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台湾社会还没有进化到文化公民的阶段

在季风书园的彭怡平新书分享会。 澎湃新闻记者 高剑平 实习生 周游 图

        彭怡平是个很难被定义的人。她在台大读历史，巴黎读电影，学很多门外语，写作、摄影、旅行、策展、拍纪录片，关注电影与美食。最近她做的“女人的房间”纪录片，跨界得“更不像话”。她说自己有偏执狂，知其不可而为之，执著于以自己的方式，带着年轻人去了解文化与艺术，去看外面的世界，“做得挺开心的”——她说自己不信教，“但我相信只有傻子才能进天堂”。她的新书《米其林大厨》，正好把她所喜欢的法国文化、美食和摄影融为一体。

        台湾媒体不知道怎么称呼彭怡平，干脆叫她“艺术家”。她自己，则希望通过这样的行为，来弥补一些社会的不足。她认为，一个正常的社会，人人都应是文化公民。台湾社会还没有进化到文化公民的阶段。

        澎湃新闻：您一开始是怎么想到去法国留学的？

        彭怡平：我留学法国就是因为一颗苹果。当时曲德益——他现在是关渡美术馆的馆长——在“国父纪念馆”旁开了家咖啡馆，他用一颗苹果做了热腾腾的苹果派，调了一杯非常好喝的鸡尾酒。我还是大四学生，去哪个国家还举棋不定。我还记得问他：“法国有多少用苹果做的料理？”他回答我说：“三百多种。”我就非常震惊，想这个国家的文化一定非常细腻。于是毫不犹豫地就留法了。我为什么这么在意饮食？不是因为特别想要吃法国菜，（而是）因为从里面可以学到非常不一般的东西，细腻到尖端。我一到法国就去看跳蚤市场，看他们怎么摆摊，摊上有什么东西。当时我的法文就已经很好了，可以直接和他们沟通。

        澎湃新闻：您的法文是怎么学的？

        彭怡平：我都是在台湾学的。其实我学语言没什么诀窍，因为当时的学校都很烂，老师都很懒。我那个法文老师特别的法国，课都爱上不上的。每次我打电话叫老师来上课，他都一副吓死了的样子，“怡平，我这次真的生病了，没有骗你”。我算是个蛮主动的学生了，会读很多法文小说，看很多法国电影，算是通过一些周边的东西，触类旁通地学会了。学其他外文，像拉丁文，也都靠自学。

        澎湃新闻：您到法国，是在巴黎索尔本第一大学读的电影专业，能谈谈当时的情景吗？

        彭怡平：我的入学考试是在巴黎一大一个两百多人的阶梯教室，题目一发下来，好多人都不会写：法国的实验电影。一般考电影学院的学生都是学名门正派的东西，我看的东西又杂又偏门，一看这个题目就乐了，下笔如有神。那一年，我是唯一一个考中的亚洲学生。其实是法国用它独特的方式选择了我，不是我选择了法国。我在法国既不想家，也非常的快乐，比在台湾快乐一百倍一千倍。法国大学非常自由，再也看不到台大那种抄笔记，所有学生都非常慵懒，会问一些很奇怪的问题。而且很重要的一个东西是，大学没有围墙。我觉得太棒了，一上完课，走出教室就是社会。它鼓励大学不和社会脱节。我的所有老师都是不同领域的学术权威，比如埃里克·侯麦。我刚上他的课的时候非常兴奋：这可是侯麦耶！可是法国的学生都不怎么鸟他，因为他说话很慢。而我看到了，一个导演怎么用很少的一百万拍出很棒的电影。我现在办展也是要灯光、场地、人员都要投入最小，我一直寻求用想象力代替预算不足，太多预算反而限制我的发展。这是法国新浪潮电影的习惯，对我影响也很大。像楚浮（编者按：即特吕弗）和高达（编者按：即戈达尔）后来分道扬镳，就是因为高达越拍越贵。

        澎湃新闻：法国教育对您的影响真的很大。

        彭怡平：法国很多艺术家都是从一而终，一直走他自己要走的路，非常忠于自己的内心。台湾的教育训练出来的小孩都像变色龙一样，这样经过几十年，你再去看就很恐怖。我现在回看我的高中同学，就像看到我妈那一代人一样，精神状态非常的老，他达到某种社会地位的同时，也摧毁了自身的很多东西。可能我自己也比较特殊吧，我的父亲现在还是常常对我讲：“小平，我真觉得你是抱来的。”我和家里其他小孩都不一样。我先生也喜欢讲我是抱来的。我的父亲最开始也是按照他自己的想法教育我妹妹，后来他就会抱怨我的妹妹，说她没主见。其实还不是因为大人希望孩子走他希望走的路。所以再说回到法国，我写的《米其林大厨》也好，其他什么书也好，其实都是无心插柳的结果，并不是刻意要去表达法国怎么样。我觉得法国某个东西，台湾没有，大陆没有，那么我就要把它写成书。我是想要通过书籍这种最古老的方式寻找知音。

        澎湃新闻：您是怎么采访这些米其林大厨的？

        彭怡平：我采访了四十多位大厨。其实也不是采访，我有我自己的方式。他们常常以为我是米其林的秘密试吃员。我一个人去，常常对着菜肴自言自语，做很多笔记，觉得有问题还是把经理叫过来当场批评。这些大厨其实脾气非常古怪，他们通常不会和食客有来往，也很讨厌记者，他们觉得记者都不懂厨艺，性格很傲慢。有位大厨听说记者来了，拔出枪来就要追记者。每个大厨的性格不一样，对料理的理念也不一样，我的目的就是通过和他们沟通，找到他们想说的话。我其实就是一个解答秘密的人。后来不少大厨和我成了好朋友，我看到的不仅是他们的餐厅，更看到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怎样去构思、去选择。他们也乐意请我去试吃，我觉得自己好像料理的化学分析师一样，可以很快地把某个料理的好处坏处、需要拿掉什么、需要增加什么说出来。

        澎湃新闻：您平时下厨吗？

        彭怡平：会啊。老公第一次吃完我做的料理之后，觉得我是一个贤妻良母，后来发现我不常做，变得非常沮丧。我大概天生就擅长对味觉的搜索。因为我有一个非常不会做菜的妈妈，她一做菜，我就想尽办法不要在家吃这一餐。当然，她会很沮丧，但是我爸会留下来。我爸是一个很喜欢给孩子做料理的人。他是外科医生，非常忙，但是周末他在家的时候，我会把自己在外面吃到的东西讲给他听，用什么食材，什么味道，怎么做。所以其实我从小就在分析料理了。

        澎湃新闻：您和法国大厨沟通的方式就像和您父亲一样。

        彭怡平：对。其实非常简单。有些味觉的新经验也是我不知道的，我会去不断地研究菜单。法式菜单很好看，里面有很多秘密，我会想办法从里面找到一种思维模式。我很喜欢搜集全球各地的菜单。法国有一个米其林三星大厨叫亚伦·松德汉斯，他跟我一样，他有一间密室，是一个圆形的房间，里面挂满了全世界各地他最尊重的大厨的菜单。这简直是他神圣的殿堂。

        澎湃新闻：除了收藏美食菜单，您会关注这方面的书籍和电影吗？

        彭怡平：会啊。比如《味觉的生理学》，我简直爱死它了。我的博士论文的主题就是美食和电影。写完论文之后，我的教授有一年没上课，他也跑去写书了。我的博士论文翻译成中文，再修改一下，就成了我的饮食三部曲的第三部。阅读对我来说太重要了，不光是美食的书。我最近在读波兰女诗人辛波斯卡，太美了，我简直遇见知己了。我还喜欢奥地利作家彼得·汉德克的《骂观众》，让我觉得非常具有反叛性。我也很喜欢大江健三郎。我喜欢的可多了，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我也很喜欢读哲学，东西方的都喜欢。历史就更不用说了。它们都有一个共性：优雅。有的作家刻意追求粗糙，觉得代表生命的活力，我觉得你可以选择粗糙，但是粗糙里面也要有细致的东西。电影的话，我看得真的很杂，最近在看瑞典导演洛伊·安德森的人生三部曲，我非常迷这个电影，觉得太好玩了。很多人在电影院里会看睡着，我却看得津津有味，这个导演到了七八十岁还可以这样去调侃人生，用影像讲这样一个故事。

彼得·汉德克的《骂观众》。        澎湃新闻：台湾媒体似乎对您的跨界感到很头疼，又是写书，又是摄影，还拍纪录片，还办展览，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定义您的这些行为。

        彭怡平：所以他们都叫我“艺术家”。我是希望通过自己的行为，在某些方面弥补台湾社会的不足。台湾社会现在还没有进步到文化公民阶段，文化方面这是最有待进步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刺激大量年轻人去创作。我现在还在成立一个文化基金会，我死之前身上绝对不可以有任何一块钱，全部捐给这个基金会，投注到文化艺术上面。文化对我来说是毕生所要从事的志业，也是我到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最重视的议题。当你讲这方面的话题时，肯定有很多人还不懂，但我想，文学家、艺术家，就是应该看到大多数人还没能看到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