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背后的中国急速老龄化，且看老龄先驱日本怎么做

老龄化社会到来的不幸先声

        最近一个多月来，中国社会接连发生数起灾难性事故，比如，5月15日陕西淳化县旅游大巴坠涯、5月25日河南鲁山县老年公寓发生火灾以及6月1日湖北监利县长江水道发生游轮翻沉事故。这些事故因造成了惨重的生命损失，触发了人们的责任追究意识以及相应的安全意识。毋庸说，这些以惨痛的代价获得的意识与教训若能得到持续而深刻的讨论，将有助于中国社会的进步，并给人们带来新的希望；这一点，我们姑且不论。

        这几个起事故有一个共同点，或许已经引发了人们的注意——事故的遇难者大多数为老年人。这种共性虽然非常不幸，但却将我们正在面临的一个整体性的问题，即社会的急速老龄化问题揭示了出来。从现状来看，目前关于这些事故的反思中相对脱落的问题是，这个数量巨大的群体的生活方式如何？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面临哪些共同的问题？他们的生活状态与社会整体结构有着怎样的关系？这些问题实质上与所有成员有关，我们有必要从中国社会的人口结构与观念的角度谈起。

        众所周知，早在1999年，中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率就已经达到了7%，正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联合国制定的标准）。2005年，这一比率上升到7.5%；根据预测，这一数字将在2030年超过14%，意味着届时中国将成为“老龄社会”。同样的推算表明，到2050年时，老龄化比率将达到26.1%，即每4人中就有1位65岁以上的老年人。这些预测数值表明了一个显著的事实：中国正在经历急速的老龄化过程。正因如此，最近数年间，有关人口与计生关系问题的公开讨论，得到了解禁，正在成为公共政策领域的一个重要话题。

        学术界一般认为，中国社会的急速老龄化现象与1980年代以来实行的强大的出生限制政策有关。因此，作为当下问题的对策，涉及城市户籍人口的相关出生政策正在得到稳步的调整。那么，相关政策是否能达到预期的目标？事实上，由于出生率与家庭的经济收入在某一范围内基本上呈现出负相关，生活越变得富足，夫妇生育的欲望就越低。这是在全世界可观察到的人类普遍的经验，中国大城市的出生率也正在忠实地呈现这一经验规律。如同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我国的香港与台湾地区等所采取的奖励生育的政策结果所显示的一样，这些面临同样问题的社会，并未找到有效的政策的手段。

        在众多的分析中，这种“少生少死”现象带来的经济发展上的问题，成为关注的焦点。比如，适龄劳动力人口的减少，将对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成长率带来非常大的影响；同时，老龄化将导致国内储蓄降低，相应地国内投资率也将逐步钝化，从而也会影响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加，需要公共财政支出的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费用部分将急速增大，将成为严重的财政负担。与欧美日等国家相比，中国在经济发展途中就出现了发达国家所面临的问题，这被人口学家形象地称为“未富先老”（参照小峰隆夫编：《超长期预测 衰老的亚洲》，日本经济新闻出版社，2007年，第145-152页；另参照顾宝昌等编：《21世纪中国生育政策论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上述关于中国老龄社会到来的分析、论述与预测，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中国今后十数年乃至数十年经济发展可能遇到的不利因素。不过，这种基于经济发展视角的看法，这种过于关注出生率与人口总量的讨论，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如下重要的问题，即，被频繁指涉的“老年人”究竟是怎样的群体，“老龄（化）社会”以及“老年生活”意味着一种怎样的生活。面对这些并非不言自明的问题，读者自然会展开某种想象与思考。这是基于人性使然——如同春去秋来、花开花落一般，人生有其固有的四季，所有人都是或潜在或实际的老年人。上面提及的事关老年的问题，或早或迟，都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尽管如此，我们尚缺乏关于上述问题的深入而细致的讨论。比如，在当下的言论空间中，这些问题由于被简化为“养老靠谁”的问题，造成了对真正问题的不当替换。其实，与“养老”这个不恰当的说法相比，“老年生活”、“老后生活”或“晚年生活”，才是恰如其分的表现方式。这是因为，人生四季之最后一季的生命状态，实则由多种要素共同决定；其中，涉及再分配的养老金制度、医疗保障制度、家庭形态与家庭文化、关于老年人的社会观念、社会生产的制度与实际水准、社会人口的整体构成等，都在发挥着实质性的影响。

        在老年生活的保障方面，“先进”（率先进入老龄化社会）的经济发达社会已经有了较长时间的摸索与实践。这里，我们不妨略微关注一下日本社会关于此问题的经验。

作为老龄社会先驱的日本的探索

        日本政府在2005年进行的人口调查表明，日本从这一年开始进入总人口减少的时代。这一年日本的老龄化率达到了20.1%，位居发达国家之首。2012年，日本老龄化率最高的秋田县，已经达到了31.6%。2015年，老年人与生产年龄人口（15-64岁）比例达到了1：2.3。据此，日本相关学术机构预测，2050年时日本人口将比现在减少三千万人，维持在九千万左右。与这些抽象的数字相比，日本一些领域随处可见的中老年人身影——诸如出租车司机、大商场的服务员等，则实实在在地显示着日本的老龄社会的现状。

        在当下的日本，老龄化问题与出生率的过度低下一同被称为“少子化高龄社会”。不过，“少子化”问题被建构为社会问题，仅仅发生在最近十数年间。根据调查数据，2005年日本社会的合计特殊出生率（即女性一生所生育的孩子数目，简称“出生率”）为1.26，更新了出生率的最低值。在大城市、比如东京都的若干个区，这个数值已经不足0.8。在人口学上，出生率低于2.08就被视为总人口数将开始减少。日本自1974年达到这一数值以来，出生率持续降低。这一现象正是社会经济发达化的一种必然归结。2000年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30岁前半的男性未婚率达到了42.9%，女性达到了26.6%；而男性终生未婚率也高达12.6%。

        出于未雨绸缪的考虑，在此期间，日本先后制定了《育儿产假法》、《儿童福利法》、《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等法律。在2005年日本举行的国会选举中，所有政党均在各自的竞选纲领中提出了“少子化对策”方案，提高出生率问题一举成为重要的政治议题。结果，在大选结束后，“儿童津贴”发放年限的延长、“生育津贴”的给付、产假期间薪资的提高等，得到了相应的落实。如今，日本学术界正围绕“育儿津贴”的可行性，展开各种讨论。这一方案因涉及个人自由与社会存续关联的问题，论争非常激烈。日本这种对出生率问题的关注，对应的正是社会的急速老龄化问题。

        与这种议题化与法律化的生育问题相对，日本对老年问题的关注焦点则指向老年人整全的生活问题。这种努力具体表现为体现在“生活意义”与“保持健康”两个方面的“成功晚年”（successful aging）这一概念上。具体来说，男性与女性要分别超过日本的平均寿命（2012年，二者的数值分别是79.94岁与86.41岁），健康（血糖值与血压值不高），生活能够自立，并且有满足感（即感觉生活富有意义）。此外，与他人的多种联系也成为这种成功生活的一种指标。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政府的主要工作也着眼于“生活自立支援”、“生活意义对策”与“保持健康”三个方面。

        事实上，早在1990年代中期，日本以及同期的其他发达国家就已突破了此前关于老年人的固定观念，或者说是“老年人神话”。这种固定观念可归纳为如下六点：（1）衰老由年龄决定；（2）高龄影响健康；（3）老年人无法工作；（4）老年人的头脑不如年轻人敏锐；（5）老年人的生活都是一样；（6）老年人与恋爱和性无缘。在这些观念中，除了第4点得到多数老年人承认外，其他观念或者说“标签”均遭到了多数当事者的否认（参照金子勇：《少子化高龄社会》，NHK选书，2006年，第93-103页）。换句话说，随着社会与经济生活的变迁，人们需要破除旧有的成见，重新建构老年人的生活世界的观念。

        日本内阁府针对老年人进行的调查，提供了详实的统计数据支持，这里略举两例。在工作方面年，2013年，有高达76.5%的退休人员（法定为60岁）得到了继续雇用。2012年，65-69岁以上的老人有49%处于就业状态，占全体劳动人口的9.9%，亦即每10名劳动者中就有1名老年人。针对参加工作的意欲调查，65岁以上的老年人中，分别表示要工作到70岁、75岁以及76岁以上的人，合计占全体的50.4%。另外，关于老年人生活方式的调查数据显示，2013年60岁以上的人群中，有61%的老年人参加了社团活动；活动内容以“健康与体育”、“业余兴趣”和“社区活动”为主。在参加活动的意义项目上，回答“结交了新朋友”、“感到生活很充实”和“对健康和体力感到了自信”的老年人占据了前三位。此外，无论是60岁还是70岁以上的老年人，均有一半以上的人回答参与了某种学习活动，即“生涯学习”。

        无需说，调查显示的结果与最近十余年间日本政府采取的相关政策，有着相辅相成的关系。比如，2012年，日本政府推算全国有462万老年人患有“认知症”（即“阿尔茨海默症”，表现为记忆、语言、认知等方面的某种障碍）。为此，日本政府实行了“认知症施策推进五年计划”，简称“橙色方案”。在内阁府介绍的一家名为“石藏咖啡馆”的实践中，老年认知症患者、家属、当地居民与专职人员共同参与其中，每月展开两次共同制作午餐等交流活动。在活动中，相关当事人可以展开活动，从而促进了患者间、患者家属间等的交流。另外，当地的自愿者团体也会定期到场，进行音乐演奏等活动。显然，这样的举措有利于提高老年人及其看护家属的生活质量。

        作为具体的“社会护理保险”政策，日本政府针对老年人“生活自力支援”诉求与需求，具体设定了“需要支援”的两种情形与“需要护理”的五种级别，尽可能做到细致的对应。2012年，社会保障费用支出总额的67.2%，用于了这些“护理”、“养老金”等与老年人有关联的项目。其实，日本最初实施的《老年人福利法》（1973年），对老年人实行免费医疗。但由于财政负担的急剧增大，1982年开始实施的《老年人保健法》在终止免费医疗的同时，制定了75岁以上（或65-75岁老年人中有身体残疾者）实行自费10%的诊疗制度（其余6周岁以上的国民的自费额度为30%）。经过半个世纪以上的摸索与运作，日本基本上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国民保险制度。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日本在涉及65岁以上老年人安全的问题方面，统计表明有77%的（包括各种情形的）事故发生在家中。紧接其后的事故发生地点，诸如“一般道路”、“民间设施”、“海、山与河流”等，仅占很小的比例。同样值得一提的是，自2000年以来，日本每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持续下降，但其中的老年人的比例，则一直居高不下。比如在2013年，交通事故造成全国4373人死亡，其中65岁以上老年人人数为2303人。这种高达52.7%的比例，将老年人的交通安全问题凸显了出来。

        另外，在日本全国发生的涉及金钱诈骗案件方面，受害者的80%以上为60岁以上的老年人。这说明不法犯罪团体将目光转向了老年人群体，各种形式的诈骗成为老年人财产安全的首要威胁。为此，日本社会制定了相应的旨在保护老年人安全的措施。当然，另一方面，日本企业也发现了各种商机，纷纷开发了各种适用于老年人的食品、药品与各种日常生活用品。

暮年晚景的社会意义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文明的进步，近代以来包括教会、国家在内的各种权力正在退出对个体生命与生活的直接控制（参照勒纳乌尔、瓦朗蒂：《不存在的孩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人口问题逐渐回归为人类生活的自然问题。在这一文明化的进程中，儿童与老年人的“权利”先后得到了发现与建构，逐渐成为当今世界普遍关注的问题。这种关注显然进一步促进了文明的发展。

        比如，在今日经济发达国家的相关论争议题中，“福利国家危机”一再被提及。实际上，论争的当事者多将“福利国家危机”等同于“自由放任型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的胜利”，而后面的这个空洞的说法只是一种话语和意识形态策略，在社会政策上几乎不具有任何实在的意义。这是因为，一方面社会经济的发展，毕竟要最终落实为全体国民所享受的实质性福利的增长上；另一方面，政府在经济发达国家中早已转换为服务型的角色，仅仅是多元主体中的一员，在福利问题上不再扮演决定性的角色。依据福利国家发展的现状，我们可以说，一个社会对待老年人的方式，实际上意味着它的文明发展水平。

        我们知道，中国社会最近数十年来已然超越了“人生七十古来稀”的历史经验，平均预期寿命已超过了70岁；而前面提到的日本因其83岁的平均寿命，已然公开倡导“人生九十年”的观念。这种变化与新观念的出现意味着，个体与社会要在这个寿命期望值下，建构新的生活样式与生活理念。本文略述的“老龄（化）社会”问题与“晚年生活”问题，正是对这一观念的回应。

        有必要再次强调的是，社会的急速老龄化对于我们而言还是相对新的经验，需要包括政策制定者、学者在内的全体国民的共同面对这一问题。老年人的生活方式与状态，对社会的主要影响并非仅仅是经济学视角下的人口与养老问题；它关乎民风民德、动乎人心人情，是涉及社会自身存续的根本问题。就此而言，如何激发国民对这一问题的热情与责任感，共同建设更为公正、安全、有意义的社会，实属我们面临的紧迫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