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要从世界看国家,不要从国家看世界

周有光

2017-01-14 13:45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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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丽娃记忆:华东师大口述实录》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汇集了钱谷融、周有光等27位年龄在80周岁以上的华师大老前辈的口述资料。本文选自该书,经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授权刊载,标题系书中原题,口述完成于2013年12月
       周有光(1906年1月13日—),男,江苏常州人,原名周耀平。1923年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主修经济学。1925年因“六三事件”离校转入光华大学学习。1927年光华大学毕业,先后任教于光华大学、江苏教育学院、浙江教育学院等校。1933年至1935年赴日本留学。1935年回国,任职于江苏银行、新华银行。1946年由新华银行驻派美国纽约工作。1949年回国,担任复旦大学和上海财经大学教授。
       1955年任职于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参与制定《汉语拼音方案》。1976年担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中方三编审之一、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名誉会长。1988年离休。出版《语文闲谈》、《世界文字发展史》、《比较文字学初探》等论著二十余种,发表论文三百多篇。
 动情忆母校
       主持人:周老先生,您好!很高兴有机会拜访您。您是圣约翰大学和光华大学的老校友,可否谈谈当时的求学经历?
       周有光:非常高兴,你们来。我是1923年进圣约翰大学的。人家都误把我这个“23年”改为“32年”,说是不可能那么早的,其实是没有错。那个时代和今天是完全不一样的,当时中国的大学教育并不发达,北京大学很有名,有多少学生呢?据说只有200个。
        圣约翰大学据说有1000个学生,实际上是500个大学生,还有500个是附中的学生,已经是了不起了。所以那个时候在华学校以圣约翰大学最有名。它是中国最早的新式大学,起初是两个学院,后来合并成圣约翰大学。当时在圣约翰,大学一年级一开始不分专业,都是通识教育。专业也分得很简单,文科、理科,医科是在别的地方上的。以前没有分那么细,跟现在好像不一样了。
       主持人:您在圣约翰大学的时候上过哪些课?有专门学习过语言学吗?
       周有光:钱基博(编注:即钱钟书先生的父亲)先生教我们古文,他很有趣,一来学校就叫我们写文章。我是中国的中学念到大学的,所以我会用毛笔写字,但许多人不会就用钢笔写。钱基博说凡是钢笔写的全部退回去重新写,一定要用毛笔写。
       在圣约翰大学,语言学的课我是去旁听的,没有正式选修,选了就是有学分了。我当时是主修经济学的,但我的确是对语言文字学感兴趣,业余看了很多字母学、语言学方面的书,还去旁听一个英国专家的语言学课程。那个时候学校和现在不一样,什么课都可以去旁听。旁听用不着申请,你进去听就可以了。以前的Campus Language(校园语言)是英语,英语不算外语的。文科生还要学法语,理科生学德语,我们大学里的同学除英语之外,法语普遍都很好。
        当时,外交界很多都是我们的同学,有名的顾维钧是我们的同学。我到欧洲去旅游,到领事馆去办签证,走出来一个领事也是我们同学。只有英语好,还不能做外交官,要会一门别的语言,所以圣约翰大学的学生是比较有优势的。现在全世界圣约翰大学的校友是很多很多的,每隔两年开一次校友联谊会,很有意思。今年在台湾开,我是年纪大了,不能去。        
周有光夫人张允和
周有光张允和夫妇结婚照
        主持人:1925年,圣约翰大学发生“六三”事件,500余名师生离校另立光华大学,光华大学的办学模式跟圣约翰大学有什么区别吗?
       周有光:光华大学实际上还是按照圣约翰大学的模式来办学,强调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当时的光华大学是很好的,不仅是上海的学者,南方的学者,北京的学者也来上课,比如徐志摩也来光华大学上过课。我去光华大学以后还是跟圣约翰大学一样,主修经济学。我的夫人张允和刚进光华大学时是理学院化学系的,后来转到文学院历史系去了。那个时候,就是你到二年级,三年级还能允许你改专业,今天讲起来可能大家都难以理解吧。
        允和她们是光华大学招收的第一批女学生,那时候上海各大学开始实行男女同校学习。光华大学建造了女生宿舍,女同学组织女同学会,张允和被选为第一届会长。她在光华大学的时候,国文演讲比赛获过一等奖。一个女同学成为大学演讲比赛的冠军,这在当时轰动了整个校园。
周有光张允和夫妇
       主持人:我们看到圣约翰大学也好,光华大学也好,当时在这种学生培养上,确实是有一定的自由度。您如何看待这种培养模式?
       周有光:今天来看,圣约翰的种种经历实际已经是过去了。今天的大学又有新的情况了。我认为要多参考现在国际上的新情况比较切合实际。首先我们要充分了解国际的情况。我有一个口号,就是要从世界来看国家,不要从国家来看世界。圣约翰大学也好,光华大学也好,过去的经验今天能够参考的并不多了,现在要参考当今世界上的发展情况 。        
 深情忆恩师
       主持人:您跟华东师大首任校长孟宪承很熟悉,“六三事件”中他从圣约翰大学离校后在光华大学的时间很短?能否谈谈他的有关情况?
       周有光:当时是这样子的,孟宪承原先是圣约翰大学国文部主任,也是光华大学的重要创建者之一。光华大学成立后,孟宪承没过多久就去别的地方工作了。为什么呢?他不愿意人家批评是他把母校拆掉的,所以他就避开光华大学,到另外的地方去工作。再后来是到华东师大担任校长,是这么一个关系。
       孟宪承先生真可以说是我的恩师。我离开圣约翰大学到光华大学,读了两年。在读书的时候,我在校长室担任中英文的文书。有80个学生去考,我考上了,一个月有30元津贴,可以补贴读书的费用。一边读书,一边担任文书。后来在光华大学毕业后,张寿镛校长让我留校教书。没过多久,孟宪承先生让我跟他一起去搞民众教育,他说一个人不能在一个地方待三年以上,超过三年,你就麻木了,没有进取心了。他也是这样子,过了两年就再找一个地方,这样能够增加阅历和经验。他说要去无锡乡下一个新办的江苏民众教育学院,于是他把我带到那边去。去了不久,浙江也在办一个民众教育学院,他又把我带到杭州。
       孟宪承先生教育学生,是教育得非常好的。他在当时教育界思想是很先进的,可以说是比美国的教育家还要先进,比丹麦的教育家还要领先。我还帮孟宪承先生翻译过一本关于丹麦教育理论的书。因为丹麦曾经在欧洲是贫困落后的农业国家。丹麦是如何发展成为先进的工业化国家和福利国家,与教育家、哲学家改革的一套办法很有关系,主要就是通过民众教育让农民受教育、让农民有文化。中国当时还不了解这些,教育思想都是美国来的。大家都知道胡适,很有名的,在美国是搞教育的,师从杜威。因为教育既是哲学,又是思想 。
热情参与制定《汉语拼音方案》
       主持人:1935年,您从国外回来赴光华大学任教,后来又是如何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参与制定《汉语拼音方案》的?
       周有光:1935年我从日本回来后在光华教过书。后来从美国回来以后,在复旦大学教经济学。我到文字改革委员会之后,就和经济学完全没有关系了。当时中央是看重语言的,为什么呢?新中国成立后,要建设一个现代国家,可是85%的人都是文盲,所以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工作很重要。这里面有个有趣的故事,我给你们讲一讲。
        新中国成立之后要解决这个文盲的问题。当时,解放军里面出了一个人,叫祁建华。他在部队里面搞文化教育,招来的新兵大多是18、19岁,最大的是20岁,都是文盲。他就创造一个“祁建华速成识字法”,教他们今天学几个字,明天学几十个字,后天学几百个字,下个月就能看《人民日报》,一点不假,是真的。
        当时郭沫若还做了一个报告,说祁建华的速成识字法能很快扫除文盲,并号召全国文化工作者向他学习。后来,这个速成识字法,推广到工人那里去,却不行了。为什么呢?因为工人年纪大了,也不能一天到晚识字。后来推广到农民那里去,就更加失败了。因为工人、农民白天都要干活,晚上都累得不得了,不可能一下子记很多。两次失败之后,中央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周总理做报告,征求大家的意见,于是我们就提出来,这个事情很重要,但不是那么三天两天能够解决的。
        开完会之后就成立了一个新机构,叫“文字改革委员会”,把我从复旦大学调过来了。对我来说这个变化就很大,从此不搞经济学,完全搞语言文字学,这是自己也想不到的变化。我当时就说这个文字语言学我是业余搞的,我说我是外行,不行的。他们说这是个新的事情,大家都是外行。领导这样讲,我不好意思了,就调来了,和经济学没有关系了,完全搞语言文字学了。
        当时文字改革委员会很受重视,我们的工作条件也是比较好的。这段故事许多人都不知道的,也告诉我们许多事情是要科学解决的,教育也是一种科学,不能光凭想象嘛。
       主持人:华东师大现在与纽约大学合作创办了上海纽约大学。您对中外合作办学有什么看法和建议?
       周有光:跟国外的学校合作交流越来越多,这是件好事。了解国外的大学是很有趣味的,我原来去维也纳大学讲课讲了一段时间,维也纳大学到现在600多年了,是奥地利历史最悠久的大学。学校的图书馆老百姓都可以进去看书。我们还是要多了解一下外面的情况,有许多我们不能想象的事情。过去的经历我看是过时了,现在外面的情况究竟怎么样我们要多了解。比如,美国的大学普遍都有讲座,讲座是公开的,大家都可以去听。有些讲座记录还有书出版。国内我知道清华大学是这样的,我也有去清华做过讲座。我认为,讲座是学校和社会进一步联络的好办法。
        现在中国到美国去留学的人最多了,真是了不起。北京做过调查,大学生毕业要做什么,十个里九个都要到美国去。现在大量学生去美国留学,我认为一定会有好的影响,这种影响不是三年五年的,八年十年都可以看得出来。
       现在整个世界发展是很快,英语在全世界像洪水一样。日本在讨论要不要把英语规定为日本第二国语,他们说英语如果不搞好,一百年以后要落后于印度。日本人自己开玩笑说,现在“Nihon”已经没有了,只剩下一个“Japan”了。我是乐观主义者,我认为将来总是好的倾向比较多,坏的倾向比较少,我很乐观。道路都是弯弯曲曲的,方向是前进的就可以了。
责任编辑:梁佳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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