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巍：解释中国外交话语的为什么总是领导人？学界落后了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张锋研究员最近在澎湃新闻上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为什么中国的外交话语这么难懂？”文章观点尖锐、有趣，因此也引起徐进、苏长河、张志洲、相蓝欣等诸位师友的商榷与回应（编者注：相关文章请见文后“继续阅读”）。张锋在撰写第一篇文章前，曾与笔者就这一话题有过交流，因此笔者觉得多少也有些“责任”需要“掺和”一下。

总体看，几位批评者对张锋的文章批评多过肯定。所有的讨论者都将讨论延伸到话语与权力的关系之上，确实使讨论变得更为深刻和丰富。因此，在笔者看来，所有这些文章不仅形成了争论，而且也相互补充，让我们可以对这一问题有一个更全面的看法。笔者也是福柯的拥趸，同意话语之下确实存在权力问题。中国与西方国家话语体系不同，导致外国听众“没有能力懂”；甚至在西方话语霸权之下，有些人“没有意愿懂”。这些现象都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存在着。

但是笔者认为，我们或许暂时不用走得那么远、那么复杂，还先做一些“朴素”的讨论。别人如果没有能力或者意愿听懂，那是别人的事情，我们其实没有太多的办法。我们能做的，首先是要确保我们自己的话语已经足够清楚。在已经有好几篇“超越”张锋所提问题的讨论之后，笔者觉得还是应该先回到张锋提出的问题：中国外交话语本身究竟是否难懂？如果有点儿难懂，我们是否有改进的空间？

我想答案是清楚的：中国一些外交话语确实不太好懂，不仅对外国人如此，即便中国人甚至中国学者，也未必能很好地理解。只举一个例子，我们对东南亚讲“亲、诚、惠、容”，对非洲讲“真、实、亲、诚”。两者的差别在哪里？为何“真、实、亲、诚”不能用于东南亚或者是拉美等地区？如果不是做这两个地区工作的官员和学者，恐怕并不容易参透。这些表述就算中国人恐怕也不大容易明白；再翻译成抽象的amity, sincerity等单词后，外国人恐怕就更难听懂了。

外交话语要让人听懂、记住，首先要做到指向明确。也就是说，外交话语要让人比较容易地知道其内涵是什么，这也是张锋在他的文章中所说的，外交话语要“细化”和“具体化”。能让人知道在这种话语指导下，中国要做什么，将采取怎样的姿态、政策将有怎样的变化。中国有一些很好的外交话语。比如解放后我们提出的“一边倒”，非常清楚、形象。习主席在周边工作会议上讲“奋发有为”，由于跟过去的“有所作为”形成了对照，彰显了新时期中国外交的基本取向，也十分清晰。

外交话语需要有说服力。如果能让听者在看到我们的外交话语后感到，假设他处在中国决策者的位置，也会采取同样的政策，那么话语的说服力就会比较强。增强说服力的一个办法是少讲美好意愿，少讲规范性语言，多讲具体的行动、具体的战略。国际关系的问题显然不是靠美好意愿就能解决的，只讲美好意愿，听者内心会反问说，我凭什么相信你？在这个意义上，张锋博士提到的“合作共赢”的理念，我们确实还需要进一步深化、细化。这样一个愿望当然是美好的，但我们恐怕还要说服听者，为何别的国家过去做不到合作共赢，独独中国有办法能做到。

与此相关联的另一个问题是，我们恐怕要少讲中国文化的特殊，多讲些普遍的东西。一个基本的逻辑是，世界各国虽然有文化差异，但是人类的共性还是远远大于差异性。比如我们经常解释中国为何不会“国强必霸”，或者为什么只能选择“和平发展”。如果我们总是强调中国文化的“和平基因”，讲中国自古以来就如何如何，我们自己听着没问题，别人会问，难道我们国家就不爱好和平吗？难道别的国家都不爱好和平？为何历史上那些国家没有做到和平发展？如果我们强调现代国际关系的性质既不允许中国采取霸权主义政策，中国也没有必要采取霸权主义政策就可以实现发展，可能会更让人信服。

相比于话语的内在逻辑，外交话语采用什么词汇、什么表述方式反倒没有那么重要。毕竟，关心中国外交政策的人，一般会花点时间来了解一个外交话语的字面意思、典故等等。例如“韬光养晦”这个说法，字面意思比较难懂，甚至不是中国人日常汉语中常用的的一个成语，但是依笔者的经验，虽然外部对这一表述的翻译、理解五花八门，但是绝大多数人按照“保持低调”（keep low profile）来理解，实际上也算八九不离十。当然，使用中国概念、成语、典故需要适当，用得太多、太滥，连中国人自己也听不懂。

话语是否好懂，特别重要的是要在第一时间尽快拿出对话语的详细解释。学者在解释中国外交话语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在这一方面，我们需要改变学者“追着话语跑”的局面。不能总是官方提出一个外交话语，学者连忙揣测分析，然后加强研究。等到这个过程结束，解释话语的最佳时间段就过去了。

2012年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同志提出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2013年习主席提出新型大国关系的三个内涵；2014年习主席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六个努力方向。这些发展和解释外交话语的工作都是由中国领导人完成的。学术界一直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要改变这一局面，一个办法是新话语形成后尽快向研究界吹风；另一个更好的办法则是在官方推出新的外交话语前，先做好内部研究工作，让研究伴随话语产生的过程，这样也可以保证话语更科学、更清晰、更好懂。

总体来说，外交话语是中国官方话语的一部分。改进中国的外交话语，是再造中国官方话语体系努力的一部分。毛主席曾说，“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习总书记2010年5月在中央党校曾经作过《努力克服不良文风、积极倡导优良文风》的报告。2012年底中央出台的“八项规定”中的一条，就包括“切实改进文风”的内容。改进我们的话语体系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项重要工作，这并不是为了要迎合谁，跟别人能不能懂、想不想懂也没太大关系。（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