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河源：黄河之水天上来？

黄河源自何方？先民有很多答案。李白诗曰：“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很多人一定会说：这是文学化的想象，焉能当真？我看不尽然。古代中国确有一种认识：黄河为四渎之宗，与天河相通。如果再寻根溯源，“黄河之水天上来”的观念或许根植在“河出昆仑”的古老传说之中。

“河出昆仑”：溯源黄河，“昆仑”先落了地

晋人成公绥《大河赋》：“潜昆仑之峻极兮，出积石之嵯峨。”此诗高度凝炼了古代中国三种河源认知：河出昆仑、导河积石和重源伏流。“河出昆仑”一说，起源甚早。《洛书》云：“河自昆仑，出于重野。”《禹本纪》、《山海经》也有类似记载。古代早期文献中的昆仑山，通常被想象成“神物之所生，圣人仙人之所集”的神山，泛指我国西部纵横的山脉，并无可与之对应的具体位置。昆仑山既是虚无缥缈的“天上人间”，“河与天通”之说便有了依据，谁还敢说李白是信口胡诌？

大约成书于战国后期的《尚书•禹贡》另有一条实在的河源记载：“导河积石，至于龙门。”一般认为，积石山在今青海循化县附近。今天很多学者认为，“导河积石”是指河源在积石山，这是一种误解。古人对“导河积石”的基本认识是，河水是大禹从积石山处导引出来的。积石山只是大禹“引黄工程”的起点，并非真正的河源。

河源之外，还需解释河流流向，于是有了“重源伏流”说。综合《山海经》的记载：“重源伏流”是指敦薨之山（今天山东段）有敦薨之水（今开都河）流出来，向西注入泑泽（今罗布泊），此后潜行地下千余里，从积石山下石门处“冒以西流”。《山海经》后，“重源伏流”说鲜被提及，影响似乎不大，直到汉武帝时代，此说才被发扬光大。

西汉建元三年（前138年），张骞奉汉武帝命出使西域，回国后向汉武帝报告了他在西域的见闻：于阗以东，有水东流注入盐泽（罗布泊），此后潜行地下，又从南面冒出来。张骞的报告就是《山海经》中“重源伏流”的翻版。

张骞出使西域虽没达成联合西域诸国夹击匈奴的目标，却打开了一扇与西方交流的文化之门。此后，汉武帝更加积极地经营西域。出使西域的使臣渐多，“汉使穷河源”的报告也进一步强化了“河源出于阗”的认识。其时昆仑山尚无确指，而“河出昆仑”说又根深蒂固，既然使臣们说河源出自于阗，汉武帝便查索古图书，将于阗南山命名为“昆仑”。至此，昆仑山的位置便随着汉武帝时代错误的河源调查确定下来，一直沿用至今。

山川关乎国家政治，汉武帝祭祀天下名山大川，且多在源头处。孕育华夏文明的黄河之源，岂有不在中国境内之理？汉武帝发挥“重源伏流”说，将河源延伸至西域，并确定“昆仑山”这一重要的地理标识，恐怕都是为拓疆西域寻找地理依据。正如陈桥驿所云：“传说中的昆仑山是没有具体位置的，现在我们在地图上看到的介于羌塘高原和塔里木盆地南缘之间的昆仑山，那是张骞和汉武帝两人合作的作品。”

如果说，“河出昆仑”是一种古老的地理想象，那么汉武帝时代“重源伏流”说的发扬光大，则是一种基于地理想象和政治需要的“重构”。

此后，《汉书•西域传》对“重源伏流”说又有发展，认为黄河有两源，一是叶尔羌河（葱岭河），一是和田河（于阗河）。与《史记》记载相比，《汉书》所述西域河源水文系统更为具体，而且确定了黄河在西域的两个源头，堪称“重源伏流”说的集大成者。

        

“河出星宿海”：突破空间的界限，爬山涉水的勘查

摊开一张古地图，查找黄河源头时，通常你会看到黄河之水从一个大葫芦中倾泻而下，九折回旋，奔腾入海。在这个大葫芦上，惯常会标注三个字：星宿海。星宿海，藏名“错岔”，在今青海玛多县境，东与扎陵湖相邻。星宿海之所以绘成葫芦状，应该是对星宿海、扎陵湖、鄂陵湖水体形态的生动反映。

据说早在西晋人张华《博物志》中就有“河源出星宿”的记载，但此书早佚，后世辑本也未见此条，其来历可疑。因此“不便作为‘河出星宿’的最早依据”（黄盛璋语）。

唐朝与吐蕃交往日益频繁，黄河源区又是唐代入蕃大道，亲历河源的记载渐渐多起来。贞观九年（635年），唐朝将领李靖、侯君集等率军追击吐谷浑人，行军路线自西向东，曾经过星宿川（今星宿海），达柏海（扎陵湖、鄂陵湖）上，望积石山（今阿尼马卿山），览观河源。贞观十五年（641年），吐蕃松赞干布率众亲迎文成公主于河源。根据黄盛璋的考证，本次迎亲活动应该也在入蕃通道的星宿海附近。

唐后期长庆二年（821年），刘元鼎奉命出使吐蕃，对河源地区留下宝贵的观察。他提到河源有三山，中间高耸的紫山（今巴颜喀拉山），吐蕃人称为闷摩黎山，而“河源在其间”。这应该是指星宿海一带的山脉、水文情形。

时人经河源地频繁往来于唐、蕃之间，使河源水文知识得以传播，地理标识有了较为准确的识别。唐代地理空间的拓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廓清了“重源伏流”等传统谬说。正如杜佑指出：“蒲昌海为西域自行自止之水，不与积石河通。”

宋代中国长期分裂，河源认识并没有留下什么“创新性”记载。直到元宪宗四年（1254年），蒙古军队完全控制吐蕃地区。“河源及所注枝出者，尽在封域之内”，深入了解河源的条件完全具备。至元十七年（1280年），元世祖基于发展边贸的构想，诏授都实为招讨使，偕其弟阔阔出实地探测河源。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组织的勘查河源活动。尽管后来边贸互市计划因故中止，但都实等人的河源观测有幸被潘昂霄《河源志》记录下来：“河源在土蕃朵甘思西鄙，有泉百余泓，沮洳散涣，弗可逼视，方可七八十里，履高山下瞰，灿若列星，以故名火敦脑儿。火敦，译言星宿也。群流奔辏，近五七里，汇二巨泽，名阿剌脑儿。”这段史料明确无误地记录了星宿海的水文系统，尤其是星宿海（火敦脑儿）与扎陵湖、鄂陵湖两湖（阿剌脑儿）之间的关系，这是以前所没有的。

此外，元人朱思本所见梵文图籍，对潘氏《河源志》记录多有补充。其中提到：有“水从地涌出如井，其井百余，东北流百余里”，汇入星宿海。这实质上将河源又上溯到星宿海西南百余里。尽管尚难断定涌井地点在何处，但可以确定的是，自都实考察河源，“河出星宿海”之说最终得以坐实。

元代的辽阔疆域与边疆民族的深入交融，促成了这次有组织的河源勘查。正由于此，元朝人略带自负地宣称“河源古无所见”，也变得有理有据。此次勘查令他们有足够的信心批驳“重源伏流”说与“河与天通”传说的虚妄，笼罩在河源上空的迷雾正被层层拨开。

“古尔班索罗谟”：黄河有三源，正源在哪里？

元人认识到河出星宿海，明人则更进一步。明代洪武十五年（1382年），奉命入藏的宗泐和尚返回途中经过河源，其《望河源》诗注云：“河源出自抹必力赤巴山，番人呼黄河为抹处；牦牛河为必力处；……东北所出之水是为河源。”“抹必力”应该就是唐人刘元鼎提到的“闷摩黎”，即今巴颜喀拉山。“抹处”今译“玛曲”。宗泐和尚此语明确提出两点：1、黄河发源于巴颜喀拉山；2、黄河上源即玛曲。旅顺博物馆藏有明嘉靖五年（1526年）杨子器跋《舆地图》，其在星宿海之上绘出了两条小尾巴，与今玛曲和卡日曲两河的走向极为相似，很可能代表了对河源二曲的认知。

        

明人的河源认识尚若隐若现，清康熙年间的河源勘查则拨云见日，露出些许科学的曙光。清初即有传闻：黄河上源有三条支河，蒙古语即“古尔班索罗谟”。康熙帝为了证实这一情况，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派遣拉锡、舒兰考察河源。据此考察，清人确认了传闻属实，并明确认定扎陵湖以西三河均为河源。据此所绘的《星宿河源图》，中间一支河流最长，似又倾向以今玛曲为正源。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喇嘛楚儿沁藏布、兰木占巴、理藩院主事胜住等人受命勘测河源，此次实测成果为次年编绘的《皇舆全览图》所吸收。该图标明黄河上源的三支，中间一支名为“阿尔坦必拉”。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齐召南以《皇舆全览图》为主要资料来源编撰《水道提纲》，他明确说：“黄河源出星宿海西、巴颜喀拉山之东麓”，上源有三条河流，东南注入查灵海（扎陵湖），而中间一条阿尔坦河（应即玛曲）则是黄河正源。

        

康熙时期的河源考察、实测绘图及齐召南编撰《水道提纲》，对河源三曲的认识已相当准确具体，不仅确认星宿海以西有三条支河（即今扎曲、玛曲、卡日曲），且以西支玛曲、西南支卡日曲为主体构成黄河上源，东北汇入星宿海，又入扎陵湖。而黄河正源的认定，大致指向三河中间的阿尔坦河，可能就是今天的玛曲。

科学探源的路上总有曲折

河源的认识至此本已清楚，然而到乾隆后期，又出现了一些反复。乾隆四十七年（1781年），由于黄河下游决口难塞，乾隆帝听从章嘉国师的建议，派遣阿弥达前往河源“致祭河神”。阿弥达回奏说：“星宿海西南有一河，名阿勒坦郭勒，蒙古语‘阿勒坦’即黄金，‘郭勒’即河也。此河实系黄河上源。其水色黄，回旋三百里，穿入星宿海……阿勒坦郭勒之西有巨石，高数丈，名阿勒坦噶达素齐老，蒙古语‘噶达素’，北极星也；‘齐老’，石也。其崖壁黄赤色，壁上为天池，池中流泉喷涌，酾为百道，皆作金色，入阿勒坦郭勒，则真黄河之上源也。”现代学者多认为，阿弥达的此次考察最终确认了目前公认的黄河正源卡日曲为真正的源头，赞扬阿弥达有廓清之功。我个人觉得，黄盛璋的质疑倒颇有道理：《湟中杂记》显示阿弥达仅沿着溪流前行百余里，不论玛曲还是卡日曲，都不可能到达黄河源头，所谓源头处“噶达素齐老”（北极星石）、“壁上天池”，现代考察也无法验证，极有可能是阿弥达根据旧说编造出来。阿弥达进呈的《黄河源图》也“很不像样”，“大约照着一张旧地图凑合一下了事”。

看来，我们高估了阿弥达的功劳，也高估了乾隆帝的用心。好大喜功的乾隆帝实际上以“致祭河神”为首要任务，探测河源则在其次。最匪夷所思的是，乾隆帝不仅盲目听信了阿弥达不负责任的汇报，还将此次考察结果纳入到“河出昆仑”、“重源伏流”的谬论中。纪昀受命编撰的《钦定河源纪略》也一味帮衬，并据卡日曲水色黄而证明：“大河灵渎，虽伏地千里，而仍不改其本性。”黄河源头的认知，在即将扫清“河出昆仑”、“重源伏流”的阴霾，最终迎来科学曙光的时候，突然又退回到了历史的原点。

当然，我们也可以换一种理解方式：后期好大喜功的乾隆帝，正迷失在平定回疆的骄纵自得中，是否亦如当年汉武帝，是为了经营西域而谋求地理依据呢？

可能受“重源伏流”说回潮的影响，晚清以来仍有很多学者对“重源伏流”说笃信不疑，徐松《西域水道记》、王先谦《汉书补注》、陶葆廉《辛卯侍行记》以及民国学人阎文儒都宁愿相信：在玛曲或卡日曲之上，还有一条潜行地下、伏流千里的源上之源，也就是塔里木河和罗布淖尔。当然，我也宁愿相信：学者们只是在寄托内地与西域山水相连的文化情怀。

自晚清以来，很多西方探险家擅自深入黄河源区进行考察，俄国人普热瓦尔斯基甚至罔顾事实地宣称他第一个发现了黄河源头，其实并未取得突破性进展。民国时期，我国个别学者也曾赴河源考察，但均止步于鄂陵湖、扎陵湖，并未到达黄河源头。

1952年，中央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组织河源勘查队，对河源地区进行了勘测。此次勘测由于条件艰苦，准备不足等原因，其勘测结果引来不少争议，其中颠倒了扎陵湖、鄂陵湖的名称。这个错误此后为各种地图所采用，一错就是二十余年。

1978年，青海省人民政府组织16个单位的科研人员重新勘测黄河源区。此次系统勘测对以往勘测结果多有纠正，最终将发源于巴颜喀拉山北麓各姿各雅山的卡日曲确定为黄河正源。根据卡日曲长度最终测定黄河全长5464公里。

        

从“河出昆仑”说到确定卡日曲为黄河正源，经历了两千多年的讨论和反复，尽管目前关于黄河正源究竟是约古宗列曲还是卡日曲，仍未尘埃落定，但这只是河源标准的探讨，而河源的水文系统事实上已经完全弄清楚了。河源的认知，是历代国人对祖国山河脉络的热忱探寻，也是中华文化的寻根溯源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