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要从世界看国家，不要从国家看世界

        【编者按】《丽娃记忆：华东师大口述实录》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汇集了钱谷融、周有光等27位年龄在80周岁以上的华师大老前辈的口述资料。本文选自该书，经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授权刊载，标题系书中原题，口述完成于2013年12月。

        周有光（1906年1月13日—），男，江苏常州人，原名周耀平。1923年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主修经济学。1925年因“六三事件”离校转入光华大学学习。1927年光华大学毕业，先后任教于光华大学、江苏教育学院、浙江教育学院等校。1933年至1935年赴日本留学。1935年回国，任职于江苏银行、新华银行。1946年由新华银行驻派美国纽约工作。1949年回国，担任复旦大学和上海财经大学教授。

        1955年任职于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参与制定《汉语拼音方案》。1976年担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中方三编审之一、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名誉会长。1988年离休。出版《语文闲谈》、《世界文字发展史》、《比较文字学初探》等论著二十余种，发表论文三百多篇。

 动情忆母校

        主持人：周老先生，您好！很高兴有机会拜访您。您是圣约翰大学和光华大学的老校友，可否谈谈当时的求学经历？

        周有光：非常高兴，你们来。我是1923年进圣约翰大学的。人家都误把我这个“23年”改为“32年”，说是不可能那么早的，其实是没有错。那个时代和今天是完全不一样的，当时中国的大学教育并不发达，北京大学很有名，有多少学生呢？据说只有200个。

        圣约翰大学据说有1000个学生，实际上是500个大学生，还有500个是附中的学生，已经是了不起了。所以那个时候在华学校以圣约翰大学最有名。它是中国最早的新式大学，起初是两个学院，后来合并成圣约翰大学。当时在圣约翰，大学一年级一开始不分专业，都是通识教育。专业也分得很简单，文科、理科，医科是在别的地方上的。以前没有分那么细，跟现在好像不一样了。

        主持人：您在圣约翰大学的时候上过哪些课？有专门学习过语言学吗？

        周有光：钱基博（编注：即钱钟书先生的父亲）先生教我们古文，他很有趣，一来学校就叫我们写文章。我是中国的中学念到大学的，所以我会用毛笔写字，但许多人不会就用钢笔写。钱基博说凡是钢笔写的全部退回去重新写，一定要用毛笔写。

        在圣约翰大学，语言学的课我是去旁听的，没有正式选修，选了就是有学分了。我当时是主修经济学的，但我的确是对语言文字学感兴趣，业余看了很多字母学、语言学方面的书，还去旁听一个英国专家的语言学课程。那个时候学校和现在不一样，什么课都可以去旁听。旁听用不着申请，你进去听就可以了。以前的Campus Language（校园语言）是英语，英语不算外语的。文科生还要学法语，理科生学德语，我们大学里的同学除英语之外，法语普遍都很好。

        当时，外交界很多都是我们的同学，有名的顾维钧是我们的同学。我到欧洲去旅游，到领事馆去办签证，走出来一个领事也是我们同学。只有英语好，还不能做外交官，要会一门别的语言，所以圣约翰大学的学生是比较有优势的。现在全世界圣约翰大学的校友是很多很多的，每隔两年开一次校友联谊会，很有意思。今年在台湾开，我是年纪大了，不能去。        

周有光张允和夫妇结婚照

        主持人：1925年，圣约翰大学发生“六三”事件，500余名师生离校另立光华大学，光华大学的办学模式跟圣约翰大学有什么区别吗？

        周有光：光华大学实际上还是按照圣约翰大学的模式来办学，强调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当时的光华大学是很好的，不仅是上海的学者，南方的学者，北京的学者也来上课，比如徐志摩也来光华大学上过课。我去光华大学以后还是跟圣约翰大学一样，主修经济学。我的夫人张允和刚进光华大学时是理学院化学系的，后来转到文学院历史系去了。那个时候，就是你到二年级，三年级还能允许你改专业，今天讲起来可能大家都难以理解吧。

        允和她们是光华大学招收的第一批女学生，那时候上海各大学开始实行男女同校学习。光华大学建造了女生宿舍，女同学组织女同学会，张允和被选为第一届会长。她在光华大学的时候，国文演讲比赛获过一等奖。一个女同学成为大学演讲比赛的冠军，这在当时轰动了整个校园。

周有光张允和夫妇

        主持人：我们看到圣约翰大学也好，光华大学也好，当时在这种学生培养上，确实是有一定的自由度。您如何看待这种培养模式？

        周有光：今天来看，圣约翰的种种经历实际已经是过去了。今天的大学又有新的情况了。我认为要多参考现在国际上的新情况比较切合实际。首先我们要充分了解国际的情况。我有一个口号，就是要从世界来看国家，不要从国家来看世界。圣约翰大学也好，光华大学也好，过去的经验今天能够参考的并不多了，现在要参考当今世界上的发展情况 。        

 深情忆恩师

        主持人：您跟华东师大首任校长孟宪承很熟悉，“六三事件”中他从圣约翰大学离校后在光华大学的时间很短？能否谈谈他的有关情况？

        周有光：当时是这样子的，孟宪承原先是圣约翰大学国文部主任，也是光华大学的重要创建者之一。光华大学成立后，孟宪承没过多久就去别的地方工作了。为什么呢？他不愿意人家批评是他把母校拆掉的，所以他就避开光华大学，到另外的地方去工作。再后来是到华东师大担任校长，是这么一个关系。

        孟宪承先生真可以说是我的恩师。我离开圣约翰大学到光华大学，读了两年。在读书的时候，我在校长室担任中英文的文书。有80个学生去考，我考上了，一个月有30元津贴，可以补贴读书的费用。一边读书，一边担任文书。后来在光华大学毕业后，张寿镛校长让我留校教书。没过多久，孟宪承先生让我跟他一起去搞民众教育，他说一个人不能在一个地方待三年以上，超过三年，你就麻木了，没有进取心了。他也是这样子，过了两年就再找一个地方，这样能够增加阅历和经验。他说要去无锡乡下一个新办的江苏民众教育学院，于是他把我带到那边去。去了不久，浙江也在办一个民众教育学院，他又把我带到杭州。

        孟宪承先生教育学生，是教育得非常好的。他在当时教育界思想是很先进的，可以说是比美国的教育家还要先进，比丹麦的教育家还要领先。我还帮孟宪承先生翻译过一本关于丹麦教育理论的书。因为丹麦曾经在欧洲是贫困落后的农业国家。丹麦是如何发展成为先进的工业化国家和福利国家，与教育家、哲学家改革的一套办法很有关系，主要就是通过民众教育让农民受教育、让农民有文化。中国当时还不了解这些，教育思想都是美国来的。大家都知道胡适，很有名的，在美国是搞教育的，师从杜威。因为教育既是哲学，又是思想 。

热情参与制定《汉语拼音方案》

        主持人：1935年，您从国外回来赴光华大学任教，后来又是如何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参与制定《汉语拼音方案》的？

        周有光：1935年我从日本回来后在光华教过书。后来从美国回来以后，在复旦大学教经济学。我到文字改革委员会之后，就和经济学完全没有关系了。当时中央是看重语言的，为什么呢？新中国成立后，要建设一个现代国家，可是85%的人都是文盲，所以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工作很重要。这里面有个有趣的故事，我给你们讲一讲。

        新中国成立之后要解决这个文盲的问题。当时，解放军里面出了一个人，叫祁建华。他在部队里面搞文化教育，招来的新兵大多是18、19岁，最大的是20岁，都是文盲。他就创造一个“祁建华速成识字法”，教他们今天学几个字，明天学几十个字，后天学几百个字，下个月就能看《人民日报》，一点不假，是真的。

        当时郭沫若还做了一个报告，说祁建华的速成识字法能很快扫除文盲，并号召全国文化工作者向他学习。后来，这个速成识字法，推广到工人那里去，却不行了。为什么呢？因为工人年纪大了，也不能一天到晚识字。后来推广到农民那里去，就更加失败了。因为工人、农民白天都要干活，晚上都累得不得了，不可能一下子记很多。两次失败之后，中央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周总理做报告，征求大家的意见，于是我们就提出来，这个事情很重要，但不是那么三天两天能够解决的。

        开完会之后就成立了一个新机构，叫“文字改革委员会”，把我从复旦大学调过来了。对我来说这个变化就很大，从此不搞经济学，完全搞语言文字学，这是自己也想不到的变化。我当时就说这个文字语言学我是业余搞的，我说我是外行，不行的。他们说这是个新的事情，大家都是外行。领导这样讲，我不好意思了，就调来了，和经济学没有关系了，完全搞语言文字学了。

        当时文字改革委员会很受重视，我们的工作条件也是比较好的。这段故事许多人都不知道的，也告诉我们许多事情是要科学解决的，教育也是一种科学，不能光凭想象嘛。

        主持人：华东师大现在与纽约大学合作创办了上海纽约大学。您对中外合作办学有什么看法和建议？

        周有光：跟国外的学校合作交流越来越多，这是件好事。了解国外的大学是很有趣味的，我原来去维也纳大学讲课讲了一段时间，维也纳大学到现在600多年了，是奥地利历史最悠久的大学。学校的图书馆老百姓都可以进去看书。我们还是要多了解一下外面的情况，有许多我们不能想象的事情。过去的经历我看是过时了，现在外面的情况究竟怎么样我们要多了解。比如，美国的大学普遍都有讲座，讲座是公开的，大家都可以去听。有些讲座记录还有书出版。国内我知道清华大学是这样的，我也有去清华做过讲座。我认为，讲座是学校和社会进一步联络的好办法。

        现在中国到美国去留学的人最多了，真是了不起。北京做过调查，大学生毕业要做什么，十个里九个都要到美国去。现在大量学生去美国留学，我认为一定会有好的影响，这种影响不是三年五年的，八年十年都可以看得出来。

        现在整个世界发展是很快，英语在全世界像洪水一样。日本在讨论要不要把英语规定为日本第二国语，他们说英语如果不搞好，一百年以后要落后于印度。日本人自己开玩笑说，现在“Nihon”已经没有了，只剩下一个“Japan”了。我是乐观主义者，我认为将来总是好的倾向比较多，坏的倾向比较少，我很乐观。道路都是弯弯曲曲的，方向是前进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