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水牛城看美国小城市的生与死

       我到水牛城的时候，HBO电视剧《火线》（The Wire）正在热播。这部有关巴尔的摩黑人贫民窟暴力和政府腐败的电视剧，让来自南部的白人总统小布什有点坐立不安。有一天凌晨，我正在电视上看某一季的《火线》，忽然听到枪声，恍惚之间我以为这枪声是电视里传来的，又一声，我看看窗外，一个黑人蹒跚着走过，十几分钟后好几辆警车开了进来，又过了十几分钟它们又一辆辆开走。这不过是司空见惯的一个晚上。

2015年5月7日，美国巴尔的摩，南亚佛教领袖Gyalwang Drukpa在格雷的壁画前祷告。 CFP 图

        巴尔的摩真正的矛盾要到2015年4月才全面爆发，这反而是我没有想到的。从密苏里弗格森到纽约、巴尔的摩和华盛顿，几十年来政治操纵积累下来的种族矛盾已经积重难返。今年4月在社保房门口被巴尔的摩警方打死的弗莱迪·格雷们作为符号或者钥匙，打开了背后那扇藏着复杂社会问题的门，从里面涌出来那么多的仇恨，真面目早已难以辨认，以至于最后你只能像巴尔的摩的市长一样，命令宵禁。

2015年4月29日，美国巴尔的摩，上千名学生游行示威，抗议非裔青年格雷离奇死亡。 CFP 图

        这里我要讲的是我所经历的有关贫穷、分裂、暴力、绝望或者垂死挣扎的城市故事，是另外一座“巴尔的摩”——水牛城。

        在这个地方我生活了二十岁后最初的三年，这座叫做水牛城的城市教会了我所有只属于美国东北部的地理知识，比如波兰移民区永远在城市的边缘地带，意大利移民永远在城市的正中心……然而在1970年代城市规划过后，黑人区可以在几个不同的地方：老城中心的贫民窟最为穷困；规模较小、中城的贫民窟虽然也较贫穷，但是各种合法非法买卖中心，颇有生气；而城郊边缘地带的贫民窟则最为危险，枪声不断；比如一条主街之隔的两栋房子，价格差异可能有十倍之多，这条马路是所谓街坊与街坊的分界线；比如城市和郊区对一个美国小城市来说几乎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地方。

        与城市的贫穷与混乱不堪相比，一个美国小城市的郊区就好像任何另一个美国小城市的郊区，它几乎是可被复制黏贴的。这些复制黏贴的郊区富有安全，平淡如水，上好的高速公路可以让你以最快的速度从你郊区别墅的家门口到达沃尔玛与沃尔格林，到达连成一排由小印度餐厅、小中国餐厅、小意大利餐厅和星巴克组成的商业街，到达一栋一栋排满公路边的iHop、Chili’s、Hooter’s、Red Robster和星巴克组成的商业区，或者在每周那几个特定的夜晚，到达橄榄球场或者冰球馆，和那几家非星巴克而被认为温馨有风格的本地咖啡馆。

        水牛城的故事，对我来说，要从艾伦街开始。这条马路其实很短，从最东面的地铁站走到最西面最后一个酒吧的尽头不过五分钟。数不清的夜晚我与这里数不清的青年游魂一起在街上徘徊，一直到凌晨五点最后一家街角便利店依法不再卖听装啤酒为止。生活可大可小，有时候它可以小到那么一条街，而这条街可以容纳所有人，只要你愿意加入这种失魂落魄的游戏——或者生活，取决于你如何看待人生。

        每一年，或者每个月，你都会听到一个已成年很久却想尝试过成年生活的朋友说，我年纪大了，再也去不动艾伦街了。当然，说这话的人，你总会在某个凌晨两点看到他出现在Pink酒吧，询问任何认识的人接着要去哪里。在Pink酒吧你很难不遇到认识的人，哪怕是个冷到谁也不愿意出门的五尺雪冬夜，你也会看到那个总在玩老虎机的酒鬼，或者那个一头金发的高个女人。你叫不出他们的名字，但你们不仅有点头之缘，甚至可能在某个烂醉的夜晚交换过一整个人生的故事，虽然很难想象你们中的任何一个还记得那个夜晚究竟发生了什么。

        有一年冬天，正因为政府决定全面执行这禁烟令，Pink被迫关了门，一众烟鬼和酒鬼忽然有了种露宿街头之感。美国人对规则（以及对他人）的偏执很有意思。中国的室内禁烟令颁布了数不清多次基本上无人理睬，我也曾亲眼目睹德国的禁烟令在某个美丽的夏天，在众人数月惊恐的抱怨之中执行了不超过一个礼拜就被忘得一干二净。然而在美国，循规蹈矩和反循规蹈矩都可以是某种叛逆的立场。这个国家最优秀却也很可笑的特质是，人们对自己独特身份的认同和存在感的严肃。像所有地方的人一样，绝大多数既没有独特性，也没有什么别人愿意来认同的身份（这里的悖论是，一个追求自我身份认同的人几乎从不会认同别人的身份），更不用提什么超出自我意识以外的存在感了。

        就我所知，艾伦街上的游魂包括以下几类：吃低保的越战退伍军人、文学系与哲学系的博士生、硬核嬉皮士与嬉皮士们另一种硬核的后代、经济来源不明的高大金发女性、手臂粗大骑摩托车的爱尔兰裔男性，以及一种一头栽进了这里就再也没有找到过出口的只能用水牛城人来形容的人。艾伦街是有自己的身份认同的，我无法找到更好的形容，而只能说，这条街，如这座城，有自我毁灭性的人格。

        在这座对行人无比残酷的城市里我很不幸地没有学会开车，否则，你现在听到的故事可能是绝望主妇的故事而不是水牛城的故事。因为我没有学会开车，我可能是这个城市里少数对这里唯一的一条地铁十分熟悉的人。在水牛城是要竭力避免坐这条地铁的。

        这条贯穿主街的地铁事实上毫无存在的必要，它没有任何实际的用处。在地面上开的公交车不见得就比这条地铁开得慢，考虑到地铁十多分钟才有一班，而大部分需要去市中心的银行或者政府上班的白领没有不开车的理由。另外，水牛城人鲜有在主街上南北方向运动的目的。去哪里？这条地铁荒唐的存在是某种城市规划想象的破灭。曾经，在美国式城镇化普及之前，城市的设计者以为城市的扩张意味着商业活动的增加，也意味着个人运动的必要。直到他们发现改造一座有问题的城市，远没有开辟一块新地来复制黏贴由大卖场和停车场组成的美国梦那么容易。

        一个更荒诞的事实是：这个城市的主街上没有任何商业活动。主街上除了玻璃橱窗早已被砸坏的空店铺就是彻底用木头封住的空店铺，最多，你会看到黑人们的黑泡泡风格服装店与麦当劳。当然这不是说，主街没有存在的必要——它的存在甚至非常有必要，它成为了一道分割城市之最有效的线条。水牛城的马路，在主街的西面与东面名字是不同的，主街往东，几乎完全是黑人的街区，黑人人口的比例超过百分之90。

        萨莫街（Summer Street）抵达主街的路上是一排模样尚可的房子，到了主街，它会主动变成一条名字完全不同的街贝斯特街（Best Street）。这个街口，有一个地铁站，它叫萨莫-贝斯特（Summer-Best），诗意得让人感到无奈的名字，尤其考虑到这里的夏天虽然美好，却也相当短暂。

        顺便提一下，如果你听到过水牛城辣鸡翅这种风靡全美甚至全世界的特色小吃，那么它的发源地——Anchor Bar，正在萨莫-贝斯特一条街之外。关于Anchor Bar，水牛城人会告诉你两点：1，别去；2，如果你忍不住好奇心非要去，最好打包带走，记得要上足够的蓝纹芝士。

水牛城著名的辣鸡翅

        水牛城最臭名昭著的“水果带”街区，每条马路都以水果命名，包括桃子、葡萄、橘子、柠檬、桑椹等等。这里是黑社会和毒贩的集中地，看过讲述兄弟城市巴尔的摩的电视剧《火线》多少知道是怎么回事。又一个水牛城人都会说的笑话：市政府门口有块牌子，上面写着水果带地区没有出现谋杀案的天数——这数字通常是1、2、3、2、1、0、1、0……当然事实上我从未见到过这块牌子的存在。

        我离开以后几年，州立大学在水果带旁边造了新的医学院校园，引来了不少投资，甚至造起了希尔顿酒店，据说彻底解决了治安问题。        

        用主流资本主义的观点来看，破败不是政治问题，破败是经济问题。当然在现实的人类社会，所有的经济问题首先是政治问题，而在美国人心里，所有的政治问题显然必须由经济手段解决。1960年代开始，北美大量的城市开始了他们的“城镇化”运动——与我们的城镇化运动一样（这不让人奇怪），目的从一开始就不是城镇化或者更新城市，而是修路。事实证明没有比修路更容易带动GDP的行为，这次运动毫不拖泥带水。1960年代到1970年代，公路先是直接插入到原本尚有些活力的城市当中，这样中产阶级可以以最快的速度从他们的办公室开车回到他们位于郊区的花园洋房里，过他们无需被打扰甚至无需步行的家庭生活。

        大规模修建公路以后，最可观的结局是盘活了郊区的新兴房地产，使得郊区可以独立于它们原本依附的城市存在，而那些没有经济能力赶上这班车的人，被永远留在了贝斯特街上——还不是原来的贝斯特街，而是一条被高速公路砍断的贝斯特街。

        很多美国人把1960、70年代的公路运动看做种族隔离政策的翻版，当然，我们也可以更政治正确地说，这些公路从经济阶级而不是种族意义上区分了人。

高速路隔断了街道，也隔离了生活在此的人们。

        我在这个黑人区与大学校园边缘的街角住了一年，期间发生了两次撬窃、不下十次信用卡或包裹被盗、多次听到枪声。据报道，至少有三名学生在开学第一个星期被拦路抢劫……

        我的房东有八个兄弟姐妹，来自天主教家庭。房东买下了隔壁一整栋公寓楼外加我住的两层楼房，每天嚼着口香糖喝着运动饮料乐此不疲一个人修理一切，他是我见过最快乐的水牛城人之一。他说他白天还有工作，在市中心办公楼里一家建筑公司当质检员。他没上过大学，拼写有点问题，不怎么会用电脑，且很有可能有美国人发明的一种叫做阅读障碍症的病。

        是时候去看看真正的“水牛城”市中心。

        一个美国小城市的市中心可以用“鬼城”来形容。翁贝托·艾柯曾经说没去过美国的欧洲人如果看美国电影或小说，总以为他们的城市都一半在山上一半在山下，市中心（Downtown）在山下，所谓的上城（Uptown）则在山上。实际上，这种以曼哈顿作为蓝本的说法纯粹是地图概念上的，因为曼哈顿的市中心最早在最南面的华尔街和港口附近，而城市在发展过程当中越来越往北，也就是地图的上方铺开，最后最南面的下城逐渐被遗弃。

        有一首在美国人所皆知，不知道应该让人感到愉快还是忧伤的“城镇化之歌”——佩屈拉·克拉克的《下城（Downtown）》。这首1960年代的歌唱的是曼哈顿，在MV里，克拉克据说站在曼哈顿的48街街口。在当年，48街对曼哈顿人来说可能好比上海的中远两湾城——已然感到寂寞难耐，想念真正“市中心”霓虹灯里的繁华与喧嚣。对某一种天性热爱城市生活的人，市中心永远很重要，哪怕房地产商总给你灌输一种拥有一扇可关上的家门是人生最大乐事的假象，他们不会告诉你，关上家门以后的孤独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你可以想象，事实上《下城》这首歌唱出的是在各种在郊区生活的更寂寞难耐的人的心声。        

水牛城弃用的中央火车站

        水牛城是纽约州的第二大城市，第一大城市无疑是纽约。而从这里去纽约至少要8个小时。很长一段时间我经常坐Amtrak火车在两大城市间往返，也就是说，我经常需要从另一条插入市中心的高速公路桥洞下穿过，在运河边一个接近不可能的地方，找到这个外貌和大小都很像公共厕所的“火车站”。

        水牛城的很多问题是可以用哪怕不着边际的逻辑解释的，这好像经济萧条的时候，任何一对父母都能找出理由给家里的孩子解释为什么不能像以前那样给他们买玩具。但这个火车站把萧条与财政节俭的艺术发挥到了无法解释的地步，它还拥挤不堪，臭气熏天。这里每天两个方向各有三班火车经过，其中有一条“枫叶线”在多伦多和纽约之间往返。在这个车站等车经常让人怀疑你的人生是否出了严重的问题，当然，如果你错过了火车，旁边的灰狗汽车站一定会让你更严肃地怀疑人生。

        这里有美学上能够与纽约中央车站相媲美的已被弃用的中央火车站。与被遗弃的精神病院一样，被遗弃的老中央火车站也是人们很想偷偷潜入的地点之一。每年万圣节穿上鬼服去那闹鬼的人总是不少，甚至几年前有人在这个老车站拍了个下三滥的B级鬼片。在它1929年建成的时候，这里曾经是个繁华的火车站，有商铺、咖啡馆、饭店和14个月台，火车通往美加各地。1990年代，这个宏伟的建筑以1美元的价钱卖给了某个理想主义的水牛城人，前提是他要负责修缮此地——很显然，修缮此地需要很多钱，20年以后这里依然无人问津。

        很难说是经济的萧条导致了美国铁路的全线崩溃，还是来自石油和汽车公司的说客说服了美国政府和人民：只有汽车才是美国梦里的交通工具。铁路没落的另一个原因是美国本土制造业的没落——从各种意义上说，这个国家最明白廉价劳动力的价值。像所有美国城市废弃的工厂一样，如今这里的居民大多是些失魂落魄的美学主义者。

        在“西村”穿过一条和平大桥，你就到了加拿大。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住在离这条街不足几百米的地方，到了周末，你会看到加拿大牌照的汽车成群涌过边境这一头，接着自然开上高速公路，前往他们的目的地——水牛城地区最大的商场。这也算是一个罗湖口岸。加拿大日用品消费税远高于美国，开一百公里来水牛城买卷筒纸的加拿大人，据说是大商场的主要客户。

        在波士顿人，作家大卫·福斯特·华莱士有点末世意味的《无尽的玩笑》里，他把整个北纽约写成了一块现在属于加拿大的荒地——这里只有大风扇，每天美国人把燃烧垃圾的废气排向这里。

破败的尼亚加拉瀑布市，正在玩极限运动的年轻人

        为什么你会来到水牛城，很可能是因为你要去参观尼亚加拉大瀑布。纽约这一边的瀑布远没有加拿大那一边来得汹涌或美妙，那一边还有赌场和星级酒店，在这一边，你只能看到1920年代老电影里的蜜月场景——这里只有昏暗的小旅馆。

        大部分人不会知道，尼亚加拉瀑布不仅有瀑布，它也是一个水牛城北部的城市。如果说水牛城让人感到忧伤，尼亚加拉瀑布市则更是萧条不堪，年久失修的空房满街。为了控制人口流失，这里曾经给愿意定居的年轻人提供3500美金的一次性补贴，大多数空住房都由政府以1美金的价钱打包出售（整修费用远超过五位数）。

        为了吸引游客停留，这里每年都在想象一座星级酒店或者一条卖10美金一杯鸡尾酒的餐厅与酒吧街，但是他们没有任何实现这样梦想的财政可能。这里的人每天都在离开，哪怕是旅游团的大巴，会带着长枪短炮的亚洲游客穿过另一座桥，前往霓虹灯都要更亮一些的加拿大安大略省南部，去往多伦多。这些游客，不出意外，不会往南开二十分钟车到水牛城。他们甚至没有机会按照旅游书上写的，去Anchor Bar吃辣鸡翅，或者去市中心的体育场看场水牛城橄榄球队或者冰球队的比赛。

        哪怕他们不小心走进了一家Wendy’s快餐店也不会明白这里戴着大金耳环、体重严重超标、有至少三个孩子的黑人女性代表着这城市的大多数人——穷人，没有致富愿景的穷人，吃垃圾食品的穷人。他们不会知道，一个在特拉华街的Tim Horton’s面无表情喝着咖啡吃着甜甜圈的水牛城警察，见到过多少被子弹穿过的尸体。

        这些香港或者上海人都不会知道，这座毫不光鲜的城市居然是汇丰银行的美国总部。他们更不会看到这座被遗忘的城市在过往的辉煌与荣誉崩，已经不再回想得起来尊严是什么样子之后的窘迫模样。他们不会明白那一间间空店铺的存在不是暂时的，而很可能是永久的。来自武汉或者成都，来自大阪或者首尔，胡志明市或者曼谷，任何GDP增长率为正数的地方，他们不一定能明白，一个只减不增的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究竟是什么模样。

（作者系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