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东润遗著首次结集出版：司马迁也任性，隋炀帝也“蒙冤”

        编者按:复旦大学出版社在复旦大学110周年华诞之际推出“复旦百年经典”系列丛书。今年首先推出的十六本人文版块著作涉及中文、历史、哲学、外文四大学科，入选的著者皆为20世纪50年代被评为各级教授的元老级学人，如陈望道、郭绍虞、朱东润、周谷城、周予同、胡曲园、董问樵等。其中亦有散佚之文属首次公开结集出版，如朱东润1940年撰《中国传叙文学之变迁》。本文由朱东润著作整理者、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尚君摘录，标题为编者所加。（注：本文对原文在当时背景下的用语风格、文字习惯、注释体例等方面予以保留。）

司马迁一肚怨气，没能写好汉武帝        史家对于所写的时代，根本不能明了，于是一切的叙述，都经过一种歪曲。这种情形，在《史记》里狠容易看到。司马迁对于汉武帝一朝的史迹，充满了怨愤，因此也就不能理解。本来武帝这一朝，在中国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时期，许多上古的遗风，到这一时期截止；许多中古的习尚，从这一时期开始。在这个时期里面的人，因为时代太近了，也许看不出转换的痕迹，这原是狠自然的，但是像司马迁那样地不去了解所写的时代，不能不算一件少有的事。

        《史记·匈奴传》赞说：“尧虽贤，兴事业不成，得禹而九州宁。且欲兴圣统，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这里我们看出他的讽刺，所以在《平津侯传》和《平准书》里，对于公孙弘、桑弘羊都有深刻的不满。尤其是他对于卫青、霍去病的批评，更常常从字外看到。（略）本来汉武帝最大的政绩，在他对外的方面，固然平东越、南越，灭朝鲜，开西南夷，不能不算是好大喜功。但是对付匈奴，这是为着了整个民族生存的问题，实在是不得已。开西域以断匈奴的右臂，也是不得已。

        自从汉高祖以来 ，经过了孝惠、吕后、孝文、孝景诸朝，以至武帝底初年，中国不断地用着纳宗女、献岁币的政策对付匈奴，然而匈奴还是继续地南侵，沿边诸郡，自辽东、辽西、右北平、雁门、云中、九原，以至北地、上郡，没有一处不受到匈奴的屠戮。最后武帝才决定采用贾生底策略，实现文帝底决心。起初用韩安国、李广、王恢诸将，但是因为他们不是大将之才，所以不能成功。其后一切的战畧，都由武帝独断，恰恰遇着卫青、霍去病承意顺命，如臂使指，当然攻无不克，一直等到匈奴北徙，幕南无王庭之后，中华民族才得到喘息的机会。

        以后再由元帝收拾全局，但是这个民族生存的大功，还是在武帝手内奠定的。要说将相的人才，当然陶青、刘含、许昌、薛泽这一班贵胄不是相才，连带公孙弘、刘屈牦也不是相才，韩安国、李广、王恢这一班战将不是将才，连带卫青、霍去病也不是大将之才。但是有甚么关系呢？当时的汉武帝便是第一等的相才，第一等的将才。

        以第一等的人才，当着民族存亡的关头，领导民族抗战的事业，偏偏遇着一个不能理解的史家，认为好大喜功，认为将相无人，实在是历史上的奇事。司马迁对于当时的认识，既然不够，于是认定卫青、霍去病阿谀顺旨，以和柔自媚于主上，当然两人底列传，也止写成了这么可怜相的篇幅。幸亏《武帝本纪》失去了，后来拿着半篇《封禅书》权行代用，否则要是司马迁底原本具在，那么不仅是武帝底生平会写得全不对题，连带地也更加降低了《史记》底价值。

项羽输给刘邦，差在失于奖赏

        论到项羽底失败，倘使把当时双方战略和天下大势搁开不说，那么其中最大的原因，或许恰如陈平等所说：项羽对于部下的赏赉，是比较地慎重，换言之，就是“慎重名器 ”。倘使我们把殷周之间的遗风，以及春秋、战国之间的故事，甚至秦始皇平六国之际的情形看过，当然知道这是自古以来相传的精神，也就是孔子“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的本意。项氏世世将家，知道这是古代的遗风，我们无从菲薄项羽。但是就在他争天下的时期，整个时代已经不知不觉地变了。

        刘邦止是一个无赖，他手下的大多是时代底渣滓，这正是陈平说的“士之顽钝嗜利无耻者”。渣滓当然有渣滓底道理。在这一大群的顽钝无耻之徒，他们没有宗旨，没有信义，所看到的止是高官厚禄，玉帛子女。恰恰刘邦看清楚这一点，所以他成功了。他底成功的因素，就在不惜名器，所以一到南阳就封宛守为殷侯，陈恢为千户，入关中以后，部下封执珪、执帛，乃至封侯者就不少，以后一路的胜利，完全得力于此。

隋炀帝也没传说中那么坏

        假如我们要把隋文和隋炀对比，显然地他们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文帝阴狠，炀帝阔大；文帝鄙啬，炀帝豪纵；文帝是校计升斗的田舍翁，炀帝是席丰履厚的世家子。要在中国史上找一个和炀帝相比的人物，我们只可推举汉武帝：他们同样是词华横溢的天才，雄才大略的君主。不过炀帝的结局，遇到意外的不幸，成为历史的惨剧，再加以唐代史家全无同情的叙述，和《迷楼记》这些向壁虚造的故事，于是炀帝更写成童昏，留为千秋的炯戒。这不能不算是历史上的冤狱。但史家称文帝“素无术学，不能尽下，无宽仁之度，有刻薄之资，曁乎暮年，此风逾扇，又雅好符瑞，暗于大道。”（《隋书》卷二《高祖纪》）又称“炀帝爰在弱龄，早有令闻，南平吴、会，北却匈奴，昆弟之中，独著声绩。”（《隋书》卷四《炀帝纪》）至少在这几点还有不可掩者。

        隋炀的一生，大致可分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从开皇元年到开皇二十年，这是晋王广的时代；第二个段落从仁寿元年到仁寿四年，这是太子广的时代；第三个段落从大业元年到大业十四年，这是炀帝时代。在第一个段落的后期，他的主要工作是夺嫡。到了第二个段落目的移转，他的工作便在怎样排斥蜀王秀和汉王谅。到第三个段落，这便是他自己的时代了。在夺嫡固位的当中，他也会结权要，耍阴谋，甚至排挤诬陷，这里证明了他是隋文的儿子。但是这是他夺取政治地位的手段，在他得国以后，作风一变，那是他和文帝不同的地方。（略）本来隋文帝崇俭约，独孤后恶姬侍，太子勇、秦王俊的失败，都由于触犯了帝、后的大忌。炀帝的不好声伎，正是这个用意。其次帝后正在崇奉佛法的过程，晋王也就在这方面下功夫，投其所好。

        就指定庄、论二师用《凈名经》智者义疏一点看来，我们认识隋文父子虽然同是隆兴佛法，但是隋文是崇拜佛法，而隋炀正经是领导佛法了。这是立场上的差异。（略）隋文崇敬僧徒，自称义儿，到了隋炀，便有敕令沙门致敬的事。从东晋起这是僧徒当前的一个难题。(下引隋炀与明瞻之争论，略)“国内无僧”一语，不能不认为隋炀的失言，但是像慧日道场诸僧，受王者供养，号为家僧，不以为耻，实在也难引起时君的钦敬，可施之以廪禄者，可加之以鞭挞，这原是颠扑不破的定律。隋炀不戮明瞻，比北周武帝的不戮慧远，固然相等，但是以明瞻的敕住禅定，和慧远的遁还汲郡相比，炀帝之君人之度，似胜一筹。我们再看到蜀王秀、汉王谅争立失败以后，都能免于显戮，也可知道炀帝的为人，究和传说不同。

全祖望：敬复明先烈，不仇视清朝

        甲申明亡以后，福王在南都自立，及清兵南下，南京陷落，这是乙酉之役。其后，熊汝霖、孙嘉绩、钱肃乐等拥鲁王监国，划钱塘江自守，清兵进逼，鲁王失败入海，这是丙戌之役。唐王被杀，鲁王仍在海上，最后在舟山一带，作为最后的根据地，中间曾经与吴胜兆、郑成功等联络，一再北窥，张煌言且曾直至芜湖，摇动整个长江下游，但是仍免不了最后的败窜。当鲁王盘据舟山的时期，宁波、余姚一带山寨林立，作为海中的声援，山寨没有陷落以前，清兵不敢下海，所以当时的山寨，正和最近抗战的中条山游击战一样，在民族战争中发生最大的牵制力量。

        在山寨底挣扎当中，浙东世家子弟几乎全参加了。祖望言其族祖美闲“国难后自以明室世臣，不仕异姓，集亲表子弟为弃繻社”。丙戌以后，弃繻社人物完全参加当时的斗争，视死如归，保留了民族的生命。（略）鄞县全氏，本是明代世臣。世宗时，工部侍郎元立，是祖望的六世祖。元立曾孙大和，字介石，别号他山；大程字襄孙，别号式公。式公之子吾骐，字聿清，别号北空，出嗣他山，是祖望底祖父。他山、式公、北空恰恰生在明清之交。当时清兵南下，全氏一日弃诸生籍者二十四人。及鲁王兵起，他山以大理寺评事征，式公以太常寺博士征。（略）（祖望）对于明代遗民的景慕，因此使他更热心于这些碑铭传状底撰述。（略）

        假使追求祖望撰述的动机，当然有些故国之思。正如《南岳退翁和尚第二碑》所载退翁登堂说法，忽问：“今日山河大地，又是一度否？”祖望拟作《明九相国世臣传》，也出于这类故家乔木的意念。但是尽管有此意念，祖望却没有反抗新朝的意识。（略）祖望入仕以后，遭逢大礼，貤封两世。他底父亲说：“非总宪以上，不得封曾祖，即欲貤封者，亦必登三品。吾非敢无厌也，然安得再展一世恩命乎？”在貤封的时候，他底祖父已殁，当然不发生什么矛盾，但是祖望父子，以新朝恩命貤封不仕之遗民，更欲赠及山寨抗敌之先人，言之津津，不能不算是怪事。这类事实，在前人自然有他们底解释，我们所必须知道的，就是在祖望底叙述中，尽管一面景仰先烈，但是并不含有敌视清室的意义。

“复旦百年经典”系列丛书首先推出的是人文版块的十六本著作，涉及中文、历史、哲学、外文四大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