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为何在菲律宾政治中“紧张中立”？

        可能除了泰国之外，菲律宾是华人与当地社会融合得最好的国家，这也使得华人成为维系中菲关系的一条重要的纽带。其中最关键的或许是华人在菲律宾经济领域中的突出地位，据说华人以1%多的人口，控制了超过了60%的菲律宾经济（笔者尚未发现有关方面——无论是菲律宾政府还是华人社区——对华人数量以及相关经济数据的精确统计，此为综合各种讯息来源的估计）。在《福布斯》杂志2015年选出的11名菲律宾亿万富翁中，有9人是华人。菲律宾的制造业本不发达，经济以服务业为主，而华人在流通、地产、通讯、银行、饮食、航空等领域占据重要甚至是主导地位，对菲律宾的经济至关重要。

        

        突出的经济地位并没有直接反映到政治领域当中。和其他国家的华人一样，华人仍然很少直接参与当地政治。那些被中国人津津乐道的具有华人血统的总统（如前总统阿基诺夫人、阿罗约等）事实上完全菲律宾化了，像他们这样多少拥有一点华人血统的人或许占到了菲律宾人口的五分之一左右。但真正意义的、占全国人口1%多的华人，仅仅指那些至少要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华人血统（即父或母一方为纯粹华人），并且在文化、生活方式等方面确认自己华人属性的人。对于这部分华人而言，也正是由于依然坚持的中华秉性，对于政治一贯低调，但又通过与政客的密切联系而保持了自己的影响力。笔者听到这样一种普遍的说法，在每一个菲律宾政客的后面，往往都有一个甚至几个华商。

        利用这种特殊关系，华商努力在经营和保护着华社的利益，当然也包括自己家族的利益。而这一点也正是中菲关系可以借重的地方，因为华人是中菲关系中天然的促和派，不愿意中菲关系横生波澜。

        在阿罗约时期，中菲关系之所以一度达到黄金时期，并且在南海合作方面有所进展，也不能不部分归功于这种纽带的作用。极具影响力的华商、菲律宾华商联总会理事长蔡聪妙是其密友，据说许多友华政策（如把中国人从“受限制外侨”名单拿掉等）都是其推动的结果。一旦中菲关系中出现一些小麻烦（如有中国工人因非法务工被扣押），甚至有时中国大使馆还要通过他们去与菲律宾相关部门沟通。

        应该承认，华人纽带是中菲关系中的一笔宝贵财富，这是其他国家在与菲律宾打交道时所没有的，中方当然要大力维护并使其发挥更大的作用。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华人在中菲关系中的局限性，把更多的外交精力放到与菲律宾其他层面打交道上来。

        在笔者看，华人纽带的局限性在于一些深层次的原因：

        首先，要看到华人首先是政治上的菲律宾人，其次才是文化上的华人。尽管由于血脉相同，文化相通，对于中国可能有一种天然的好感。许多华商到中国也有投资，故也多希望中菲关系间的稳定，甚至有进一步的紧密的联系。但是，尽管中国是其祖籍国，华人在国籍上、政治认同上是——而且也应该是——菲律宾人。特别是要看到一个历史背景是，许多东南亚国家都对华人的政治认同抱有疑虑，华人在这方面更加谨慎小心。笔者曾去菲华历史博物馆参观，里面的资料就一再强调一个信息：我是菲律宾人。这种处境可能导致一种情况：那就是在中菲关系出现冲突的时刻，华人除了做一些间接促和工作以外，可能不愿、也很难去表态。正如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副教授代帆所指出的那样，中菲在黄岩岛问题上发生冲突以来，菲律宾华人非常紧张，担心菲律宾政府会要求他们做出表态。这就好比妻子和母亲吵架，两边“都得罪不起”。所以，每当中菲两国发生冲突时，他们只能选择“紧张地中立”。（南方周末：《菲律宾华商在中国》，2012年5月21日）

        

        这种情况决定了华人即使在中菲发挥作用，也往往要避开敏感领域。例如，现总统阿基诺三世就任命过两名华商先后担任过中国事务特使，一是菲华商联总会名誉理事长李永年（2012年5月任命），二是上好佳董事长施恭旗（2012年8月任命）。但根据菲律宾总统府的说法，中国事务特使任务是促进菲中友谊和贸易往来，促使各行业的中国商人到菲律宾投资兴业，以及为菲律宾产品打开中国市场和吸引中国游客来菲旅游。显然，菲律宾政府只是想利用华商的地位去实现经济目标，而并未让他们介入政治安全等敏感议题。事实上，李永年一度曾被考虑任命为驻华大使，但在国会反对、黄岩岛争端爆发的背景下，阿基诺三世撤回了提名。

        其次，正如前面所说的那样，菲律宾政治经济社会中存在菲人政治、华人经济两相结合的结构。但这既是华人发挥作用的捷径，亦是其软肋。因为对华人来讲，这种地位从根本上来讲还是依附性的。根据华人媒体人士黄栋星以及一些其他华人的说法，菲律宾对华人在政治上还是有警惕。虽然外省可能有不少华人出任省长、市长，但在国家政府层面华人要出头很难。这种情况决定了华人的发言权终究有限，作用大小取决于菲律宾政客的意愿。而且，从某种程度上看，这种政商结构也是菲律宾政治中腐败层出不穷的重要原因和表现，很容易成为媒体与舆论指责、批评的目标。一旦中间出现什么丑闻，华商就难免不被卷入甚至可能被当作替罪羊。

        最后，也是最根本的一点是，菲律宾是亚洲最为西化的国家，全盘采纳了西方制度。虽然存在腐败层出不穷、诸多政治家族掌控权力等负面现象，但从根本上讲，这个国家的政治与政策还是取决于选票。中国要做好菲律宾的工作，最重要的还是要和菲律宾主流社会打交道。这里的主流社会不只是政府部门、媒体、学者，还有那些形形色色的党派、非政府组织（NGO）甚至是基层社区等。如何接触、影响他们进而通过他们去影响菲律宾政府的外交政策，才是中国最需要做的深层次工作。

        特别是在当前两国政治、外交关系困难的时刻，致力于加强社会、人员之间的交流，还可能为中菲关系另辟天地，达到迂回外交的效果。但中国外交传统上习惯与“官”打交道，不善于与“民”打交道，如何建立与基层社会互动的管道，并使之产生最大的社会影响，还是一个需要探究的任务。

        这方面可能美国与日本还走在我们前面。尽管美国与菲律宾本有着特殊的关系，但还是致力于加强与菲律宾基层社区的互动，并且注意在一些关键事件上博得菲律宾民众的好感。笔者在大马尼拉的一个很深感受就是市区的帕西格（Pasig River）河肮脏不堪，臭不可闻，但由于政府低效和资金缺乏，一直没有得到有效治理。2015年4月，美国驻菲律宾大使菲利普·戈德伯格（Philip Goldberg）特意参加了一个在帕西格河打捞垃圾的环保行动。虽然只是一个姿态，但无疑很能博得民众好感。日本作为给予菲律宾援助最多的国家，其资金不仅投向机场、地铁这些大项目，也特别注意通过一个个小额的援助给予基层社区，从而能够让普通老百姓对日本形象有更加切实直接的感受。

        

        所以，要做到这些，最需要的还不是砸金钱和秀实力，而是在于认识上、心态上的转变，愿意放下身段去深入接触菲律宾社会，肯从长远着眼，下更多的细致工夫。另外，还需要于国内政策上的总体支持，如我们战略上对于菲律宾还不够重视，大使馆人力资源相对有限。另外，我们对于如何与国外NGO打交道也缺乏相应的经验，甚至是抱有一种天然的疏离感

        最后，菲律宾华人社会作为一种强有力存在的现实，以及文化上、语言上的联系，可能也诱发了中国人心中自然而然的更多亲近感，甚至是依赖感，从而忽视了其他纽带的培育。所以，在中菲关系中华人纽带确实重要，但当前对菲工作的关键可能是要致力于建立更多的纽带，通过全方位的交流去认识菲律宾、影响菲律宾。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