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哈顿的“绝望主妇”过着什么日子，中国的全职妈妈要学吗？

        编者按：熟悉《绯闻女孩》的朋友对美国纽约上东区都不会陌生，漂亮又有钱的姑娘们总受万众瞩目。《纽约时报》最近刊登了一篇名为《可怜的小富妇人们》（Poor Little Rich Women）的文章让网友们对传说中的上东区有了更特别的了解。原来，当女孩们嫁为人妇，日子可能和想象的相差甚远。

        拥有人类学背景的Wednesday Martin深入上东区，观察并采访了那群衣着光鲜的家庭主妇们。这些女性受过高等教育、漂亮苗条、不必上班也能拿到阔丈夫的年终奖，但她们也放弃了自己在名校学习和职业生涯中磨练出的技能，交往圈也仅限女性。芝加哥大学电影系博士生、《流影海德园》作者张泠在微博形容纽约上东区为“可怕的世界”。

        以下为《可怜的小富妇人们》一文，由澎湃新闻编译。        

作者Wednesday Martin是在纽约工作超过20年的作家和社会研究学者，回忆录《公园大道的灵长类动物》（Primates of Park Avenue）即将出版。

        2004 年，为了离中央公园、亲戚以及好的公立学校近一点，我家搬到了纽约上东区。我原本以为上东区的邻里并不会给我带来多少惊喜。

        多年来，我一直致力于对女性社群进行采访、参与式观察和相关作品评论。然后我遇到了这群住在我家附近、衣着光鲜而不用上班的家庭主妇们。她们给我带来了直接而震撼的文化冲击。要知道，在美国这样一个女性大学成绩超越男性、女性劳动占比提升、追求同工同酬的国家，你若发现最上层、最精英的女性甘于成为一潭“非常有钱”的死水，那会是一件多么令人震惊的事情。

        一位社会研究者在她所在的环境中工作，需要抵制这样一种观念：某一群体天生就或多或少比另一个群体更值得研究。这次我遇到的女性，主要出现于游乐场所和我儿子的幼儿园。她们多已30岁，拥有名校或商学院的学位，嫁给了财大气粗的商界富豪，养着三到四个学龄儿童，住在莱克星顿大道西边，南起纽约第63街，北至第94街，她们都不用上班。

曼哈顿一个高级酒店的下午茶，一位母亲陪伴着孩子玩喝茶游戏。

        不过，她们也在印证了社会学家莎朗·海斯所谓的“密集母职”（intensive mothering，当代母职的重要特征，以孩子为中心）的说法，比如想方设法地令她们的孩子生活丰富，然后在孩子们的社会竞争与入学招生中进行焦灼而残酷的博弈。当然她们依旧对自己“上心”，这里可没有扎马尾辫或穿牛仔裤的妈妈，她们保持身材健美，一身精致地接送孩子，看起来要比她们的实际年龄年轻十年。她们其实把家庭当成公司在经营，而她们自己呢，就是家里的CEO。

        没多久，我意识到我在人类学的研究背景可以帮我理解这一切，而源于对纽约上东区家庭主妇的调查，或许也能成就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

        我从来不向受访者隐瞒我的身份和意图。我告诉她们，我正花时间写一本关于上东区家庭主妇的书，她们之中有许多人渴望分享她们的心声——“我们生活在一个奇怪的世界里”。

        我自己很快就理解了她们这种说法，因为我六年来和她们中超过100人一起生活、吃饭和养育子女。她们都富有、能干又漂亮，也多善于嘲讽、聪明机智、内心强大，对她们的“群体文化”充满幽默感。但我很快意识到，她们还必须面对“社交圈仅限于女性”这一不可否认的事实。无论酒会、午宴、衣箱秀还是出国旅游，她们并没有丈夫的陪伴。

        “这容易，也有趣得多。”当我问及她们对性别单一的社交圈怎么看，一位女性受访者如是回答。

        “我们喜欢。”在一个丈夫和妻子分桌且分屋用餐的晚宴上，一位男性受访者也这么说。

        这样的性别隔离，据说是一种“选择”。但就像“选择”不去工作，或者马里共和国的多贡族女性“选择”住进“月经屋”一样（多贡族有一个独特的月经禁忌：凡是来月经的妇女都必须住到专门为她们准备的月经屋里去，直到月经结束才能出来。这间屋子离村子不远，来来往往的人很多，男人们很容易就知道村里谁来了月经），这让我很吃惊，也让我对更深层且意味深长的现实有了更多了解，正如带上假面具、走进每年春天女性参加的纽约“拯救威尼斯”假面舞会，成为舞会上一个狂欢者，也只是一个简单的喜好而已。

        然而最奇怪的是，这些女性居然还有“主妇奖金”（wife bonuses）。

        当我喝着咖啡，听到“奖金”这一提法时，我非常惊讶。后来，我听一位家庭主妇说一旦拿到奖金，她会去买一支表。另一位拥有商科学位的家庭主妇也等着收到“年终奖”去狂买衣服。我进一步的调查显示，在这一群体中，妻子的“年终奖”非常常见。

        据我所知，所谓的“主妇奖金”可能在婚前协议或婚后协议中就敲定了。金额大小不仅要看丈夫的财务状况，还要看妻子的表现，如妻子如何管理家庭预算，孩子是否进入了好学校，就像丈夫在投资银行获得报酬得根据工作表现一样。反过来，这些奖金可以让妻子获得一定的财务自由，并顺利混进社交圈。例如去朋友办的午餐会，你不是去吃午饭，而是买了一张价值1万美元的餐位券。

        没有奖金的家庭主妇们会开玩笑地调侃丈夫的性能力，而那些获得奖金的主妇通常对这类问题讳莫如深，被逼急了就吞吞吐吐。一位人类学家说得对，话题是禁忌，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

        不过，“主妇奖金”准确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它只在女性社会生活被性别划分时才有意义。世界人种学数据很清楚：社会分层和等级体系越明显，性别隔离越多，女性地位越低。

        曼哈顿的有钱男人在医院、学校等公司董事会占主要席位，他们要筹集15万美元甚至更多的钱，才能成为成员。我注意到，这些男人的妻子们往往在董事会中占次要席位，每年只要筹集5000或1万美元，就可以在曼哈顿外围的妇女委员会和博物馆占得一席之位。还有一种情况是丈夫是著名私立学校的受托人，他们积累的文化资本能够在学校招生游戏中为他人担保。他们的妻子也成为“班级妈妈”（class moms），不计报酬地为其他妈妈举办交流活动。

        由于丈夫年薪百万，这些妻子愿意无偿放弃自己在研究生期间和职业生涯中磨练出的技能，如活动组织能力、新闻编辑能力、运营图书馆的能力或售卖面包的能力。她们认为，出去工作是一种浪费行为，她们洋洋得意道：“我过去工作，现在也可以出去工作，但是没必要。”

        人类学告诉我们，要从长远和比较的眼光来看待社会上显而易见的问题。灵长类动物中，人类一直在共享丰富的食物和资源，女性可能在吃穿住行上完全依靠男性。然而，雌鸟和母猩猩却从未停止为自己和孩子觅食。地球上最后以狩猎为生的坦桑尼亚哈扎部落女性，在觅食上花费的时间几乎和男性相当，菲律宾原住民阿埃塔女性甚至会亲自狩猎。而南非昆族女性在无法狩猎到肉时，会去寻觅植物的块茎和根来渡过难关。昆族中，为族群或家庭幸福做出贡献的女性将被授予权力，而不做贡献的则没有。在喀拉哈里沙漠和雨林中，资源是上东区的底线。如果你不把块茎和根带回家，你在婚姻中和族群中的权力也将丧失。

        富有、有权势的男人可能会大谈合作关系，但他们的婚姻中却缺少真正的经济平等，女人仍然依赖他们的男人。不过别忘了，在这种情况下，丈夫可能会随时忽略对妻子的任何口头承诺。他可能给你经济补贴，也可能不给。能从丈夫那里拿钱花，感觉的确不错，但是这不能让你买到通过自我劳动实现的权利。

        据我所知，宇宙主宰者的妻子很像情人，她们在依赖别人的同时，也被剥夺了权利。但是，当心里感觉不平衡，或者意识到性别隔离是深渊，就足以让一个有思想的女人夜不能寐。

纽约上东区一景。从不同的角度，看到不同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