冈田英弘：日本文明的历史意识是在与中国文明的对抗中形成的

        随着“新清史”话题的升温和王岐山的推荐，与“新清史”学派渊源甚深的日本满蒙史学者冈田英弘走进了国内学界与媒体的视野。不过，相关论述和介绍却没有提到，冈田英弘不仅在满蒙史研究方面卓有建树，同时也是一位积极的右翼分子，曾以专业学者的身份支持右翼出版美化日帝历史的教科书。在右翼言论方面，比起赞美“神国日本”，他似乎更注重攻击中国，写作出版了不少“嫌中本”（即所谓“反华出版物”），如《这个麻烦的国家，中国》（『この厄介な国、中国』），《麻烦的邻居，中国人》（『厄介な隣人、中国人』），《果然很奇怪的中国的常识》（『やはり奇妙な中国の常識』）等，同时他的妻子，“人生与学术伴侣”宫脇淳子也是一位热烈的右翼分子，发表过不少关于朝鲜半岛和伪满洲国的宣扬右翼历史观的著作，还与当红的天皇制法西斯主义者，右翼“历史学者”仓山满合著有关朝鲜史的著作。

       不过笔者草此小文的目的并不仅在于揭发冈田的右翼身份。难以否认，尽管有着右翼分子这一“第二职业”，冈田仍是日本首屈一指的蒙古、满洲史专家，并且他也的确能够走出自己专攻的狭隘视野，兼及日本史、世界史等诸多领域，提出自己独具一格的世界史构想，并对历史研究与写作本身有其独到的见解。不过恐怕同样难以否认的是，历史学者的身份并不见得就与右翼身份相矛盾，学术与政治从来都紧密关联，近年日本舆论中右翼势力的膨胀，不乏一些历史学人在其中推波助澜。满蒙史研究博大精深，非笔者所能了解，不过，作为积极的言论人，冈田还写下了一些论述其历史思想的通俗著作。笔者手头的《历史是什么》（『歴史とはなにか』，文艺春秋社，2001年）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册，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冈田对何谓历史的见解，他对中国史与世界史的看法与构想，同时或许也可一窥其历史研究与其政治立场的关联性。

        从与E·卡尔的不朽名著相同的标题上可以看到，此书可谓作者的野心之作，不过就内容结构而言，逻辑并不十分严密，而显得颇为杂芜，类似于一种学术随笔。不过也能感到作者十分放得开，充分了展示了他的论点。

        全书分为三部，第一部“有历史的文明，没有历史的文明”讨论了历史与文明的关系。作者开宗明义地提出了自己的历史定义，他提出，“历史是将人们所居住的世界，沿着时间与空间两根轴，以超过一个人直接体验的范围的尺度，把握、解释、理解、说明、叙述的行为”。（第10页）作者又指出，人类无法直接认识不断流动的时间，只能采取将时间置换为空间的方法（如观察天体，发明钟表等）来把握。作者认为，直线前进的时间观念、管理时间的技术、文字和因果律的观念是构成历史的四大要素，缺一不可。由这种历史概念，作者提出了其独特的历史观念，即近代以前的各大文明中，有历史观念的文明是非常少的。比如印度文明就是没有历史观念的文明，因为印度文明的基本观念是轮回转世，时间并非直线前进而是不断循环的，因果关系也未必在人间事物之间而是在六道轮回之间。伊斯兰文明也被作者看做“基本没有历史的文明”，因为在穆斯林看来世间一切都是神的意志，相互之间并无前后因果的联系，而伊斯兰世界之所以发展出历史书写传统，主要是为了和基督教文明对抗。美国也被冈田列入没有历史的文明，因为美国是在晚近通过美国宪法建立起来的，由移民组成的国家，是通过与过去断绝建立起来的文明。

        冈田认为，在近代以前有自己独立的“历史”文化的文明，只有中国文明与地中海文明。这两大文明的历史文化，分别由司马迁和希罗多德创造出来。作者非常重视《史记》的历史作用，认为“其体裁与内容，决定了后世中国人的历史意识与中国人意识”（33页）。他认为，司马迁创造的历史意识的核心就是“正统”意识，《史记》从《五帝本纪》起，其叙述的就是历代天子获得“天命”，成为正统天子的过程，当天子的“德”（冈田认为“德”不应理解为道德或伦理，而应该理解为能力，energy）衰落时，“天”就会收回天命，是谓“革命”。司马迁著作的核心就是论证武帝是继承上古以来天命的正统天子。冈田认为，自此以后中国的历史观念一直没有改变，历代正史记录中的天下就是司马迁所记录的天下，即使有变化，也不会被“正史”记录。冈田认为，这可以说明困扰日本东洋史学者多年的“中国社会停滞”问题，盖中国的历史书写就不允许“天下”变化，而根据这种书写展开的研究自然会产生“停滞”的历史相。“正统”的历史观念随着中国历史的演进变得不合实际，但历代正史作者扔不得不加以坚持以维持王朝正统性，例如三国时期尽管三国均称帝，陈寿却只能以魏为正统，而南北史和元朝的辽、金、宋史编纂都出现了各为正统的尴尬局面。而元朝在《元史》中被描绘成中国式的王朝，而作者认为“元朝是纯然的游牧帝国，几乎没有中国的要素。”

        至于地中海文明的历史观念，作者认为是由希罗多德的《历史》所创造，其特点是描绘两大势力（波斯与希腊，亚细亚与欧罗巴）对立斗争，最后一方胜利的历史。其后有加入犹太教、基督教善恶观念的影响，从而变成正义与邪恶斗争，正义战胜邪恶的历史。

        那么，冈田对日本文明的历史意识持什么观点呢？他非常强调，日本文明的历史意识是在与中国文明的对抗中形成的。他认为，白村江之战以后，倭国面临被唐征服的威胁，倭人以及渡来人不得不以倭王为中心集结起来，建立起自己独自的正统，即“天皇”（冈田认为时在668年）。日本最早的史书《日本书纪》（冈田主张《古事记》是伪书）记载日本最初的天皇神武天皇即为，早在公元前660年，作者认为这就是为了主张日本有着比秦始皇还早的，完全自己独立的正统。作者更认为，此后一千两百年间，日本都与外界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遣唐使和足利义满的“朝贡”都不是天皇与外国君主间的正式关系，不算正式外交），处于锁国状态，由此形成了日本的认同，，而其缘起就是“反中国”，所以冈田认为日本的认同就是反中国。或许从中可以一窥冈田一直不知疲倦地发表反华言论的原因吧。

        第二部分“日本史怎样被制作”继续深入的探讨了日本历史的起源问题，并由此讨论了历史怎样对待神话的问题。首先，作者强调，历史是文学，是故事（“物语”），而不是科学，表明了作者历史物语论的历史哲学立场。不过，他又认为，并非任何文学作品都可以称为历史，在历史与其他文学之间有一条界限。这一条界限，冈田称之为“好历史”与“坏历史”的界限，其不同在于好的历史能够以明确的逻辑无矛盾地说明前人留下的史料。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冈田的历史物语论的立场非常不彻底，有很大的历史实在论的尾巴。在右翼的历史言说中，强调历史的非科学性质、“国民物语”性质的言说一直流行，以合法化他们涂抹历史的行径，并为其编纂右翼历史教科书的行为提供正当性。但或许与其他右翼言论人不同，冈田如果主张彻底的历史物语论，恐怕将丧失作为实证史家的资格。然而不仅如此，在第二部分中，他还对日本古代神话问题，提出了看起来与其天皇制法西斯主义的政治立场不甚相符的见解。

        冈田主张，被多数研究者认为包含着关于日本民族起源的重要信息的《日本书纪》的神代卷，不过是六世纪的大和朝廷（更具体的说天武天皇时代）为了论证自己权力的正当性，论证自己的王权是与大陆无关的独自起源的王权，而编造的神话，其内容大多是天武天皇前后时期大和朝廷政治形势的反映，而不是什么古老的传承。至于《古事记》，作者更持伪作说，主张是平安初期的人根据《日本书纪》伪造的（按在日本学界属于非主流学说），到江户时代经过大学者、国学家本居宣长的发掘、研究与宣传，才被说成是由和文体写成的比汉文的《日本书纪》更能反映古代日本人心声的圣典。冈田还指出，著名的“天孙降临”（即天照大神派她的孙子由高天原降临统治人间）神话，本来是为了说明天皇家与大陆无关，是独自起源的。然而到了近代以后，受到欧洲理性主义思想的影响，学者们纷纷认为其中包含着关于日本民族起源的重要信息，从“高天原”降临也就意味着从大陆来，于是展开了形形色色的“寻找高天原”的研究（其中最为著名者如江上波夫的“骑马民族国家”说，风靡一世，至今仍影响着日本人对蒙古的亲近感）。冈田认为，这类学说大多都是捕风捉影，曲为其说，并无充足的根据，是在创造新的神话。除了日本的神话以外，作者还举了《蒙古秘史》和朝鲜的檀君神话的例子，总之作者的主张是，神话反映的是其创作时期的状况，甚至完全是神话创作者的想象，从中寻找远古历史的踪迹是徒劳的。这和历史学界普遍的喜欢从神话中发掘古史的蛛丝马迹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遑论冈田所涉及的记纪神话，不仅为日本上古史研究者们所重视，在战前更曾被视作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神话，也是所谓“皇国史观”的基础，至今也为右翼论客、保守学者们津津乐道。这一点上冈田倒的确是发扬了津田左右吉以来的疑古传统，而与其日本主义的右翼立场显得颇为矛盾。不过从另一个方面说，作者所强调的天武天皇时代创建“日本”的神话与认同，割断与大陆的联系，精神“锁国”等等，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冈田版的日本神话，而且与对一些愿意从记纪中发掘上古日本与大陆联系的做法相比（当然其中可能包含的“亚细亚主义”的内涵未必不可以是右翼的），强调割断与大陆联系乃至以“反中”为国是的冈田版神话，或许是更加日本主义的。

        第三部分“现代史的把握方法”主要讨论了历史分期问题和民族国家与现代史的问题。首先，冈田大大发挥其右翼学者的面目，猛烈抨击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认为是“在思考怎样把握现代史时，最大的障碍”（141页）。他认为唯物史观的历史分期理论完全是非现实的，空想的历史观，是进化论影响下的产物，共产主义社会的观念则是基督教中琐罗亚斯德教的善恶对立与末世观念的产物，“与其说是思想不如说是情绪”。冈田认为历史没有什么发展方向可言，只是为了把握历史，不得不把它说成有一定方向的故事。他认可的时代区分，只有两分法，即“过去”与“现在”，“古代”与“现代”这样的区分，至于怎样划分古代现代，冈田只说依据史料范围与历史叙述的范围而不同。其实冈田的分期方法颇为暧昧，“与其说是思想不如说是情绪”。同时，冈田还强调，历史绝对不能加入价值判断，无论是道德的还是功利的。因为价值判断只对历史的当事人有意义，没有普遍性，历史学者的任务，只是搞清楚“历史事实”。这一点倒是一部分保守历史学者的常套言论，盖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历史事实难以否认，于是就干脆否认历史中有价值判断这回事，这样自然只剩下“历史事实”，“无所谓善也无所谓恶”了。冈田也非常明确的说，如果说和平是善战争是恶，那么战争只有一方是打不起来的，双方无论侵略还是自卫都应该同罪；如果把战争中攻击一方当作加害者是恶，应战一方当作被害者是善，就会陷入谁先开第一枪的争论，“只会搞成法庭辩论和政治宣传，成不了历史叙述”（152页）。这一类议论，真可谓“与其说是思想不如说是情绪”了。

        不过冈田的特色，倒不在这类议论。他指出，不使用发展阶段论这类的方法，也可以作出历史时代区分。比如他举出了自己在《世界史的诞生》一书中所提出的世界史的起源的理论。冈田主张，世界史起源于蒙古帝国，其理由有四：第一，蒙古帝国连接了中国文明和地中海文明这两大素来没有联系的“历史文明”；第二，蒙古帝国统一了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后来整个亚洲、东欧乃至北非的各个民族国家，都可以看作是蒙古帝国的后继政权；第三，元帝国继承、传播了金朝产生的，冈田认为是“资本主义”的经济，盖金元帝国建立了世界最早的不兑换纸币制度，并取得了成功，由是产生了资本主义的基础——信用，并随着蒙古帝国的扩张传播开来，影响了欧洲；第四，蒙古帝国独占了亚欧大陆的贸易权，促使亚欧大陆边缘的欧洲人和日本人寻找新的贸易路线，走向海洋扩张，从而开始了历史主角由大陆帝国到海洋帝国的世界史大转变。这一番议论，不得不说是来自冈田精深研究的独得之见。

        冈田认为，自蒙古帝国起的时代，可以算作世界史的古代。而世界史的现代，则要从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两大革命，发明民族国家这一现代世界的基本构成单位开始。冈田指出，自从民族国家出现起，世界发生了根本改变。在此之前，世界上只存在各个君主各自的领地和自治都市。君主的领地往往不相连贯，也无所谓国家。而到民族国家创建以后，产生了领土连贯的国家，产生了民主政治，“人民”夺取了君主的财产，形成了统一的民族文字和语言。最为重要的是，民族国家产生国民军制度，与传统君主的雇佣军相比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从而造成了不成为民族国家就无法在世上立足的局面。作者认为，立宪君主制就是君主国想变成民族国家的产物。在这里，冈田自然不忘给天皇制唱一曲忠诚的赞歌。他指出，君主制所传承的，是君主的人格，君主的人格相续，代表着民族国家，具有共和制所不具有的持续性，“今上陛下的御体中，有着从神话的神武天皇算起一百二十四代，从第一代真正的天皇天智天皇算起也有到昭和天皇为止的八十七代天皇的人格”，“如果天皇陛下展现他的形象，那就是日本历史本身”（182页）。

        冈田又说，日本从明治维新以后，顺利走上了民族国家化的道路。这是因为日本有着诸多有利的条件，如日本四面环海，边界清晰；日本国民的范围也很清楚，并且一直坚持锁国。至于中国，冈田则认为不同历史时期其内涵完全不同，成为民族国家是十分晚近的事，并且完全是甲午战争战败以后努力学习日本的结果。这里，冈田终于发挥起了其得意的，影响深远的“满清非中国论”，他说“清朝不是中国，是满洲人的帝国”，“清朝皇帝以一人身兼满洲人的部族会议议长、蒙古人的大汗、汉人的皇帝、西藏佛教的最高施主和东突厥斯坦伊斯兰教徒的保护者五种角色，是一种共主联合”（191页），由此对中国的民族国家建构大发议论，说满洲（中国东北）、新疆、西藏均非中国领土，现代中国在强迫西藏人成为汉人云云（冈田不知道现代中国有“少数民族”这一说，其“不勉强”程度未免令人惊讶）。并说中国一直在模仿日本想成为民族国家，但因为历史原因永远成为不了。近来关于新清史的政治性问题的讨论十分繁荣，从新清史的老师冈田的思想这里，或许能为讨论提供一点旁证吧。

        最后，冈田说，民族国家并非历史的终点，而有着种种局限，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民族国家需要被超越也正在被超越。由民族国家立场叙述的历史，只能是“坏历史”，没有普遍性的历史，而写作“好历史”的立场，应该是超越民族国家的，普遍的个人的立场，这样的历史，才有说服力。这倒是一个非常通达的结论，至于从冈田的政治立场和学术思想来看，他本人多大程度符合这种理想，恐怕就不能不令人感到疑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