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隆平弟子谈转基因：最担忧国外公司对中国种子转基因

        发展分子育种，是21世纪世界种业的共识。这也是种子企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标识。

        世界种业研究已从传统的常规育种技术，进入依靠生物技术育种的阶段，提出了“向生物技术要产量”的口号。中国种业正在传统育种基础上，开始充分利用常规育种资源，结合生物技术手段，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品种。

        何谓分子育种？

        分子育种，就是将基因工程应用于育种工作中，通过基因导入，从而培育出符合一定要求的新品种的育种方法。

        它是按照人们的愿望，进行严密的设计，通过体外DNA重组技术和DNA转移技术，有目的地改造生物种性，使现有物种在短时间内趋于完善，以创造出新的生物类型的技术体系，亦即基因工程。

        它与杂交育种有什么不同？杂交育种是在基本尊重自然界生物遗传规律基础上的、比较保守的育种手段，不会让物种基因在动物、植物、微生物、病毒等生物界之间“跨界”交叉进行。

        分子育种则可以根据需要，实现“跨界”。跨界，这就是人们一直最担忧的地方。

        在水稻生物技术研究方面，中国站在世界的前列。

        2001年，中国科学家成功地完成并公布了世界上第一张籼稻全基因组物理图谱，这种数据浩繁、复杂的测序工作的完成,证明中国已拥有很高的生物信息学研究水平。这一成果被誉为“水稻领域的具有最重要意义的里程碑”，对“新世界人类健康与生存具有全球性的影响”。

        从此，水稻功能基因组成的DNA序列与功能研究，被列入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和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

        2004年，中国水稻所提出水稻基因设计育种的概念——在水稻全基因组测序完成后，在主要农艺性状基因功能明确的基础上，通过有利基因的剪切、聚合，培育在产量、米质和抗性等方面有突破的超级稻新品种。

        据媒体报道：目前，中国在转基因棉花研究中所具有的独立知识产权仅次于美国。在水稻方面，中国申请的专利占转基因水稻领域专利总量约40%。应用水稻转基因技术育成的转基因水稻，如转基因克螟稻、抗稻瘟病转基因稻、抗除草剂转基因杂交稻等，已进入田间释放和环境安全评估阶段。水稻遥感估产模型和水稻主要病虫害计算机预测等信息技术，已在生产中应用。

        有报道这样描述近年全球转基因的应用状况：

        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ISAAA）的最新报告显示，全球转基因作物面积美国仍在迅速增长。美国仍是转基因作物技术的主要支持者，通过全球的应用推广，2011年全球29个国家1670万户农民种植转基因作物，总面积达16000万公顷，农民数量和种植面积均较上年增长8%。转基因技术已被美国农民广泛接受，并越来越受到巴西、阿根廷、中国、印度等国农民的欢迎。

        目前，美国拥有转基因玉米、大豆、棉花、油菜、甜菜、苜蓿、木瓜和南瓜，是全球最大的转基因作物种植国家，巴西、阿根廷紧随其后，主要种植转基因大豆、玉米和棉花。2011年，美国转基因作物种植总面积达6900万公顷；巴西与阿根廷种植总面积分别是3030万公顷和2370万公顷；印度转基因棉花面积达1060万公顷；加拿大油菜籽、玉米、大豆和甜菜种植面积达1040万公顷；中国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达390万公顷。

        据ISAAA创始人兼主席Clive James博士介绍，尽管欧洲对转基因技术存在高度分歧，但其中西班牙、葡萄牙、捷克、波兰、斯洛文尼亚、罗马尼亚等六国种植面积增长迅速，转基因玉米种植总面积从2010年的23297公顷增至2011年的114490公顷。

        另外，如日本这样本国不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国家，也允许进口转基因作物产品用于食品与饲料。该组织估计，2011年，仅转基因种子全球价值就达132亿美元，而转基因玉米、大豆和棉花等产品创造的商业价值则超过1600亿美元。

        有消息称，2013年，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比上年增加500万公顷，其中中国种植面积位居世界第六。

        李继明，袁隆平的研究生和秘书，1996年去美国康奈尔大学攻读遗传育种学博士。其后，在美国杜邦先锋种业工作9年。李继明在国外辗转18年，如今又回到湖南。目前，正在与三位“海归”育种专家共同组建中国第一家水稻生物育种有限公司——华智水稻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任技术总监。

        “我们正在打造一个水稻分子育种平台。”李继明称，近3年，中国农业部真正看清了中外种业的差距在哪里，于是有了建立分子育种平台的想法。玉米育种平台在北京；虽然深圳、安徽都在争水稻育种平台，但最后还是落户长沙。“中国种业企业那么多，为什么做不大？”李继明说，“事实上，我们许多种业企业做的是常规育种，技术含量不高，所以竞争优势就很小。分子育种不同，不是凭个人的经验去选种，人家在实验室就能把新基因从种子或稻草杆子里找到（DNA），不用再到田里去。成本更低，速度更快，效果更精确。”

        转基因的应用已经势不可挡。

        面对民众对于转基因持续高亢的质疑，李继明认为，事关食品和国家安全，任何国家都是慎重的。

        2012年2月21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在其官方网站公布了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粮食局会同有关部门起草的《粮食法征求意见稿》。其中第十二条特别提出，转基因粮食种子的科研、试验、生产、销售、进出口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在主要粮食品种上应用转基因技术。

        中国在分子育种生物技术上的宣传、教育不够，国民对转基因一知半解，以至造成误读。表现在：其一，民众泛政治化情绪强烈。以敌对思维，妄自揣测发达国家“基因战”背后必有灭绝人种等罪恶目的。其二，妖魔化转基因。对政府政策，以及专家、学者的声音，采取无视、不可信、全面质疑的态度，甚至断章取义地横加指责。

        李继明说：“袁老师对转基因水稻一直坚持‘科研应积极，使用应慎重’，这应该成为举国上下的共识。”

        李继明坦言：“从美国回来后，我也和袁老师谈到过一些跟他相关的社会言论。他说‘那个管他干什么，反正一辈子是这么过来的，历史就是历史’。袁老师十分淡定，因为他问心无愧。”

        “美国人没那么可怕，转基因更没有那么可怕。”李继明相信人们会慢慢理解、接受转基因，“美国农业部药物检验局相当具有权威性。他们检测过的东西，美国人没有不放心的。”

        李继明这样简短地解读水稻转基因：自然界的各类植物，因为风火雷电、自然灾害等原因，体内基因都有产生变异的可能。育种专家如果能把有益的变异株选育出来，则有希望得到一个比原品种要优秀的后代。水稻三系配套（杂交）的成功，就是一个实例。而水稻转基因，实际上也是一种杂交，并且是一种目标非常明确的杂交。如，科学家设定的目标是抗螟虫的新品种，便在其他植物、动物或昆虫体内找到有这样功能的基因，将其分离出来，用基因枪将目标基因嵌合或是嫁接到水稻的DNA上，通过若干代的选育和稳定，最终得到一个含有目标基因的品种。

        人们担心转基因食品中转进去的那个基因，会不会跟人的基因结合而致畸、致癌、致突变等等。这样想是无视一个基本的科学道理：人只是吃进食物，不可能与食物里的基因重组。

        如同每天食用的食品中有鸡、鸭、鱼、猪、牛肉等一样，人类吃进了无数的鸡、鸭、鱼、猪、牛的基因，但人们并不会变成和这些肉类的结合体；萝卜吃得再多，人也不会长萝卜腿，天天吃鱼，也不会变出鱼眼睛来，人吃鸡也不可能长出鸡翅膀。

        李继明作为专业人士，认为一切回避和谩骂，毫无意义。自己只能坦然面对，力争用自己的努力，不断选育出属于独立知识产权的好品种。

        “我们最担忧的是国外大公司，他们广泛搜集了我国各类作物的种质资源，并对其进行转基因和分子标记。”李继明说：“这样的话，我国的育种家以后如果要用这些材料进行科研和新品种选育，就得向他们支付巨额的知识产权费用，一旦种业市场、种质资源被外国大公司控制，国家的粮食安全就会真正受到威胁。”

        “因为人家的成绩已经摆在那儿。”李继明说。

        “如美国先锋公司利用转基因技术，已开发并推广了抗虫(Bt)、抗除草剂(Bar)的转基因农作物，效益相当好。全球转基因种子的价值从2000年的20亿美元(占商业种子的6.7%)，增长到2010年的200亿美元(占商业种子的40%以上)。”

        数据显示，从1996年第一个转基因种子实现商业化种植，到2012年，全球转基因作物面积增长了100倍，28个国家共种植了1703亿公顷。

        人世之惑，利弊俱在。

        如果说趋利避害是人的秉性，那么，两害相权取其轻，则是人的无奈。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人类在战乱后，为了让赖以生存的粮食增产增收，毅然选择使用化肥、农药；为了国力强大，免受欺侮，（国与国之间）彼此争相开山挖矿、建城办厂；为了聚集财富、世代荣昌，（人与人之间）毫无理智地参杂使假、欺蒙拐骗，甚至以制造毒食牟利……

        结果呢，空气污染，农产品农药残留，水、土、食物重金属含量超标，各种怪病四起，道德人伦丧尽……

        这一个个恐怖的杀手，有形的杀手，身边无处不在的杀手，时刻都在体内奔突的杀手，人类居然都十分大度地让它们挥手而过！

        可是，今天，一个毒、副作用并不明显、尚待长久观察，有可能造福人类的转基因，为什么如此风声鹤唳，让人们害怕得如同惊弓之鸟？在中国，转基因难道真的需要人们同仇敌忾，赶尽杀绝？

        2月1日，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在万余字的长文中，“加强农业转基因生物技术研究、安全管理、科学普及”21个字引人关注。转基因科普写入一号文件，意味着中央政府认识到了普及转基因知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转基因科普从此上升到国家层面。

        当前怀疑转基因的公众仍占多数。在一些反对者看来，中央提出转基因科普似乎是为转基因产业化服务的。尤其是中央确定了转基因产业化从周边作物、非主粮到主粮三步走的战略后，科普是否会避重就轻，只强调转基因的好处而忽略风险呢？

        “有如此质疑并不奇怪，但不必过虑。中国的转基因科普，更多的应该是对过去‘妖魔化转基因’的拨乱反正。转基因作为一项技术是中立的，对技术的评价要看具体应用，对其收益和风险的评估也要讲证据和逻辑，并没有什么可‘作弊’的。”李继明说。

        对于公众来说，放下“成见”，理性看待转基因，或许更为有益。再说了，即使不谈产业化，转基因作为一项前沿科技，围绕它的各种辨析、思考也是非常有趣的，至少可以开拓思维、启迪智慧。

        （本文摘自《稻可道》一书，中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