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撒旦探戈》的作者得了国际布克奖,他还可以得诺奖

澎湃新闻记者 石剑峰

2015-05-20 18:13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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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19日晚,2015年度国际布克奖颁给了匈牙利作家拉斯洛·卡撒兹纳霍凯(László Krasznahorkai),拉斯洛将得到6万英镑奖金。近年,拉斯洛始终位于诺贝尔文学奖热门人选的前列。 
匈牙利作家拉斯洛(Laszlo Krasznahorkai) 澎湃资料
       拉斯洛作品目前还没有中文版,他的两部代表作《撒旦探戈》和《战争与战争》目前都还在翻译中,将分别有译林出版社和99读书人出版。目前拉斯洛长居柏林。
       国际布克奖于2005年创立,不限用英文创作的作品,只要是有英译的作品均可参加评选,每两年颁发一届。国际布克奖是作为英语世界最重要的文学奖布克奖的补充,中国作家王安忆也曾入围过国际布克奖的决选名单,之前的获奖者包括美国小说家菲利普·罗斯、加拿大短篇小说家及诺奖得主爱丽丝·门罗、美国小说家莉迪亚·戴维斯等。
       国际布克奖评委会主席马丽娜·华纳(Marina Warner)将拉斯洛比喻为卡夫卡(这也是这位作家的文学偶像)和贝克特。“(作品)给你一种怪异的兴奋感……然后过一会儿又让你平静下来。这就仿佛读卡夫卡的小说。我相信很快人们会说这就如同读卡撒茲纳霍凯的小说。 ”“卡撒兹纳霍凯用恐怖、怪异、滑稽同时令人毛骨悚然、美丽而又令人心碎的场景抓住了当下存在的质地。”
       相比获得诺贝尔奖的凯尔泰斯和出版了“恶童三部曲”的雅歌塔这两位匈牙利作家,1954年出生的拉斯洛在国内还非常陌生——但对很多影迷来说,一定听说或看过贝拉·塔尔导演的两部伟大电影:8小时的《撒旦探戈》和《鲸鱼马戏团》,它们分别改编自拉斯洛的代表作《撒旦探戈》和《反抗的忧郁》。贝拉所有电影剧本都出自拉斯洛之手,而作家的所有小说都交给贝拉执导。
电影《鲸鱼马戏团》海报
       2009年,拉斯洛来到北京和上海旅行,在此期间曾接受了笔者的专访,以下是当时专访的部分内容。
       澎湃新闻:一直很奇怪,像《撒旦探戈》这样的作品当年怎么能在匈牙利顺利出版,小说出版后当时有没有遇到政治上的问题?
       拉斯洛:1980年代中期,匈牙利的知识分子有很多时间,每一天都长到不可思议。我每天早晨去酒吧喝酒,心想这一天会很长,生命会很慢。
       在匈牙利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这本书几乎不可能出版。书稿在出版前换了许多人的手,小说最后能出版,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出版社的社长对我说:“我们可以出你的书,但有一个条件,只能印‘最小印数’。”那时的最小印数是10000册。现在的人会说印10000册是疯狂的,出书一般都是2000册、5000册,但当时最少就是10000册,那是个非理性的时代。我觉得当时在高墙后面,当局者觉得困惑,他们觉得有什么事要发生了,而我们那时候还没感觉到。
       在正式出版前,有一天,导演贝拉·塔尔打来电话跟我说,想把它拍成电影,我说不行——而我们的友谊就是这么开始了。
       澎湃新闻:是什么原因离开匈牙利的?
       拉斯洛:1987年是我第一次能离开匈牙利,当时已经30岁了。我当时只有一个作家朋友,他说你不走就会被杀,我走后两年国家就发生剧变。
       澎湃新闻:1989年,匈牙利首先开放了通往西方的边界,然后才有了柏林墙的倒塌,也许匈牙利才是开始。
       拉斯洛:匈牙利开放边界是导致东欧剧变的第一波,比柏林墙倒下还早。当时苏联已到了崩溃边缘,没人觉察,但苏联已经从内部毁了。然后,匈牙利的一件小事就有了这么大的效果。
       澎湃新闻:柏林墙倒塌时你在哪里?
       拉斯洛:柏林墙倒塌时我在柏林,德国人很激动,我没有。在西柏林时,我有种感觉,觉得柏林墙保护着我。我当时想:“天呐,下面会生发生什么?”我觉得自己没了保障。然后自由世界就开始了。墙倒后我的流浪就开始了。评价匈牙利专制可能怪怪的,我当然讨厌专制,匈牙利专制是残忍和愚蠢的混合体,这个混合很坏,我很难受。
       澎湃新闻:你的小说还没有翻译成中文,但我从电影版的《撒旦探戈》和《反抗的忧郁》里可以看出,你的小说有点黑暗,充满哥特味。
       拉斯洛:是当时的现实太黑暗。但从我开始创作的那年到现在,我没觉得世界有什么大的变化,在非洲、美洲、中国,我都觉得一样悲伤。什么是幸福呢?是爱吗?我觉得不是,爱是痛苦的。幸福是一种幻觉,也许你可以幸福上那么一两分钟,但之前和之后都是悲伤的。我觉得没有什么理性的原因让我可以快乐起来,当我回顾人类历史,有时我会觉得是一出喜剧,但这喜剧让我哭泣;有时又觉得它是出悲剧,但这悲剧让我微笑。
       澎湃新闻:我觉得,你的小说和其他东欧作家的作品不太一样,你的作品里没有那种戏谑、反讽和幽默。
       拉斯洛:东欧作家并非完全是幽默有趣的。在东欧文学中,事情经常显示喜剧和悲剧的两面。从这面看是喜剧,那面看是悲剧。东欧作家对事情的这两面格外敏感。我告诉你一件事,我觉得《撒旦探戈》不是黑暗的作品,也不是悲剧,它是一部悲喜剧,是关于没有根据的信仰。
       澎湃新闻:这些年的西方生活对你的写作和思考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拉斯洛:在柏林墙倒塌之前,我们有种幻想,觉得在远离匈牙利、远离东欧的地方,有一个绝对理性、自由、奇妙的世界。但柏林墙倒塌之后,我的幻想就破灭了。我们看到了梦中的自由世界,但那是现实的,是苦涩的,是不提供幻想的。在专制统治下生活,你觉得自由是甜的,但它其实是苦的。
       在1989年前我觉得写作是有目的的,是理性的。1989年后环球旅行,这种感觉却渐渐消失了。今天我也写人的尊严,但我不知道为谁而写。自由世界里的人要的是金钱、女人。人的尊严、自由、独立思考之类的东西免谈。文学也跟着遭殃。作为作家,如果一本正经,读者就觉得沉闷,别人就说:“对不起,没时间,我要去挣钱买新车。”这让我觉得伤心,这就是我悲伤的原因。人类有许多选择,但大家都只选一样,那就是什么都想要。
       澎湃新闻:所以,我觉得你的写作更多是哲学写作。
       拉斯洛:我觉得我的书是哲学,是关于痛苦的。
       澎湃新闻:你现在定居在柏林,可离开母语环境和祖国写作,会伤害你的语言敏感度吗?我知道你坚持用匈牙利语写作。
       拉斯洛:柏林很新,但花上一点时间,你会感受到45年里发生的事。柏林是我的城市。
       我住在柏林,但用匈牙利语写作。因为匈牙利语是我的母语。我想过能否不用语言思考?发现不行,思维的结构是和语言紧紧绑在一起的。而母语又不同于其他语言,母语不单是语言,还是本能。我在写作时,也在思考,所以我用匈牙利语。我不仅住在柏林,还住在我的文字中。我在柏林付账单,但我还住在我的文字里。
       澎湃新闻:你的写作似乎关注那些人类终极命题,而今年(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塔·米勒——当然她也是从东欧罗马尼亚出来的——她的写作始终关注的是历史。
       拉斯洛:我在1980年代就认识赫塔·米勒,她先在汉堡和丈夫一起,后来来了柏林。因为她的过去很重要,她写过去。在她的过去,人们痛苦地生活,没有尊严。我觉得赫塔的作品和部分中国的作品相似。据我所知,“文革”后出了许多回忆文章,这可能让中国读者容易接受米勒。
       澎湃新闻:那你的另一位老乡雅歌塔·克里斯托夫呢?居住在瑞士的她用法语写了“恶童三部曲”。
       拉斯洛:她的小说很残忍,看的时候感觉是在受罪。她的故事和我以及其他人都不一样。她到西方的时候很年轻,说“想丢掉一切”,她不需要过去,也不需要语言,说自己必须向匈牙利语说“不”,于是就用法语写作了。
       澎湃新闻:相对而言,生活在美国的罗马尼亚作家诺曼·马内阿和你的情形相近,他坚持用母语罗马尼亚语创作。
       拉斯洛:今年夏天我在西班牙开会时遇到了他。当我刚流亡到西柏林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了,他那时候拿了奖学金在柏林学习,他离开柏林后,我就很久没见他,今年再见时,他已经变了一个人。在美国的日子让他变得开朗有趣,而在柏林时他很封闭。
       澎湃新闻:很多人开玩笑说,诺贝尔奖如果要在罗马尼亚人头上轮的话,怎么也得是诺曼而不是赫塔,当然对于诺曼,不得不注意他的犹太身份。
       拉斯洛:犹太人的认同有时是加法,有时是减法。大屠杀的时候是减法,减到了零,犹太人成了零,成了没有面目的人。眼下在做加法了。诺曼又来去了美国,许许多多的犹太人和匈牙利人到了美国,到了纽约,到了好莱坞。
责任编辑:石剑峰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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