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政厅|空间营造：纽约时代广场20年

        时代广场：世界的十字路口

        

        如果让我们选出这个世界上最具有都市感的场所，相信纽约的时代广场一定位列其中。时代广场位于纽约曼哈顿中城的42街到47街，百老汇大道与第七大道之间，临近纽约中央车站，是商业、交通、娱乐的枢纽。根据时代广场联盟(Time Square Allicance)的数据，今年3月，时代广场的日均步行人流量是——341062人次。给大家一个参考，去年十一黄金周头三天，故宫的人流量是每天10万人，也就是说，故宫高峰期日均人流量大概是时代广场平时的1/3左右。再比较二者的空间尺度，时代广场的人流量可谓恐怖，难怪被称为”世界的十字路口”、“宇宙的中心”。你在一天中任何时候路过这里，可能都会产生这样的感觉。

        一些关于时代广场的小知识：

        •经过时代广场－42街的地铁线包括：1 2 3 7 <7> N Q R S

        •时代广场每年的人流量大概在1.3亿人次

        •著名的时代广场新年庆祝活动从1907年就开始了

        早在一百多年前，时代广场还不叫时代广场时，42街附近就因中央车站的存在，成为曼哈顿中城主要的交通节点。1904年，由于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入驻，42街的朗埃克广场（Longacre Square）正式更名为时代广场（Time Square) 。在那3周之后，时代广场上的第一块电子广告牌，出现在46街和百老汇大道的路口——如今时代广场最热闹的一块三角区域。

        在那以后，受到下曼哈顿办公区扩张和1916年纽约规划条例影响，纽约的零售和服装产业上移到中城，挤占了原本分散于35到40街之间的大量剧院的生存空间，使大量剧院逐渐集中到时代广场附近。20年代，纽约的文化名人，如卓别林，也常出现在时代广场的剧院和餐馆中，时代广场迅速成为纽约最受欢迎的剧场、餐馆、文化娱乐中心。

百老汇，New York Architecture Images

著名的时代广场之吻，New York Architecture Images

        1930年代美国的大萧条之后，时代广场的整体氛围逐渐发生了变化。到1960年代，附近的剧院区和七、八大道迅速充满了廉价的色情表演场所和小餐馆，之后数十年内，这里一直是纽约恶性犯罪频发的街区。《纽约时报》一篇1960年的文章称，当时42街第七、八大道之间的街区为 “the worst [block] in town”，当时的纽约时报总部，早搬离了这个区域。1984年，仅这一个街区就发生了2300起犯罪事件，其中460起为谋杀、强奸一类的恶性案件。

        这样的状况一直持续到90年代，整个纽约开始了大规模的犯罪整治和社会治理。1990年纽约州接管了42街上9家老旧剧院中的6家，一个名为“新42街”(New 42nd Street)的非盈利组织成立，负责监督这些剧院的重建和管理，重新用于合法的百老汇演出和其他商业活动。1992年，时代广场联盟(Time Square Alliance)在市政府和本地商会的支持下正式成立，开始作为空间社会治理的主体，促进时代广场地区的空间质量与商业活力。由于犯罪率下降和整体空间质量改善，时代广场重新成为金融、商业、媒体、娱乐聚集地，恢复甚至超越了原有的繁荣。

        广告牌与空间： 时代广场的特别区划

        很大程度上，时代广场是因其密集的广告牌而成为纽约地标的。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纽约将时代广场的这种商业特征看作场所特征——时代广场是纽约唯一一个将发光广告牌作为建筑必要元素写入区划法zoning的街区。与普通街区不同，时代广场区划对灯光与广告牌的规定是划定最小高宽／最小亮度，以保护其“独特的建筑尺度、巨幅广告及娱乐商业活动”。

        比如：

        •每栋建筑要有不小于1000平方尺，长50尺的发光广告牌；

        •详细关于广告牌朝向和亮度的规定；

        •闪烁广告牌的熄灭时间不超过3秒钟，夜间熄灭时间不早于半夜1点，等等。

        对时代广场的这种“定性“，来自90年代市长Mario Cuomo的一系列城市整治和振兴项目，其主要目的是保证时代广场的活力和特性，使其不会成为“另一个被办公楼谋杀的死气沉沉的地区”。

        当然，这样的举措也招致很多批评。2010年，《华尔街日报》上就有这样一篇文章，批评时代广场的这些巨幅广告牌毫无品味可言，还给那里的公司带来了很多不必要的开销和麻烦。有意思的是，华尔街所在的下城恰恰是以单一办公用途为主的地区。

        与华尔街不同，有商业联盟背景的时代广场联盟，赞同前市长的这种定位，“即使是在时代广场最破败的时候，它也总是被灯光和商业广告点亮的。保存这些就是保存这个社区的场所特征。”

        这对我们来说，或许是一种很神奇的思维模式——很少有人会将商业与广告作为一个场所的特征加以保存。当然，这一结论的得出是基于对场所的客观与全面的了解，没有盲目乐观，也没有妄自菲薄。

        参考：纽约中城特别区划文本 http://www.nyc.gov/html/dcp/pdf/zone/art08c01.pdf

        步行改造：2009年的空间试验

        说到时代广场2000年后的改变，首先要提纽约前任市长布隆伯格。布隆伯格是彭博社（Bloomberg L.P.）的创立者，本身是企业家和社会活动家。2002年1月1日，布隆伯格在时代广场的新年庆祝活动中，正式就职成为纽约的第108任市长。针对“911”后纽约低迷的状态，他提出了一系列空间整治和升级措施（包括大量的重新区划rezoning、公共住房、城市开放空间等)。也是在这个契机下，布隆伯格与时代广场联盟共同推动了一系列空间改造和治理项目。

        一直以来的城市设计思想，都将混合交通与步行友好的街道作为好的城市的必备要素，然而在实践中，城市街道的包容性往往与机动车的通行需求相左，每一条繁忙的街道和场所，都自愿或不自愿地面临选择——红线之间的线性空间的使用权应该给谁，才能在效率、安全和空间质量之间找到一个最优的平衡。

        在时代广场，这样的争论最终由一场空间实验给出结果。2009年2月，布隆伯格宣布在百老汇大道时代广场段（42-47街）和先驱广场段（33-35街）试行增加步行空间。当年5月, 市交通部门DOT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根据之前的交通研究，对这一路段的公共交通进行线路调整；通过改变道路铺装、添设临时座椅、自行车专用道等方式，将时代广场和先驱广场转变为慢行交通更友好的公共空间。

        为测试百老汇大道步行改造对中城交通的影响，DOT分析了实验前后的出租车GPS信息、步行流量、交通事故等数据。结果显示：中城的交通通过速度对比试验前提高了2%到17%，试验地区的交通事故减少了63％；时代广场的行人流量提高了11%，74%的纽约居民认为时代广场的空间在一年中得到了很大改善。2010年2月，时代广场试验中增加的步行空间改造为永久性人行广场，增设公共活动需要的电源等基础设施。改造项目于2012年正式开始，预计将于2016年结束。

        以时代广场为中心的这次空间整治，是一次十分有启发性的空间试验。

        事实上，时代广场地区的步行改造计划，最初受到很大阻力，尤其是影响地区内的商家和店铺。反对群体担心，一旦将机动交通排除在外，地区内的客流量将大幅减少，对时代广场和百老汇大道的商业活力造成影响。

        为试验与评价步行改造的整体影响，2009年的临时步行改造应运而生。最后，数据证明，步行友好的时代广场不但有益于城市总体的交通流，且增多的人流量也有利于区内商家，该提案会使多方获益。这一成功改造，也证明好的城市营造一定不是零和博弈。

        参考：DOT Green Light for Midtown Evaluation Report http://www.nyc.gov/html/dot/downloads/pdf/broadway_report_final2010_web2.pdf

        时代广场空间改造设计方案 http://snohetta.com/project/9-times-square-reconstruction

        时代广场联盟：社会治理的公私合营模式

        在美国文化背景下，规划是政治。受此影响，规划理论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advocacy planning”, 指规划师代表某一群体或多个群体，促成某种公共政策或行为；与此相对应的规划师，角色可以是advocate, 即作为某个特定群体或目标的代言人，在规划进程中为其发声，角色更像律师。

        时代广场联盟（这里方便起见，简称为TSA）就是这样一种advocate 。笼统来说，TSA的目标是是促进时代广场的多样性与经济活力，使其保持纽约文化娱乐与城市生活中心的作用。作为一个非赢利性团体，TSA的角色就像时代广场管理委员会，负责发起和管理自下而上的空间活动，进行相关的市场和空间研究，在需要时充当像政府、本地商业、居民之间的中间人，协助并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

        TSA建立于90年代时代广场的大规模社会和空间治理时期，最初目的是协助公共安全和公共卫生项目在社区层面的落地实施。在行政管理上，TSA是纽约多个商业促进区(BID, Business Improvement District)中的一个，是由当地业主和商业团体组成的Private/Public Partnership（公共私营合作制度）团体。BID的概念产生于1960年代，基本概念是由相关业主和企业出资，组成商业发展委员会，与政府合作，支持有利于当地商业发展的公共项目。BID本是美国个体主义与私营经济的产物，后来逐步发展成为多方主体合作参与城市空间治理的一种模式。

        TSA的主要决策由TSA委员会投票决定。委员会成员包括纽约市政府代表，和志愿加入的企业、小商业、百老汇剧院、其他团体代表等。决策实施和日常运行由理事长Tim Tompkins带领的常驻员工负责。

        与政府的规划部分相比，以TSA为代表的BID团体，具有更多本地经验（local knowledge), 对场所的需求和变化能快速准确地感知。在实践层面，BID模式能创造如时代广场联盟这样的空间营造实践主体，填补了城市空间规划和管理力所不能及的空白。BID相对政府机构来说，有更大的自由度和创造力，是城市空间精细化管理很好的模式, 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规划的”最后一公里”问题。

        同时，值得反思的是，在公私合营模式下，规划过程的参与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合营的运行和决策主体。TSA这样由商业团体发展而来的组织，如果没有政府的管理和其他居民、团体的加入，很容易成为单一团体谋利的强大工具。TSA对此的解决方法，是建立较为多元和开放的决策委员会，并设置政府常设席位，同时由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背景的团队负责日常运营；加之时代广场本身的商业群体十分多元、居民较少、产权较为清晰，因此TSA的决策能较大程度的平衡公共利益和私营利益。

        参考： 纽约商业促进区指南 http://www.nyc.gov/html/sbs/downloads/pdf/bid_guide_complete.pdf

        空间营造：经验与借鉴

        空间营造“Placemaking”，最近是个很火的词。和社区参与一样，空间营造的理念越来越被认可，成为城乡精细化管理的一种很有前景的发展模式。然而，空间营造并没有某种特定的套路，它更多的是一种需要去实践的行动，一种基于空间的价值。我们可以很容易说，空间营造建立的是一种空间和人的联系，是将共同价值最大化的一种公共过程，我们也了解空间营造创造的是社会联系、场所感、自我认同。但当我们在谈论空间营造的时候，我们实际在谈论什么，我们应该谈论什么？

        主体－谁：空间营造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谁是行动和本地决策主体，谁负责场所的维护和运营，并在需要之时与政府对接。这种基于场所的主体需要很强的本地性，以解决规划和城市管理的“最后一公里”问题。

        以时代广场为例，营造主体TSA，并非政府的某个部门，但与政府联系紧密，具有一定的空间营造能力和行政许可权限。TSA的活动并不受政府职能的限制，而是引入较为商业化的运营，增加管理的灵活性和主动性。

        过程：好的空间营造应包括对现状和问题的清楚把握，对未来的愿景和目标，明确、有连续性的行动准则，以及清晰有主动性的行动。这些过程应该互相修正和影响，形成主体的动态过程。

        现状和问题：基于对现实的调查和充分理解，确定当下最重要的问题和目标。

        探索所有/任何事情：通过问卷、市场调查、一手数据收集，探索所有的现实和可能，了解场所的独特性。

        原则/价值：基于对场所的理解和调研，确定空间营造的原则。时代广场的20条经验，主要涵盖4个方面，这些原则并非简单的城市设计法则，更多的是空间和社会管理的价值观。

        ◦打造最好的公共空间：设计、管理、运营，三者不可缺一。

        ◦期待未知：时刻接受变化，尝试新鲜事物，尝试解决问题的多种可能，尝试多方合作和共赢。

        ◦了解你自己，热爱你自己：了解原真性和独特性的价值，利用数据了解事实，寻找目标相合的盟友

        ◦改变事物的6C原则：根植社区Community-based；连续性Consistent；条理性 Coherent；专注 Concentrated；创造力 Creative；关键点 Critical mass

        清晰、明确、现实、包容的愿景：时代广场联盟的场所愿景——不可复制的，有创造力和活力的城市场所，一百多年来来娱乐、文化、城市生活的典范。

        付诸行动/活动策划：场所营造与传统规划的不同，在于不一定要通过硬件的改造来提升空间质量，而是建立场所与使用者的联系。这种联系来自“使用”和“在场”。自建立以来，TSA发起和组织的很多大型公共活动已成为时代广场的特色。包括持续几十年的新年夜的大型庆祝活动、2002年以来的夏季瑜伽、时代广场艺术项目等等。

        早在几十年前，国外规划实践就已意识到静态规划的不可持续性，只有适应变化、开放的动态过程才能创造出由活力的空间。当下，我们正经历规划从增量到存量、从静态到动态、从土地财政到城市运营的全面转型。当短期、一次性的土地出让收益变为长期的商业营业税、房产税，如何能有更高的空间质量、吸引更多的高质量人流量和居民，就成为城市至关重要的问题。

        （作者系麻省理工学院－新加坡研究员，Crowdsourcing Placemaker 联合创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