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用一千小时讲述母亲生我的故事，和计生下的乡土社会

《生的故事》拍摄现场，这是一部口述历史的纪录片。

        独立导演简艺正带领他的团队做一件极富野心的事儿，大概也是前所未有的。        

        “我们首先想拍一部1000小时的电影。”4月末的北京城已经有些燥热，简艺抿了一口抹茶冰咖啡，我们就坐在东二环一间咖啡馆的角落，让火热又冷峻的话题登场。        

        如果联想到电影主题是“生的故事”，1000小时就不能算太“长”。事实上，这是一部口述历史的纪录片。1000小时当然不是终点，简艺的野心正在于，他要在网上搭建一个记忆博物馆，让不同年龄、阶层、性别、种族的大众参与，他们亲自拍摄生育故事。        

        没有人可能一口气看完1000小时，其实你可以从任意一个时间点开始。

        从2013年起，简艺和他的“青原色创新实验室”就开始收集民间的生育故事。那时候，项目还叫做“听妈妈讲故事”，每个小短片都有一个仪式感很强的“镜子对谈”——母亲与孩子面对面坐着交谈，谈怎么把孩子带到这个世界的，摄像机就摆放在孩子身后，而母亲手持或者身旁一面镜子正对着孩子。 

每个小短片都有一个仪式感很强的“镜子对谈”——母亲与孩子面对面坐着交谈，谈怎么把孩子带到这个世界的。

        一张剧照让他印象深刻: 一位被拍摄的妈妈很自然地把镜子放在自己肚子的位置。“孩子的脸投射上去，好像又回到了妈妈肚子里。”        

        拍摄者是孩子，但主角是母子（女）二人。这是简艺设计的一个隐喻: 在生育这件事中，母亲和孩子都是主角，但那段记忆却只有母亲葆有，讲述永远都是母亲视角。当然更重要的是，简艺希望能在摄影机中看到母亲的表情，也有孩子的表情——“亲子沟通”，也是电影的关键词之一。        

        “我是怎么生下来的？”“妈妈怀孕时候对肚子里的我说什么？”“生我的时候爸爸在哪里？”在做访谈之前，很多人从未向母亲问过这些，却不是不好奇。“觉得问那些好奇怪啊。”简艺自己就是如此。        

        在项目故事官李艺泓眼里，中国人的代际沟通信奉行行动高于语言。特别是两代人间，炽热的、直白的表达和倾诉很少。        

        一些故事本将尘封在人们的记忆中，如果没有此次讲述。        

        把镜头对准母亲时，23岁的拍摄者、女大学生王琼知道了她的八次怀孕经历，她夭折的孩子、遗弃的女儿；而不足月被引产抛弃在山村小溪沟旁的女婴，活在一个女孩心事重重的童年里；25岁的李艺泓与母亲一同剥着莲子的长谈显得亲密无间，这位农妇痛苦地回忆，她在怀孕时仍不得不爬山砍柴，先后两次小产，未成型的婴儿怎样被用草纸裹着抛进了自家的茅坑；而直到几十年后与母亲面对面的拍摄，简艺才知道母亲膝盖上有伤，那源于他儿时的一次顽皮经历，而自己竟然不知道母亲带着与自己有关的这个伤痕生活了这么些年。        

        “一种奇特的镜子采访方式，成了我这二十三年来去主动了解我的母亲的唯一一次机会，于是我突然间发现我们家庭生活中的母亲在我们子女的生命中和意念里的角色几乎被‘母亲’这个角色全部覆盖了，听了她讲述，她经历着过往的一切，好比我经历着现在的一切，我们是那么地平等而相似，她诞生了我，而又和我一样，在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之上努力地活着，这种关系和血缘的意义相互平行着。”——王琼（“镜子对谈”纪录人）        

        就像把过去打捞。很多母亲在拍摄过程中哭了，一些孩子变得更宽容。王琼试着与“重男轻女”的母亲和解，去理解她在当时处境下的无奈。        

        在两年来先期拍摄的近80多个小短片中，有70年代，被饥饿和当时社会环境裹挟的生育；也有80年代，被计生政策冲击的乡土社会；还有“男重女轻”传统生育观酿成的人伦悲剧。        

        但简艺并没有预设立场，也不想这样一个项目被某一种观点的人把持，“当下的事实应该放到历史的长河里回头看。我觉得最理想的结果，并不是简单地批判或赞成某种东西，而是所有人都能在里边看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2015年5月10日，“生的故事”项目启动。接下来，还将招募志愿者团队重走当年红军长征的路线，沿途采集故事，老产婆、少数民族、聋哑人群、跨性别人士……“再不拍下来，很多东西就沉没了。”简艺有紧迫感。        

        2014年，他找到联合国人口基金谈合作，“他们说，哇这个项目啊。你知不知道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正在推一个项目，名字就叫做‘every woman,every child'，在全世界都在推这样一个项目，大意就是每个女人和每个孩子都是重要的。”        

        对于佛弟子简艺来说，本心出发，他是想解答盘亘内心的终极之问“生从何来？”而当这成为一个开放的、公众参与的项目，每个拍摄者在自己的视角下拍自己的故事后，他们就成了历史的一部分。

“我是怎么出生的?”        

        2010年，井冈山大学兼职教授简艺，在口述历史课的同学们的课堂作业里收获了意外。        

        “让同学们去做计划生育的一个口述史。因为班上很多同学是农村长大的女孩，做出来的东西太震惊了，其中一个女孩写，她妈妈连续生了她姐姐和她两个女孩，婆婆对媳妇不满意，她奶奶怎么追着她妈妈满屋跑，还去摔她。”        

        简艺在城市长大，他对“重男轻女”的感受并不深，当时就“种了一颗种子在心里”，他想以后有机会一定要返回来继续做。        

        简艺不是拍纪录片的新手。他的剧情片作品早在2007年就获得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铜天极奖，后又获巴塞罗那亚洲电影节数字电影奖，纪录片也入选纽约现代艺术馆（MoMA）纪录片双周展、英国剑桥电影节等。        

        在更早以前的2005年，他曾与“中国独立纪录片第一人”吴文光合作《村民影像计划》。那个计划的介绍是这样的：让具有“草根背景”的村民亲自参与拍摄。他们来自中国不同省份的农村，其中多数作者生活在当地村子，而且从未使用过摄像机。他们自己选择拍摄题材，拍摄一个短片。这是一个没有终点和截止日期的计划。吴文光今年也因为这个计划和其延伸出来的农村纪录计划入选代表中国参加威尼斯双年展。        

        如果要问“生的故事”的灵感来源，简艺认为部分影响来自于《村民影像计划》。而比较直接的则源自他的信仰。因为吃素的关系，简艺在2012年皈依佛教，那让他对“人生的根本问题产生了很强的兴趣。”        

        2013年，在把摄像机对准58岁的母亲杨国珍之前，简艺形容母子之间的关系“起起落落”，5岁以前他被爷爷奶奶抚养；青春期父母对他的严教让他觉得“儿时就是反抗的过程”，到步入社会后，两代人对婚姻、工作不同的价值冲突，总让母子之间隔着点什么。        

        这是他第一次问母亲，“我是怎么出生的?”        

        “不记得噢，哪记得这么多!”

        “（哪能）总记得……”

        “是热天”

        “您说说看”

        “是一个礼拜六还是礼拜几下午，放了暑假，走在路上，觉得肚子好痛，肚子痛就去医院，去医院下午就生了……”

        “你爸爸还在乡下割禾，赶回来，（医生叫他）老俵出去，哈哈，老俵，墨黑墨黑，他晒得……”        

        很多被拍摄的母亲都像杨国珍这样，不是“不记得”，李艺泓解释说，其实“过程痛苦，又长期缺少沟通，就选择性遗忘了。”而一旦她们进入回忆的状态，讲述就变得自由。        

        在生完王琼之后的一个月，村里计划生育抓得紧。她的母亲被要求“结扎”。为了留一个生男孩的机会，女人孤独而忐忑地躺在手术台上，拼尽力气鼓起肚子，以便让当赤脚医生的亲戚“作弊”——“她就会一直掏不到（输卵管），就这样配合，她掏不到就说算了。”        

        李艺泓生活的江西赣州兴国县的小村庄，群山环绕，乡土社会里生育观连带许多凄厉的故事都被这大山封冻。他是在母子的独处时间了解到关于他的父母、外祖父母不为人知的过去。        

        他的外公，一个新中国成立前的医科大学毕业生，乡镇里的头一号状师，在文革时被批斗得厉害，亲手调制了一副堕胎药让怀孕的妻子服下，然后把自己挂死在梧桐树上。 

        多年后，他的妻子独力把七个儿女抚养大，就在儿孙满堂时，李艺泓中考那年，老太太也上吊自杀。“她感觉到自己的任务完成了。”        

        乡土社会，女性是男性身后的影子。李艺泓的母亲在嫁给夫家一年半后，因一直未怀孕遭夫家冷遇说是“石地婆”（方言：不能生育的女人），在头胎怀孕4个月时，她仍不得不徒步7、8公里山路砍柴，背负将近100斤重的柴放回家后，女人就流产了。        

        “她向我形容自己的孩子是怎么出来的，长多大的个头。记忆特别清晰。”李艺泓听得心惊胆跳，母亲告诉他，小产下来的婴儿被用草纸裹着扔进了自己家的茅坑，“家里人每天都会去上厕所的地方。”        

        这个未及人世的婴儿本应是李艺泓的哥哥。而两年多后，他的同样未及人世的弟弟也是以类似的方式死亡——怀孕的母亲拔了一天的秧苗后，把孩子流产在马桶里。        

        在80多个视频文本中，最多问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怀孕时吃了什么？”说到这个“很中国”的问题，简艺说，其实并没有特别要求拍摄者去问，但很多人却自动问到。“这本身也有历史的踪迹在里边。”        

        许多人的生育回忆满是饥饿印象。1984年，28岁的四川女人陈运莲怀孕时，“摘点那种野果来吃，就简直什么水果都没得吃的。什么都没得吃，后来他（儿子）出生下来造了那种蛔虫病，吐了十七根蛔虫出来，从上面吐的，咯咯咯的，噜白泡泡，心里难受。”        

        “吐得来，先吐了一根出来炕给他吃了。又吐了两根吃了，后面吐了多少，五六根，六七根，哽得差不多把他哽死了。吐得一大堆，弄来一齐炕给他吃了后，变成下泄，窝（拉）了这么一大堆，呵呵呵，吓人不吓人，蛔虫，弄在板凳边，这么粗一根的，蛔虫。就是什么都没得吃的，原来……” 2015年春节，她对着携带妻子回家的儿子吴波讲述道。

记忆博物馆

        筹划中的记忆博物馆已经上线。域名叫“chinamom.net”（中国母亲）,同时又是“museum of memory”（记忆博物馆）的缩写。        

        简艺向我解释，“中国妈妈最大的特点之一是生育方面的，比如计划生育，可能其他国家都没有的体验，深刻地影响到我们几代人。重男轻女的观念在其他国家也有，但在中国尤其突出。农业社会对男丁的这种要求，加上计划生育，就会变得很可怕。”        

        视频中，20岁的温旻问起母亲赖秀英的生育经历，47岁的女人多次说到“自卑”——“就因为生了两个女娃，计划生育又那么严。村里面人人又是重男轻女，我却生了两个女娃。然后想着就觉得自己好自卑，两个眼睛就忍不住在哭。心里面一直一直在想，大家在桌上吃饭。我丢下碗筷不吃，突然间哭得稀里哗啦。”她说。“带着一家人都死气沉沉，没半点开心。从那以后，家里的关系，婆媳关系就越来越差，越来越差。”        

        近5年来，在赣南农村长大的李艺泓一直以他出生的小村庄为原点，做生育的田野调查。在他看来，农村中，男丁与公共事务的参与权密切相关。“宗族里的婚丧嫁娶都有理事会，而女性是无权参与的，同样，女性无法上族谱、无法上墓碑。相反，家中男丁兴旺意味着参与公共事务的话语权重更大。”        

        小农经济下的中国农村，农民依附于土地和粮食。经过战乱、饥荒、政治动荡的几代人对饥饿有深入骨髓的体验和恐惧。李艺泓认为，在养老保障并不健全的农村，男丁更实际的意义在“养老”，“自己到老了即使儿子没良心，到每家去讨一餐饭都饿不死的，抱定这种想法，抱着这种想法所以大家想尽一切办法地生，罚款也生，关牢房拘留也生，总之就是要生。”        

        计划生育自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推行，在李艺泓出生的1990年，这项政策在农村已经深入毛孔。        

        他的村庄，有人因为超生把教职丢了；有人为了躲避计生罚款，精心策划了一桩失踪案件；还有人逃到山林里生儿育女，干脆成了“野人”。        

        一些荒诞的故事真切地发生了。一个叫久长的村民的家，因超生被闻讯而来的乡镇工作人员 “抄了”：“牵牛的牵牛，牵猪的牵猪，抓鸡的抓鸡，装粮食的装粮食。瞬间，久长家几乎所有值钱的东西全部给集中到了门口的禾坪上，牛在手里牵着，猪用绳子把脚绑着，连鸡鸭也被装进了笼子里。刚好，久长家门口有个池塘，于是他们把挑下来的那些粮食，全给倒池塘里去了，这还不过瘾，不知道是谁，打火机一打，呼得一把火就烧起来了，一个不大的池塘火光冲天。”        

        李艺泓的父亲是村干部，当时跟在乡镇工作人员身边。在目睹这些后他失眠了，半夜里他对妻子发誓，“再不跟他们去抓人了。”后来，李艺泓把这些写进了他的田野调查笔记里。        

        同样生于1990年以后的王琼，对遗弃女婴的事有更深的记忆。在她幼年上学经过的溪沟边，看到一团蜷缩的肉体，头出奇的大，身体被泡得发白，水虫和老鼠在它身上爬动。那是被引产的女婴。        

        她的一位亲属，诞下女婴后把她用草纸裹着放在木桶里送到山上，女婴的哭声嘹亮，和那只木桶一起留在了山上，渐渐就没了。        

        而出生在1980年代的拍摄者林珊（化名），面临的则是另一个伦理困境，在亲生父母和养父母之间。这个困境某种程度上就像电影《亲爱的》里的那样，你对谁也恨不起来，即使是“让你骨肉分离”那位——因为他们养育了你。        

        林珊出生在一个城市公职人员的家庭，第二胎。“她妈生的时候东躲西藏的，生下来之后，不知怎么的还是被知道了，就藏在姨妈家里。因为那家没有生孩子，认为是比较安全。有一天政府的人来了，她妈都不知道，直接就把她抱走了，当时她两个月。直接就送给别人了。”她的丈夫对我说。“像送……一只杯子一样。”        

        因相貌与养父母对不上，又有一对夫妻常偷偷来看她，小女孩的幼年都活在对自己身份的怀疑和不确定中，直到高中后，这个谜底才解开。然而血缘和养育关系的冲突、矛盾，却让几个家庭的关系变得很微妙。

 “让大家了解自己很重要”        

        不管是简艺还是李艺泓，都希望拍摄主体更多元。        

        项目的名字曾经叫“生育的故事”，不过简艺觉得，那样，单亲、失独家庭、跨性别人群等就被框除在外了。为此，名字改成了更普世的这个。        

        事实上，少数族群是他们更关注的。李艺泓从2008年就开始拿着摄像机拍摄空巢老人。农村里那些外出打工赚了钱的第二代人，往往把自己的下一代接出去，而父母留在老家。“很多老人常年都见不到自己的孩子，有儿女等于没儿女。”        

        他试图把空巢老人和他们的孩子撮合在一起，做一些“镜子访谈”。可惜很难。好不容易撮合到一起的，儿女进入不了状态，母亲的倾诉近乎于“诉苦”。              “老人孤独，但没有觉知，与儿女也没有沟通和表达，长此以往成了心病。”        

        上次还出现在镜头里的一个老人，等李艺泓下次再去时，人已经没了。这让他感觉“不能等了”，现在他更多是扮演那个“儿女”的角色，去把这些老人的故事留下来。        

        执行这样一个野心勃勃的计划，困难不小。        

        和很多文化艺术项目一样，首先需要解决资金问题。        

        被列在计划表上的还包括，残障人士、性工作者、非异性恋者的“生的故事”，都不是轻松的任务。李艺泓正在与一个聋哑人士机构联系拍摄，但他们只能靠手语交流，合作的困难很大。看得见的障碍外，更难突破的是一些隐形的屏障，比如非异性恋者拍摄，“由他们圈子的人发起拍摄会更好。”        

        简艺在向一些基金会和企业筹款，也希望能有更多“不同圈子”的发起人参与。        

        李艺泓记得，2008年，刚从国外回来的简艺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在家乡吉安到处找仓库，他想在这个小城市成立一个NGO。后来，青原色创新实验室在这个红色小城建起来了，他们让没有摄影摄像经验的人，比如农村的孩子，拍摄他们眼中的农村。        

        有几年时间，机构很缺钱，一直是简艺在投入自己的积蓄。朋友问他：为什么不是给孩子们提供钱、书或者别的东西？        

        简艺说，我们在做公益，可是我们真的了解农村吗？了解这些孩子的需要吗？        

        他希望，拍摄者通过自己的拍摄来帮助反观自己的生活，寻找自己内心的东西。        

        项目已经上路。        

        简艺有许多期待。在我对他的访谈中，他是一个真诚的讲述者，不过在故事面前，他更想当倾听者。“这是我为什么更多拍纪录片而不是故事片的原因。故事片要自己构造故事，而纪录片是听别人讲。”        

        “让大家了解自己很重要。”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