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4000公顷土地抛荒的香港，该如何发展有机农业？

        过去半年，农业议题稀有地卷进了香港的社会议题，经历近20年的僵局，香港农业的讨论，正在突破食品安全的范畴。一切缘于政府去年发布的新界东北发展规划与新农业政策，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激烈的乡郊发展争论。

        经历对农业长年的冷漠，翻查一下数据，不难发现发展生产性农业以解决粮食自足的局限。今日香港还维持农业生产的耕地面积约734公顷，直接雇用了大概4400人，占劳动人口约0.12%，至2013年，7.76亿港元的农业生产值，更只占香港生产总值的0.03%，从事农业者的平均收入，也只有一般行业的四分之一！ 本地蔬菜自给率，从60年代的60%，急降至2013年的1.9%，进口蔬菜中92%由内地供应。而麦米等主粮的自给率在香港基本上是零。 在这样的现况下，政府何以会推出新的农业政策？社会各界又为什么如此关心本地农业的去向？

中港互动视角下的香港农业发展史

        回想从解放后至七十年代初的阶段，香港作为一个华人城市，是中国境外一大战略要地。中英政府在香港主权上之角力，造成各种治港政策的波动，食品供应作为生命的维系，自然也不例外。当时，英国政府为了减低香港对国内食品供应的依赖，采取积极干预的措施，确立香港本地农业政策，保证本地农产品供应的比率，一方面减少对进口的依赖，另一方面，位于香港北部的新界，作为主要的农业区，亦得以保留作为分隔与深圳河以北的军事缓冲区。香港政府投入大量乡村及农业基建，支持战后新移民来港务农生活。并先后于1946年及1951年成立蔬菜统营处批发市场，以及新界蔬菜产销合作社，协助销售本地生产的蔬菜。

        这样的局面一直维持至八十年代初，其时，国内进入改革开放的初始，深圳特区首先成为市场经济试验的先驱。在其它配套还没完善的情况下，农业作为第一产业的入门门槛较低，吸引了一笔源于香港农企的资金投入，开设供港菜场。同时，随着中英就香港回归谈判之落实，英国政府亦开始放弃本地自足的政策，香港农业的历史也自此改写；以深圳特区（其后扩展至广东各地）为供港新鲜农产品的桥头，逐步取代本地的生产自供。八十年代中期，本地蔬菜生产量下跌至占全港食用量的三分之一，但以供应当时超过五百万的人口来说则实不算少。

        这个新的供需局面，却为香港的农业带来两个新的局面。此时，供港蔬菜已经严重冲击本地生产，从政府政策层面，一是彻底改变以往自足的考虑，本地农业政策的主要目标变为被动地为香港农业寻找避开与供港蔬菜直接竞争的生存空间，包括推出为征收农地配合新市镇发展的失地者而设的“农地复耕计划”。另一方面，把握市民对本地蔬菜的情意结与信任，成立渔农处“信誉农场系统”，更为本地小农引进当时广东还没有生产进口的西菜品种，以及通过控制收成时间，赶于市场上“抢头水”，最终达到维护本地小农的经营空间。

        另外一个十分有趣的后果，源于八十年代末爆发连串的供港蔬菜毒菜事件。随着市场逐步开放，进口配额取消,短短几年里，供港蔬菜比率大幅度提高，监督系统的完善一下子未及跟上，毒菜事件的出现因而催生了香港的有机农业，第一个有机农场遂于1989年底成立。这是一股当时风风火火的环保运动延续，依赖民间力量立足。随着大陆制定供港新鲜农产品（蔬菜及鱼等）之独立标准及监督系统，由进出口检验检疫局监督, 执行供港农场注册系统以及一系列零污染或低污染的安全菜篮子行动，供港蔬菜安全性提高，香港的有机农业并未发展起来。

今日香港政府的农业政策引起争议：关键在土地

        二十年后的今天，情况又改变了。香港的农业已经摆脱简单的口粮意义，开始进入社会建设意义上的新年代；农业萌发“四生”的功能：除了生产及生态外，还有生活及生命。香港保留农业的意义，远远不只像过往只集中于替代供港蔬菜的讨论。无疑，要返回昔日超过一半的高农业自给率还是遥不可及，但近年，伴随有机农业进入社区后，揭开一幕有机生活运动、绿色运动的延伸，社会对农业的关注点随之扩大，突破食品安全的框框，萌发各种社区支持农业、共同购买及社区经济等另类经济模式的探索。

        同时，世界各地出现“后现代主义”思潮，也是这股运动背后重要的支撑力量。不少人受到有关思潮的启发，探求本地未来农业路向，纷纷建立“社区农场”， 透过实践农业耕作，觅求生活的自主性。这批新一代农民希望把农业作为他们生活的一部份，除了要赚钱维生之外，还特别顾及人与自然的平衡、人际关系的建立及推动社区物质循环再用。他们以“共同福祉”为宗旨， 崇尚“以小为美”，向人提供健康的食品、工作和农村生活。这样，在过去十多年里，一步一步唤起了更多人对香港农业的关心，培养社会人士对本地农业意义的重新思考。

        2000年初，一些大的农企对开发供港有机蔬菜跃跃欲试，因为其时国内有机市场还刚处于萌芽阶段。香港政府当时积极推出支持本地有机农业发展的政策，结合民间力量，推出“有机耕作转型计划”，延续对本地农业生存空间的保护；同时，也积极投入各种支持本地有机蔬菜销售的措施，包括成立有机认证机构（香港有机资源中心），与民间机构合作设立有机农墟，以及休闲农业推广等。甚至还设立了农业外劳输入制度，以解决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十年过去，直至2014年底香港政府再度推出新的农业政策，这次却激起社会各界高度的争议。

        所谓新农业政策，是香港食物及卫生局于去年12月发布的一份关于香港农业可持续发展政策的公众咨询文件。详细列举香港农业持续发展的益处，包括促进食品供应多样化，为青年人提供发展事业机会，帮助食物供应链减少碳排放及鼓励土地业权人利用农地进行生产、善用土地资源等。但是要获得上述好处，先决条件是如何释放大量荒置农地，使其重回农业生产的用途上。其中最为注目的是政府破天荒拨出约80公顷土地设立“农业园”，固定作为本地农业生产基地。

        这次新农业政策的定位，侧重以追求高科技、规模化、产业化，图以企业带动，鼓励现代化与高科技的生产系统为核心。例如，内容提及“农业园”是要租给有意从事农业生产人土，试用新的耕种方法进行商业生产，并推广应用先进科技，鼓励本地农场采用现代化和多元化的生产方法。这种工业化农业生产模式，以利润最大化为导向、以赚取利润为核心。

        从实际条件来分析，新农业政策所提出的方向并不符合香港农业的实际：现时香港还剩约2500个农场，每个规模平均只有约5亩左右，主要以家庭式经营为主。虽然政府考虑成立“农业持续发展基金”，提供财政支持以推动在农业生产应用科技的研究及开发、促进知识转移、加强人才培训、改善农业基建设施等。但基金数量极为有限，对推动香港农业只是杯水车薪。对于一些愿意在香港从事农业者而言，他们所面对的问题不单是资金，而是寻找稳定和可靠的土地供应，而咨询文件并无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

未来香港的“有机农业”，可否作为一种低投入的社区建设计划？

        在新农业政策推出翌日，香港《文汇报》推出题为“扶助农业发展，释出农地建屋”的社论，正好道出政策背后的潜在原意——农民担心的是政府向原住民购入80公顷土地设立“农业园”的背后意图，其实只是用以安置“残余农业”，为之后改变其他抛荒农地的用途铺路，其目标并不是真心维护本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香港农业目前最大困局是“有地者不耕、想耕者无地”的现象。比起出租让人务农，作为地主的原居民更愿意把土地抛荒，等待收购和发展，，免得收回土地发展时出现冲突。新一代的香港原居民，年轻时接受过英国政府的“利诱政策”到英国打工，淡化了对香港的“乡土情”。反而是战后扎根新界、从事农耕生产数十年的一批佃农，还抱着对土地的农情与农村生活的依恋。随着老一辈原居民去世，佃农更难从新一代原居民手中租用农地耕种。

        土地是香港本地农业发展的症结，亦有其历史可循：回归前英国政府力促香港经济发展，推高地价的政策，结合开发新市镇的压力，并容许改变农地用途，造成大量农地滥用或抛荒等待升值发展的情况，纷纷吸引地产商收购囤积农地。查看政府的统计，香港从70年代至今，一直保持约有4000公顷的抛荒农地，如果恢复耕种，约足够满足现时25%的蔬菜本地自足率。

        支持香港发展本地农业的论点，是否过于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我想这并不一定。首先，应拓宽乡郊发展的多元可能。社会运动者的立场则支持“农地农用”的基本概念，而绿派人士的观点建立于乡郊是人透过农与自然万物构建的公共生活空间。历史发展如果没有农，便不会有人们的聚居，继而不会有乡的出现，所以它们本来就是一体的。

        从中港互动的角度看，今天国内的大城市，已纷纷设立其粮食自足政策，为香港订下好的参照模范，随着国内的经济发展，粮食需求日益严峻。今天的供港蔬菜基地，越来越远，从以往集中于广东，到今日转移至西南、西北及海南等远程供港基地，从可持续性来说，耗费大量能源，生产过程亦会对当地的生态与传统文化带来破坏。香港更需要的，是发展符合生态原则，适切及低投入的社区农业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