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撒旦探戈》的作者得了国际布克奖，他还可以得诺奖

        拉斯洛作品目前还没有中文版，他的两部代表作《撒旦探戈》和《战争与战争》目前都还在翻译中，将分别有译林出版社和99读书人出版。目前拉斯洛长居柏林。

        国际布克奖于2005年创立，不限用英文创作的作品，只要是有英译的作品均可参加评选，每两年颁发一届。国际布克奖是作为英语世界最重要的文学奖布克奖的补充，中国作家王安忆也曾入围过国际布克奖的决选名单，之前的获奖者包括美国小说家菲利普·罗斯、加拿大短篇小说家及诺奖得主爱丽丝·门罗、美国小说家莉迪亚·戴维斯等。

        国际布克奖评委会主席马丽娜·华纳（Marina Warner）将拉斯洛比喻为卡夫卡（这也是这位作家的文学偶像）和贝克特。“（作品）给你一种怪异的兴奋感……然后过一会儿又让你平静下来。这就仿佛读卡夫卡的小说。我相信很快人们会说这就如同读卡撒茲纳霍凯的小说。 ”“卡撒兹纳霍凯用恐怖、怪异、滑稽同时令人毛骨悚然、美丽而又令人心碎的场景抓住了当下存在的质地。”

        相比获得诺贝尔奖的凯尔泰斯和出版了“恶童三部曲”的雅歌塔这两位匈牙利作家，1954年出生的拉斯洛在国内还非常陌生——但对很多影迷来说，一定听说或看过贝拉·塔尔导演的两部伟大电影：8小时的《撒旦探戈》和《鲸鱼马戏团》，它们分别改编自拉斯洛的代表作《撒旦探戈》和《反抗的忧郁》。贝拉所有电影剧本都出自拉斯洛之手，而作家的所有小说都交给贝拉执导。

电影《鲸鱼马戏团》海报

        2009年，拉斯洛来到北京和上海旅行，在此期间曾接受了笔者的专访，以下是当时专访的部分内容。

        澎湃新闻：一直很奇怪，像《撒旦探戈》这样的作品当年怎么能在匈牙利顺利出版，小说出版后当时有没有遇到政治上的问题？

        拉斯洛：1980年代中期，匈牙利的知识分子有很多时间，每一天都长到不可思议。我每天早晨去酒吧喝酒，心想这一天会很长，生命会很慢。

        在匈牙利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这本书几乎不可能出版。书稿在出版前换了许多人的手，小说最后能出版，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出版社的社长对我说：“我们可以出你的书，但有一个条件，只能印‘最小印数’。”那时的最小印数是10000册。现在的人会说印10000册是疯狂的，出书一般都是2000册、5000册，但当时最少就是10000册，那是个非理性的时代。我觉得当时在高墙后面，当局者觉得困惑，他们觉得有什么事要发生了，而我们那时候还没感觉到。

        在正式出版前，有一天，导演贝拉·塔尔打来电话跟我说，想把它拍成电影，我说不行——而我们的友谊就是这么开始了。

        澎湃新闻：是什么原因离开匈牙利的？

        拉斯洛：1987年是我第一次能离开匈牙利，当时已经30岁了。我当时只有一个作家朋友，他说你不走就会被杀，我走后两年国家就发生剧变。

        澎湃新闻：1989年，匈牙利首先开放了通往西方的边界，然后才有了柏林墙的倒塌，也许匈牙利才是开始。

        拉斯洛：匈牙利开放边界是导致东欧剧变的第一波，比柏林墙倒下还早。当时苏联已到了崩溃边缘，没人觉察，但苏联已经从内部毁了。然后，匈牙利的一件小事就有了这么大的效果。

        澎湃新闻：柏林墙倒塌时你在哪里？

        拉斯洛：柏林墙倒塌时我在柏林，德国人很激动，我没有。在西柏林时，我有种感觉，觉得柏林墙保护着我。我当时想：“天呐，下面会生发生什么？”我觉得自己没了保障。然后自由世界就开始了。墙倒后我的流浪就开始了。评价匈牙利专制可能怪怪的，我当然讨厌专制，匈牙利专制是残忍和愚蠢的混合体，这个混合很坏，我很难受。

        澎湃新闻：你的小说还没有翻译成中文，但我从电影版的《撒旦探戈》和《反抗的忧郁》里可以看出，你的小说有点黑暗，充满哥特味。

        拉斯洛：是当时的现实太黑暗。但从我开始创作的那年到现在，我没觉得世界有什么大的变化，在非洲、美洲、中国，我都觉得一样悲伤。什么是幸福呢？是爱吗？我觉得不是，爱是痛苦的。幸福是一种幻觉，也许你可以幸福上那么一两分钟，但之前和之后都是悲伤的。我觉得没有什么理性的原因让我可以快乐起来，当我回顾人类历史，有时我会觉得是一出喜剧，但这喜剧让我哭泣；有时又觉得它是出悲剧，但这悲剧让我微笑。

        澎湃新闻：我觉得，你的小说和其他东欧作家的作品不太一样，你的作品里没有那种戏谑、反讽和幽默。

        拉斯洛：东欧作家并非完全是幽默有趣的。在东欧文学中，事情经常显示喜剧和悲剧的两面。从这面看是喜剧，那面看是悲剧。东欧作家对事情的这两面格外敏感。我告诉你一件事，我觉得《撒旦探戈》不是黑暗的作品，也不是悲剧，它是一部悲喜剧，是关于没有根据的信仰。

        澎湃新闻：这些年的西方生活对你的写作和思考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拉斯洛：在柏林墙倒塌之前，我们有种幻想，觉得在远离匈牙利、远离东欧的地方，有一个绝对理性、自由、奇妙的世界。但柏林墙倒塌之后，我的幻想就破灭了。我们看到了梦中的自由世界，但那是现实的，是苦涩的，是不提供幻想的。在专制统治下生活，你觉得自由是甜的，但它其实是苦的。

        在1989年前我觉得写作是有目的的，是理性的。1989年后环球旅行，这种感觉却渐渐消失了。今天我也写人的尊严，但我不知道为谁而写。自由世界里的人要的是金钱、女人。人的尊严、自由、独立思考之类的东西免谈。文学也跟着遭殃。作为作家，如果一本正经，读者就觉得沉闷，别人就说：“对不起，没时间，我要去挣钱买新车。”这让我觉得伤心，这就是我悲伤的原因。人类有许多选择，但大家都只选一样，那就是什么都想要。

        澎湃新闻：所以，我觉得你的写作更多是哲学写作。

        拉斯洛：我觉得我的书是哲学，是关于痛苦的。

        澎湃新闻：你现在定居在柏林，可离开母语环境和祖国写作，会伤害你的语言敏感度吗？我知道你坚持用匈牙利语写作。

        拉斯洛：柏林很新，但花上一点时间，你会感受到45年里发生的事。柏林是我的城市。

        我住在柏林，但用匈牙利语写作。因为匈牙利语是我的母语。我想过能否不用语言思考？发现不行，思维的结构是和语言紧紧绑在一起的。而母语又不同于其他语言，母语不单是语言，还是本能。我在写作时，也在思考，所以我用匈牙利语。我不仅住在柏林，还住在我的文字中。我在柏林付账单，但我还住在我的文字里。

        澎湃新闻：你的写作似乎关注那些人类终极命题，而今年（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塔·米勒——当然她也是从东欧罗马尼亚出来的——她的写作始终关注的是历史。

        拉斯洛：我在1980年代就认识赫塔·米勒，她先在汉堡和丈夫一起，后来来了柏林。因为她的过去很重要，她写过去。在她的过去，人们痛苦地生活，没有尊严。我觉得赫塔的作品和部分中国的作品相似。据我所知，“文革”后出了许多回忆文章，这可能让中国读者容易接受米勒。

        澎湃新闻：那你的另一位老乡雅歌塔·克里斯托夫呢？居住在瑞士的她用法语写了“恶童三部曲”。

        拉斯洛：她的小说很残忍，看的时候感觉是在受罪。她的故事和我以及其他人都不一样。她到西方的时候很年轻，说“想丢掉一切”，她不需要过去，也不需要语言，说自己必须向匈牙利语说“不”，于是就用法语写作了。

        澎湃新闻：相对而言，生活在美国的罗马尼亚作家诺曼·马内阿和你的情形相近，他坚持用母语罗马尼亚语创作。

        拉斯洛：今年夏天我在西班牙开会时遇到了他。当我刚流亡到西柏林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了，他那时候拿了奖学金在柏林学习，他离开柏林后，我就很久没见他，今年再见时，他已经变了一个人。在美国的日子让他变得开朗有趣，而在柏林时他很封闭。

        澎湃新闻：很多人开玩笑说，诺贝尔奖如果要在罗马尼亚人头上轮的话，怎么也得是诺曼而不是赫塔，当然对于诺曼，不得不注意他的犹太身份。

        拉斯洛：犹太人的认同有时是加法，有时是减法。大屠杀的时候是减法，减到了零，犹太人成了零，成了没有面目的人。眼下在做加法了。诺曼又来去了美国，许许多多的犹太人和匈牙利人到了美国，到了纽约，到了好莱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