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之言｜新文化运动对家庭价值的批判导致了“孝道不再”？

梳理新文化运动中的“反家”思潮

        新文化运动中，不仅有“民主与科学”、“问题与主义”之论，“个人与家庭”也是一大命题。在张祥龙看来，鸦片战争后，西方对中国的影响，逐渐造就了一个反对中国式家庭乃至反对人类家庭的倾向，这种倾向到新文化运动达到了最鲜明和自觉的阶段。

        先是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一期、即《青年杂志》首卷首号上刊登的纲领性文章《敬告青年》中写道：“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他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中主张：“盖共和立宪制，以独立、平等、自由为原则，与纲常阶级制为绝对不可相容之物，存其一废其一。倘于政治否认专制，于家族社会仍保守旧有之特权，则法律上权利平等、经济上独立生产之原则，破坏无余，焉有并行之余地？”简而言之，陈独秀认为，中国的家庭或家族伦理全是封建制度之遗物，要建立新的共和立宪制，就必须铲除这种家族社会。

        紧跟陈独秀的论断，吴虞在《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发表《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后来又在《吃人与礼教》中提出：“我们如今应该明白了！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呀！”鲁迅也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立论“父子间没有什么恩”。理由是：“饮食的结果，养活了自己，对于自己没有恩；性交的结果，生出了子女，对于子女当然也算不了恩。”傅斯年则在《新潮》首期刊出《万恶之源》，指“中国的家庭”是万恶之源，因为它压抑年轻人的个性，“咳！这样的奴隶生活，还有什么埋没不了的？”

        张祥龙分析，新文化运动诸君几乎都是文化上的“崇西厌华”者，他们批判中国家庭往往要举西方人的个体契约式家庭为对照，认为后者尊重个体。而源于新文化运动的“反家”思潮，甚至也对今天造成了影响。但问题是，“主张个体自由并不止步于自由结合家庭，还要进一步实现非真态家庭的自由：比如同性组成家庭的自由，甚至破坏家庭的自由，像随意离婚的自由、单亲家庭的自由、不结婚只同居的自由、不要后代的自由等等。”张祥龙表示，今日孝道不再、视离婚为平常等现象，与新文化运动不能说没有某种虽遥远却内在的关联。

“子女在父母生育时没能做出选择”是个伪论证

        在新文化运动中，鲁迅等人认为，亲子关系只是由亲辈的性欲冲动造成的，所以父母对子女并无恩情，子女也没有孝敬父母的道德义务。张祥龙对此论点进行了评判，在他看来，这其中涉及到两方面的问题：一是父母生养子女是否由生物本能、性欲冲动或其他外在力量决定；二是父母在未征得子女同意的情况下就生养他们，是否能算有恩于子女。

        张祥龙分析说，所谓家庭，是男女夫妻经群体认可结合并生育、养育后代的基本生存单位。他强调父母养育子女并非由生物本能决定，而可以有主观选择，子女的生命和生存状态也与父母的这种选择有关。在今天避孕方法普遍可靠的情形下，一些父母选择不去生育，或不去更多地生育，也可满足性欲。

        另外，张祥龙认为，鲁迅所谓的“生物学的真理”，忽视了亲子关系中的一个基本事实和要素，即父母于子女不只是生产，还有养育。养父母的恩情，就更不能还原为性欲冲动了。所以，他提出，生育是父母对子代有意识的重大付出。“不能因为‘一个村妇哺乳婴儿的时候决不想到自己正在施恩’，就在义理上断定村妇无恩可言，就如同不能因为强奸者不想到自己正在施暴，就断定他没有施暴一样。”

        以上论述源于父母角度，而从子女角度而言，鲁迅曾引用易卜生戏剧中的一句话，这句话出自一个从父亲处遗传了先天梅毒的患者之口。患者在病情发作时，要母亲给他大量吗啡以自杀，他对母亲说：“我不曾教你生我。并且给我的是一种什么日子？我不要他！你拿回去罢！”这其实涉及到西方一个流行的观点，即父母生下子女时未得子女同意，所以子女不必为自己的生命向父母感恩。

        康德在《道德的形而上学》中就主张，由于父母未得子女同意就生下他们，所以有责任无偿地将他们抚养到成人。到孩子具有了自由意志和完整人格的时候，亲子之间就没有天然的联系了。他们还要来往就是契约关系了。

        当代美国学者简·英格莉施（Jane English）在《成年子女欠他们的父母什么》一文里也区分了“造成欠债的恩惠”和“没有这种欠债的友谊”。类比是这样的，一个人（甲）如果对另一个人（乙）做了有益的事，比如当乙的车抛锚时，甲用自己车上的电池帮助乙重新启动。那么，以后当甲遇到同样或类似困难时，乙有没有道德上的责任或义务帮助甲？英格莉施认为，这取决于当初乙是否请求过甲帮忙。如果在乙的请求下甲及时提供了帮助，那么乙就从道德义务上欠了甲的“恩惠”，以至于今后在类似情况下有道德义务来回报。但如果当初乙没有请甲帮忙，甲属于自觉自愿地对乙做了好事，那么乙就没有道德义务来回报。如果乙选择回报, 也只是出于两人在这件事中建立的友谊。

        英格莉施用这个区别来论证，子女并不从道德义务上欠父母什么，因为子女当初根本没有请求父母生下他们。

        不过，张祥龙介绍，亦有学者批评英格莉施的例子有局限。“如果甲在乙不知情时救灭了乙家大火，拯救了里边的小孩。你能说乙不从道德义务上欠甲的情吗？”此外英格莉施有关“子女在父母生育时没能做出选择”是个伪论证。若要让这个论证成为真实的，情况就应该是：子女本来有这个选择，但被外力比如父母或其他因素剥夺了。可由于子女那时还不存在，根本就没有进行选择的可能，那么，从子女没有对自己的出生做过选择并从中引出一系列结论，就无意义了。张祥龙由此认为，鲁迅代表的《新青年》对亲子关系道德性的否认，其实是站不住脚的。

        “构成家庭的亲子关系既不是单由性欲造就，也不只是文化造就，而是与人类的时间意识本性内在地关联着的。新文化运动对中国家庭和人类家庭的糟蹋，正是对人性的糟蹋。”张祥龙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