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兆言：大学生活很简单，做好学问和爱情两件事就好了

【编者按】

        前不久，华东师范大学举办了第三届思勉人文思想节。本届主题为：“思想改变世界，人文塑造心灵”。本文为著名作家叶兆言在论坛上的演讲稿，他认真地做了准备，“想说些掏心窝的话”，之后又咬着牙、忍着肩肘严重疼痛整理出来。澎湃新闻经作家本人授权发布，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同学们好，各位老师和领导，你们好。每次到大学来参加讲座，都有些忐忑不安，既高兴，又害怕。高兴是喜欢这里的气氛，我觉得大学环境非常适合我这样的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大学是个相对好一点的避风港。有人形容今天这个社会，说眼下的现状就是，无论你什么人，无论你当官的还是老百姓，有钱或者没钱，混得好混得不好，都会感到非常失望，感到非常不满意。这是个普遍情绪，也可以看作是当下的最大失败，一个社会，说起来还是盛世，到处欣欣向荣，为什么会有这样让人忧心忡忡的现实，我说不清楚。

        然而学校毕竟是个相对好的地方，我知道这里也会有很多问题，学术场所正在变成官场，做学问越来越不像话，凡事都有相对，天下乌鸦一般黑，相对起来，学校还是要好得多。为什么呢？为什么要这样说？因为这里有着太多学子，有着太多想获得知识的年轻人，人们在这里期许着未来。不管怎么说，年轻总是好的，年轻起码意味着你们还没有完全学坏。我喜欢学校里的青春气息，喜欢那种简单的读书求学氛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如果不是用功利的眼光来看待这句俗语，我觉得它绝对是对的，天底下还有什么比读书更快乐更省心的事呢？

        为什么又有些害怕呢？这是因为学校除了让人想到求学，想到读书，也让我想到考试。我是个对考试深恶痛绝的人，一想到在学校里还要考试，就忍不住要产生一种逃学冲动。说起来，我也是考试制度的得益者，我知道，虽然我是那么讨厌它，可是没有高考，也就没有今天。我常常会对别人说，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有幸考取大学，考上大学是我人生最大的幸福。如果你们也有过像我一样的经历，中学毕业以后，当了工人，没有大学可以考，成天和机器打交道，然后突然有一天，高考恢复了，终于获得了学习机会，你们就会明白上大学对我来说，是多么快乐的一件事。

        必须强调一点，我并不是说当工人就怎么不好，就怎么委屈，想说的只是我非常地想读书，喜欢读书，而进入大学，意味着你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还是赶快回到害怕考试上，考试是个让人又爱又恨的东西，因为考试，你获得了进大学的机会，同样是因为考试，又让你感到在大学里很不自在。我不知道今天大学的考试是怎么回事，反正我读大学的时候，对付考试就像对付天敌一样。

        在大学里没有什么比无聊考试更糟糕的，越是糟糕的老师，越是糟糕的课程，就越会把考试当回事。拿着鸡毛当令箭，前些时候，有人在政协会上提出要取消研究生入学考试中的政治测试，很多人表示赞同，有人很认真地问我赞同不赞同，我说我不赞同。问的人很吃惊，他想不明白一个一贯讲自由的作家，一个不喜欢考试的人，竟然赞成考研要考政治。他很气愤，说现在最激进的观点，是连外语都不应该考，你却还赞成要考政治？

        他不知道我说的是气话，按照我的想法，最好什么都不要考。因为今天的考研，不只是政治，不只是外语，包括那些所谓专业课，胡扯的地方实在太多，它们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五十步和一百步。庆父不死鲁难未已，考试一旦成为目的，手段也顺理成章地演变成结果。好吧，这个话题今天不说了，我在澎湃上有专栏文章，有一篇两千字的文章专谈研究生应该怎么去考，如果你们有兴趣，可以上网搜一下，今天在这就不说了，离题太远。

        

把爱情做好的道理跟做学问一样

        很多年以前，在苏州大学跟同学们聊天，说大学生活其实很简单，年轻的学生们只要做好两件事就行了，第一个是把学问做好，第二个是把爱情做好。说老实话，你们在大学里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可以干，能把这两件事做好已经很不错了。我说的学问和爱情都不是大不了的事——当然，也可能我和别人的说法不太一样——我说的学问是你们要学会问。学问学问，不是说你们吞下了多少本书，肚子里有多少墨水，拿到了什么样的学位，而是你们要学会问。学问学问，就是学会问，学会了问终生受用，学不好这个问一辈子害人害己。

        把爱情做好的道理跟做学问一样，青春是美好的，在美好的岁月里，你们更应该把爱情这道大餐做好。当然，这个也不用我来教你们，现在的孩子有很多从初中开始就已经很有经验，如果要说起泡妞、把妹、调戏帅哥，坐在下面的诸位恐怕有很多早就是高手。我作为一个过气的上岁数的人，想跟你们说的，是你们不仅要琢磨如何获得爱，如何猎取爱情，更重要的是学会付出爱。爱不仅仅是得到，更重要的是能付出。你们都属于独生子女一代，这一代人，不缺乏爱，很轻易地已经得到太多爱，你们早就习惯了别人给你们爱。现在，到了大学，你们应该习惯要给别人一些爱。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你们在学校要学会爱，要学会去爱别人，爱所有的人，兼爱同学，兼爱老师。爱情不仅仅是让别人爱你，不是说有个男孩追你，有个女孩为你睡不着觉，更重要的还是你们得有爱别人的心。我希望你们爱情圆满，找到心仪的爱人，希望你们的心灵被爱所填满。当然，我更希望你们不仅仅是得到，更希望你们能够付出。

        人生总是有很多不同的境界，境界不同，生活态度也就不同。我想这个世界上，关于学问，永远都会有两种人，一种人喜欢问别人，一种人喜欢问自己。前一种态度的人生是快乐的、简单的，因为他总是在向别人追问，总是和别人过不去，他总是轻而易举地把别人给问糊涂了。追问别人常常会有一种自以为是的深刻：“人生难道应该是这样吗？”“我们吃饭仅仅是为了活着吗？”有一位叫阿多诺的高人曾经这样宣布：“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他的中国追随者也喜欢这样追问：“社会上有这么丑恶的现象，作为一个作家，你还在心平气和地写作，难道就不觉得羞耻吗？”牛人都喜欢用这样的反问句责难别人，就像老师居高临下地考学生一样，动不动扯出个题目，结果便活生生地把别人问傻了，考蒙了。

        以己之长克敌所短，这是典型的中国人智慧。美国总统罗斯福不会跟巴顿将军谈《乱世佳人》，当然人家巴顿将军也不屑谈这个，他只要把仗打好就行，他只精通打仗这门学问，得不得奥斯卡奖跟他没关系。中国当代也有个能打仗的将军，叫许世友，“文化大革命”中，他是我所在的江苏省最高领导人。这是一位标准的武夫，让他管理一个省真是天知道。在“文革”中，让许世友最为难的恐怕还不是如何管理一个省，而是要他硬着头皮去读《红楼梦》。《红楼梦》在“文革”中变成了一本神书，毛主席他老人家有个批示，让许世友要读懂《红楼梦》。为什么呢？因为毛认为贾宝玉是一个革命者，认为《红楼梦》是一本阶级斗争的教科书。结果怎么样？结果就是许世友一边喝茅台，一边在枕头边搁一本《红楼梦》，还没读就睡着了。

        有一种深刻叫假装深刻，我总是提醒自己，永远都不要去做那种假装深刻的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觉得自己永远都是个学生，始终都要保持着一种谦虚的学生心态。事实上，我的人生总是在害怕自己会出错，总是在被考试，有能耐的人考别人，没能耐的被别人考。我显然是个没有太多信心的人，高大上与我没任何关系，我不习惯用问题去为难别人，更愿意做的事情是为难自己。常常要追问自己，会信心不足，会想到在这样的一个场合，面对那些想从你这里得到教诲的学子，我这么信口开河对吗，别人能不能理解，结果就是自己把自己问傻了，自己把自己给带到了坑里，深陷在问题的沼泽地里出不来。

        

思想能够改变世界

        “思想改变世界”是这次论坛的主题，是你们学校进行系列活动的一个口号，我却把它当作了一个考试题目。自从答应这个讲座以后，我一直在思考思想能否改变世界，说老实话，这个问题真把人给带到了陷阱里，很有些自作自受的意思。题目也是我自选的，你们的杨扬老师让我过来随便说什么，谈谈小说也行，谈谈写作甘苦也行。杨扬老师很厚道，不考我，可是我很傻很天真，心里就想，怎么能随便呢，必须得有个题目。后来又有主办者跟我联系，谈到了“思想改变世界”这个标题，于是我就随口回答，好吧，我们就谈谈这个思想能够改变世界。

        这个就是做人不够慎重的报应，当时也就是随口一说，真定下来，才发现这个题目还真说不清楚。首先这题目太正面，太励志，太心灵鸡汤，也用不着我来回答，更不需要我来解释。思想能改变世界吗？当然能，根本用不着多说。打个最不恰当的比方，思想如果不能改变世界，那么今天这个世界称王称霸的就不是人类，应该是狮子和老虎。为什么呢？因为人类之所以厉害，就是会思想，单凭打架斗狠，人类根本不是那些野兽的对手。

        因此只能换个角度谈，说些与别人可能不一样的话。我想起小时候看露天电影，草地上扯一块大白布，天黑了，来了很多人，都盯着那块白布张望。我是个有点好奇心的孩子，常常会跑到银幕的反面去研究倒影。现实生活中也是这样，遇到一个问题有些棘手，有些门槛过不去了，我便绕些道走点弯路，换个角度重新思考。

        我想到了王小波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与驴子有关。“文化大革命”中，大批知识青年都到农村去了，当时是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大家高高兴兴地都去了，毫不犹豫。今天再谈到这个话题，总是说可惜了，一代年轻人的青春都浪费了，可是在当年，大家都觉得这样很好，这个想法很对。很多文化人都觉得这个创意很伟大，是一个了不得的创新，让有知识的年轻人到农村去，用知识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怎么说都很正确。我的岁数不够大，如果年龄赶上了，我肯定也会下乡，因为我父母绝不会反对，他们绝对认为这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

        王小波他们也是这么想的，一腔热血下乡去，吃苦耐劳，无怨无悔地干最重最脏的活。他们到了一个山区，去之前，很多苦活都是驴子干的，譬如驮东西上山，譬如犁地。年轻人不怕吃苦，本该是驴子干的活都承包了，结果当地农民就把驴给杀了，吃了，因为驴子似乎也没什么用了。这听上去很合乎情理，王小波他们任劳任怨，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合适，可是有一天终于发现不对了，出大事了，他们是来改变这个落后的世界，临了却发现自己被改变了，被落后的世界改造了，他们变成了驴子。

        王小波的例子充分说明，一方面，思想确实可以改变世界，另一方面，世界也可以改变思想。思想的力量巨大，世界的力量同样巨大，谁胜谁负并没有一定。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现实就是现实，良好的愿望不一定会有好结果，为天真付出的代价有时候会非常大。画饼永远不能充饥，想当然往往是没有什么用的。

        说完了王小波，不妨再说说李敖。据说现在的年轻人已不太喜欢他，不管你们喜欢不喜欢，我说一个他过去的故事。

        很多年以前，台湾很不民主的年代，思想反叛的李敖吃饭成了问题。人是铁饭是钢，没饭吃就活不下去。一个朋友便让他改学生作文，一改就是一大堆。这一大堆的学生作文中充斥着陈词滥调，因为批改这些烂作文，李敖感到了暗无天日，感到了人生的无趣。写作本应该是很快乐的一件事，可到了学生手里，变成毫无趣味的作文，整个世界都变得无聊起来。李敖就想，这样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如果天天都是和这种作文打交道，活着也没有意思。

        我自己也有过相似的一段经历。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最火爆的日子里，我曾经在一家文学院兼差，帮文学青年改小说、改散文。那段日子还在读研究生，兼这份差事的目的，无非是为女儿挣一份牛奶钱。记得当时每回一封信，可以得到两毛五分钱。这些回信让我痛不欲生，倒不是说这些回信太廉价，而是真的不明白这些年轻人为什么非要写作。他们的文字中没有一点点快乐，甚至没有一点点文学。在那个文学发烧的时代，社会上到处充斥着莫名其妙的文字，都在编故事说社会问题，说伤痕，好像是说了一些什么，其实什么也没说。目的却非常明确，很多人写作，不是热爱文学，不是有什么话非要说，只是希望能够发表一点文字，能够用发表的文字改变自己命运。农民希望通过写作进城，工人希望通过写作离开工厂。

        

口号有可能会被误认为思想

        为什么在“思想改变世界”的论坛上，我会想到上面两个故事呢？为什么学生的作文会那么差劲？为什么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热时期，小说会写得那么惨不忍睹？我觉得其中很次要的一个原因，是大家的心思其实都不在怎么写上面，本质上都是不想写，都不愿意写，又不能不写。只不过是因为老师布置了，或者是因为写了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好处，获得什么样的利益，结果就勉为其难勉强为之。我们都知道，一件事情大家都认真去做，未必能做好，要是不认真，一定做不好。

        那么还有没有写不好的更重要原因呢？我想当然也是有的，这个恐怕就要让“流行的文化”来承担责任。什么叫流行的文化呢？说白了，就是那些流行一时的口号。在写得非常难看的那些文章中，常常最不缺的就是流行口号。不妨看看过去一百多年里流行的口号，先说晚清，晚清曾流行的一句口号叫“军国民”，这口号早变得陌生了，在当时非常著名非常励志。什么叫“军国民”呢，就是全民皆兵，就是先军政治，理由是我们因为落后挨打，要强大就必须走军国主义的道路。两个原因使得这句风行的口号在后来变得毫无意义，一是甲午之战，我们被人家打得鼻青脸肿，正所谓“欲御侮而适以召侮”；二是德国、日本的军国主义臭名昭著，没人再好意思提起，军国已经变成了十足的贬义词。军国民的思想影响过一代人，虽然已经过去很多年，这种潜在的影响，仍然有可能沉渣再起，死尸还魂。我知道在座的有历史系同学，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军阀混战内乱不断，与当时一代年轻人受军国民思想的教育有什么样的关系，这个恐怕很值得你们去研究一下。

        话扯得有些远，还是回到文化上来，回到学生的作文上。我们知道一个时期的文化，一个时期的流行口号，最容易出现在学生的作文中。所谓学生腔、烂作文的价值观，一定是包含着流行文化和时髦口号。自晚清以来，口号的神奇作用从未停止，只要有口号存在，天真就会有用武之地。口号既可能是个空洞，更可能是个黑洞。不管在什么时候，冠冕堂皇的口号总是在影响和左右学生。口号住住可以代替思想，譬如五四时期的科学和民主，譬如大革命时期的国民革命，譬如国民政府时期的新生活运动，譬如后来“文化大革命”就是好……

        在新完成的一部长篇小说中，我写到了汪伪时期的小学生作文，那时候的学生腔就是跟着汪精卫空喊“反共才能救国，救国必须反共”。作为一个大汉奸，臭名昭著的汪精卫永世不得翻身，可是在沦陷时期，南京中小学生绝对不会想到未来会怎么样，他们写作文就是写作文，就是老师交待的一篇文章，写了也就写了，写了就算完事，只不过是一门不得不完成的作业。大多数孩子不一定喜欢作文，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这种心态与大家平时空喊喊口号差不多，喊了也就喊了。我在此无意讨论一个口号的正确与否，对学生来说，对错有时候并不重要，事实上，任何一个时代，历朝历代都这样，空洞的口号总是难免。

        我想说的，可怕的从来都不是什么口号，而是口号有可能会被误认为思想。钱锺书先生在《写在人生边上》这本散文集里留下了一段很有趣的文字：

        捏造派根本否认在文艺欣赏时，有什么价值的鉴别。配他老人家脾胃的就算好的，否则都是糟的。文盲是价值盲的一种，在这里表现得更清楚。有一位时髦贵妇对大画家威斯娄（Whistler）说：“我不知道什么是好东西，我只知道我喜欢什么东西。”威斯娄鞠躬敬答：“亲爱的太太，在这一点上太太所见和野兽相同。”

        这一段文字其实是在提醒我们，无知有时候是不可避免的，无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无知会变得理直气壮，一旦把无知当作是有思想，这就变得可怕了。为什么无知的人更容易自以为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被空洞的口号所影响，被夸夸其谈的口号所鼓舞。口号有时候会成为思想的代名词，我们经常会说，一语天然万古新，只要是自然的就是好的。古来万事贵天生，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这些至理名言会让无知的人产生错觉，以为什么也不用学习，什么也不用训练，完全是依靠本能，就可以在艺术的江湖上厮混，就可以在文坛的圈子里胡说八道。不学无术常常是有原因的，没有那么多天生，也没有那么多自然而然。现实根本不是那样想当然，好比作文课上老师对学生说，只要把你们的心里话写出来就行了，怎么想就怎么写，不知道孩子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心里话，不知道孩子们根本没在想。

        不止是学生，很多时候，老师也不知道什么叫心里话，他也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究竟还是不是在想。一味率真，结果也就只剩下了率真。我们应该明白，学生作文写不好，跟老师肯定有直接关系。事实上，我们都知道，许多老师自己就写不好作文。问题在于，他们已经是老师，已经可以给别人出题目写作文，于是便误认为自己天生会写作，把自己根本写不好作文这事给忘了。我们处在学生阶段时，还有可能是虚心的，会小心翼翼，一旦成为老师，一旦为人师表，就很可能忘乎所以，仿佛那位自以为是的法国贵妇，无论她是多么时髦，无论喊出来的口号有多么响亮，跟文盲没任何区别。

        我经常有机会与一些名校的语文老师打交道，经常有机会接触到当下的中学生作文，不时地会谈到一个话题，这就是为什么学生的作文越写越差，小学生写得比初中生好，初中生写得比高中生好。为什么呢？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并不是把所有问题都推到高考身上就能一了了之，不止一位老师跟我说过，说今天的中学生都没有思想，因为没什么思想，所以写不出深刻文章，或者说写不出有深度的文字。深刻和深度是许多语文老师的口头禅，他们经常要给我举的一个例子就是：语文教材中鲁迅的文章减少了，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编教材的人也在放弃思想性，放弃了鲁迅式的批判，放弃了人文的坚守。在与学生进行对话时，我听到了几乎一模一样的发言。

        中国是个有着悠久儒学传统的国度，代圣人立言是世代相传的学风。即使“文化大革命”，即使在那样一个最没有文化、最没有思想的年代，分析文章仍然是要强调主题，强调中心思想。当年我在学校读书，最大困惑就是始终搞不明白什么是中心思想，因此，只要有机会，我总是喜欢跟学校的老师和同学直截了当地说，写作最基础的其实只是一种写作能力，在校期间，老师教，学生学，说到底就是要挖掘和发挥这种写作能力。写作能力比中心思想重要得多，不仅是作家要具备，也是每一个接受过教育的人都必须具备，我们并不是为了未来要当作家才学习写作。

        就像是学外语学古文一样，写作也是要训练的。沈从文先生曾经说过，一个人只要努力去写，最后能写好很正常，写不好才不正常。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了训练的重要，为什么今天大多数人都不会写古诗，很重要的原因是缺乏训练，没有人天生会写，人生没有捷径，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不会就是不会，不能就是不能。因此，在今天这个“思想改变世界”的论坛上，我更想强调行动的重要。光说不练永远都是个假把式，写多了，你们就明白了，写多了，很多问题就不是问题。知难行易，写作能力只有通过努力去写，才能最后锻炼出来，不止是写作，你们生活中遇到的很多难题，都只有脚踏实地去做，才能够真正解决。

        “思想改变世界”这句话太大，太遥远，它很可能永远都是口号。因为时间关系，今天我想对你们说的，想强调的，是先去改变自己，让口号首先落实到自己身上。毕竟，只有改变了我们自己，才有可能最后去改变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