角。”而作家卢克·桑特(Luc Sante)则认为部分《查理周报》供稿人传播的却是“不成熟的挑衅式幽默”。

        该奖的辩护者反驳称，那样的观点未能全面地看待《查理周报》漫画的语境。比如，根据法国《世界报》(Le Monde)上的研究显示，和《查理周报》过分专注于穆斯林的观念正好相反的是，在2005年至2015年之间只有不到2%的杂志封面主要嘲笑了穆斯林。

        《新共和》杂志一篇文章讽刺地问道：“怎么好像大家都一夜之间成了法国漫画专家？”同时《大西洋月刊》上一篇题为《关于<查理周刊>的危险迷思》的文章颇受人关注，作者认为，那些批评的人看来并不明白这本杂志攻击的是一些理念，而非人。

        据《纽约时报》报道，随着袭击带来的震惊开始减退，法国进行了更广泛的辩论，一些重要的知识分子开始质疑“我是查理”标语下掩藏的真实面孔。

        在一次对他的即将于周四在法国发行的新书《谁是查理》的采访中，左翼历史学家和人口学家艾曼纽·托德(Emmanuel Todd)把1月11日那场声援《查理周报》的游行描述成“一场骗局”。那场示威活动聚集了巴黎和其他法国城市的数百万人。他说，他们声称要团结全法国， 但其实只团结了都市中那些传统上秉持无神论的精英和乡村的那些传统上反共和的罗马天主教徒，而不包括底层社会的穆斯林。

        托德认为，对法国的真正威胁，不是来自穆斯林，而是“这个我称为‘极端世俗主义’的新宗教。”

        

美国的外交政策及其智囊

        撒切尔夫人曾经说，美国之所以独特，是因为它基于一种理念，而非像其他国家那样是基于具有共同民族经验的共同体。至于其外交政策，亨利·基辛格更是一针见血：“美国的国际政治历程是信仰高于经验”。

        美国的外交政策究竟特殊在哪里？它曾被哪些思想家塑造？近日，著名左翼思想家佩里·安德森的新书《美国的外交政策及其智囊》（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Its Thinkers）即以此为话题，探讨那些改变美利坚帝国的思想和人物。

        安德森在书中指出，自从这个国家诞生，帝国的理念一直处于在美国自身想像的中心。通过对那些宏大的外交政策和更多非主流的政策分析文字的细读，书中描绘了美国帝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以及它作为资本的一般担保人的角色。

        佩里·安德森在《帝国》（Imperium）一章中指出，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实力的外在秩序已经同其内部政治制度基本绝缘，目标的连续性和共同的展望使帝国的管理与其国内规划相分离，即通常说的“内斗止步于外交”。国内的选民对世界局势少有认识，而在外交事务上，官员越来越多地被赋予几乎不受约束的权力，执行国内事务往往易触众怒，而在国外采取行动没有这种压力。在这种政策的客观条件所形成的氛围中，安德森认为，从上世纪中期的总统制中发展出一种外交政策精英，以及鲜明的意识形态词汇，这些词汇在国内政治中没有与之相匹的，比如，美国在和世界打交道时所追求的“大战略”（grand strategy）概念。

        在这本书中，安德森的视角横跨1914年墨西哥战争到如今对恐怖主义作战，他将美国的外交政策看作资本在单极世界中跨越全球监护人，这种资本夹带着核打击能力和军事实力。安德森认为，美国众多右派外交政策思想家，比如弗朗西斯·福山，对此不加批判并无条件顺从，并没有对长远利益给予现实的足够关注。他呼吁真正的现实主义，这不是一个立场或理论，而是不自欺地关注现实。由是，他称赞这样做的诺姆·乔姆斯基、加布雷·科尔克（Gabriel Kolko，著有《美国外交政策的根源》）、安德鲁·巴切维奇（Andrew Bacevich，著有《强权的限制：美国例外论的终结》作者）和戴维·卡莱欧（David Calleo，著有《美国的单极幻想》）等等。

        美国已经在伊拉克、利比亚、阿富汗，以及中东各地和乌克兰燃起战火。在没有结束的迹象下，外交政策专家们现在不得不灵魂搜寻。事实上，福山让我们相信，苏联解体让美国相信自由/民主能够迅速在世界任何地方种植。但安德森认为，两者之间已经分离，并使美国从世界对它的看法中孤立开来。同时，对自由的渴望显然不具有普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