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观丝路②｜中国可利用日本“边民思维”推销“一带一路”

        2010年，日本知名评论家内田树出版《日本边境论》一著（新潮社，2010），一度成为当年日本国内的畅销书。该书独树一帜，指出百年来日本的自我定位始终属于“边民思维”。这一思考模式，总是拼命适应中心文明的想法，并对其加以吸收和改良，但自身却总创造不出一个中心，宿命性地处在东西文明的夹缝。按照内田的分析，自明治以来，欧美始终是日本人认知中的中心。然而，随着2010年以来中日国力逆转，日本不得不迎来对于“中心”的新一轮认知调整。

        严格来说，由于2010中日撞船事件和2012年以来的中日领土纠纷，目前日本国内整体对中国“一带一路”的构想兴趣不大，精英界尚未形成针对这一议题的讨论氛围，自2015年3月以来，日本国内舆论较为关注的中国话题，是日本应否参加作为“一带一路”配套措施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

日本国内对参加亚投行的讨论

        2015年3月中旬，一个惊人消息震动了日本首相官邸：英国宣布加入亚投行。根据4月初日本《钻石》周刊的报道，日本财务省于2月曾自信满满地声称中国主导的亚投行依然解决不了组织管理（governance）的问题，在国际上成不了气候。据称，日本财务省积极与美国合作，游说韩国和澳洲抵制加入亚投行。同样，日本外务省呈给首相官邸的报告也持乐观态度，认为中国的新构想不会在国际上得到主要大国的支持。然而，3月12日，作为G7主要大国的英国突然宣布参加亚投行，以及随后导致德法等多个欧洲主要国家加入的雪球效应，令日本政府官僚措手不及，被媒体讥讽为日本对华外交的“完败”。

        直到4月1日，日本官方对加入亚投行仍持保留态度。其表面理由包括：1）对新银行组织管理的担忧；2）质疑该银行的运作是否具有足够透明性。当然，有日本国内政治精英坦承，以上只是表面理由，其深层原因是日本对失去既得利益的担忧。由于日本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ADB）早已存在，支持亚投行等于将长年经营的主导权拱手相让给中国。此外，日本擅自加入亚投行对日美关系的负面影响，也是日本政治精英担心的一环。

        然而，此次欧洲主要大国（特别是英国）接二连三宣布参加亚投行，对日本舆论震动较大。日本国内已经出现主张东京应该权衡利弊，积极参加亚投行的声音。例如，曾经在日本中央银行工作、现为日本佳能战略研究所研究主任的瀬口清之就认为，亚洲整体经济的发展没有日中合作无法达成。日本应积极利用本国在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运营经验，帮助中国建立这个新的国际开发银行，促进日中两国共赢。

        同样，曾在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任职、现为立命馆亚洲太平洋大学教授的塚田俊三5月2日在日本NHK电视台的一个时事讨论节目中也持类似观点。塚田认为，如果对亚投行出资1千亿日元，日本将获得一个有10兆日元规模市场的投资入场资格，对日本有利无弊。塚田教授强调，只要帮助这个新银行建立有效规范，日本无须过分担心亚投行的主导权为中国政府所控制，这个新平台完全可为日本的强项企业（如汽车制造业）营造前所未有的新商机。

中国不妨积极布局，静待其变

        日本如何对待中国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的构想，直接触及日本历来面对的东西战略两难：即重新回归亚洲加入中华的世界，还是仍以西方一员和美国头号亚洲盟国的身份自居领导亚洲。2015年5月初，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华盛顿，日美两国完成了新日美防卫指针的修订，令日本在日美同盟下的军事角色进一步强化，可见当前日本主流政治精英的战略选择仍是“亲美脱亚”。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对日本当前就“一带一路”的反应不必过于期待，但可积极布局，静观其变，等待日本精英界出现态度转变。对此，中国可参考实施以下对策：

        从日本国内有关亚投行的讨论来看，日本产业界（经济产业省背景）对中国的构想持积极态度，金融界（财务省背景）则持慎重态度。中国可以有针对性地邀请日本经济财经界领袖来华，向他们介绍中国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将如何能为日本企业制造商机，为中日往后潜在的官方合作铺路。

        在微观具体操作层面，中国有必要从日本国内政治利益视角出发，寻求中日区域合作的可能性，促进双赢。美国学者Leonard J. Schoppa在其研究日本外交行为规律的著作《Bargaining with Japan》（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7）中曾指出，在日美经济谈判过程中，那些在最终阶段能够得到满意成果的领域，往往涉及日本内部本身就力图实施改革的议题，美方的要求有时是作为“外压”被日本内部有效借用。无论是亚投行还是一带一路，中国方面也有必要细致研究如何令中国的战略构想和“日本国内正在推行的政治经济改革的某些特定领域”产生共鸣和契合，令中国向日本推销“一带一路”构想的过程中事半功倍。

        （作者系日本早稻田大学地域研究机构现代中国研究所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