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刚清华讲座：台湾街头青年拥有“青春的血，老成的心”

        2015年6月4日，台湾东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赵刚，应清华高研院之邀，在清华大学进行了题为“台派乌托邦”的一次讲座。去年台湾“太阳花运动”期间，赵刚在两岸媒体发表了多篇文章，对这一运动中蕴含的台湾社会年青一代的状态进行反思。赵刚敏锐地察觉，调查和论述的缺乏既是“太阳花运动”的一个显著特征，又吊诡地成为了运动能够得以继续的“动力”。这种论述的缺乏，深植台湾学界近二十年来的思想系谱之中。赵刚认为，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整个台湾学界，都需要对这个问题负责。学人们应该停止去诉诸那些简单的偏方，而是踏实地对台湾社会给出属于自己的论述。

        本报道由澎湃特约记者自讲座现场发回，未经演讲者审定。

 “我们台湾的问题”

        讲座一开始，赵刚特别强调：他今天所要讲的台湾问题，在台湾可以讲，在大陆可以讲，在港澳可以讲，但在其他地区他不会讲。因为只有一个问题引起了共同的关切和焦虑，它才是有意义的问题。讨论某个地方发生了多么好玩或是可笑的事情，让那些并没有关系的人产生猎奇心，他对此并无兴趣。“我希望在演讲前给大家建立一个感觉上的出发点——在座的朋友都有一种是在讲‘我们台湾’的问题的感觉。”赵刚笑言，只有在这样的设想之下，他才不会有任何的不安，“感觉自己在说台湾的坏话”。因为大陆不是“外头”，所以也越发希望，大陆的朋友可以一起来关心台湾的问题。

天光和骑士

        赵刚首先谈到太阳花运动时传唱十分广泛的两首歌曲，一首是被称为太阳花运动主题歌的《岛屿天光》，另一首商业歌曲则是由台湾著名乐团五月天主唱阿信写词，歌手林俊杰谱曲并演唱的《黑暗骑士》。

        在太阳花运动中，这两首歌都被参与其中的“台派青年”深深喜爱着，很多太阳花青年甚至要在晚上听《岛屿天光》才能睡着。在赵刚看来，这意味着这些歌牵涉到了这些太阳花青年们的某种主体状态，呼唤了他们的某种感情——这些歌描述出太阳花青年们关于世界、未来和自己是谁的感受。

        《黑暗骑士》中有这样的几句歌词：“有没有一种考验，有没有一次淬炼，拯救了世界就像英雄电影情节。有没有一种信念，有没有一句誓言，呼唤黎明的出现。”在这个文本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明显的对立：黑暗和光明、懦弱者和英雄、黑暗的现在和未来的光明世界。接下来的歌词“当我们都走上街，当我们怀抱信念，当我们亲身扮演英雄电影情节，你就是一种信念，你就是一句誓言，世界正等你出现”，则向青年们传递出未来的光明世界在等着“我们”——勇敢而必然属于善的“我们”的信息。

        这首歌泄露了“台派青年”主体状态和价值信念的核心：扮演，扮演他们自己某种想象中的角色。

        赵刚认为，扮演不一定都是虚伪，如果入戏和疯魔，状态也不再是虚伪；而扮演也不是仅限于戏剧领域，扮演这个想法在学术界同样存在，当一些学者觉得自己非得墨守某种理论和方法时，其实也是在扮演某种典范下做研究的角色。所以赵刚教授认为台派的太阳花青年也有在扮演的感觉，正是因为他们也在墨守着那些没有人去反对的公共、民主、程序正义和自由等普世价值，但也恰恰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主体非常吊诡地成为了非主体。这是因为主体依附于那些定而不移的价值来形成自己的行动，实质上是价值引领了主体的行动，这些主体只是按照已经写好的普世价值的剧本展开行动而已。

        那么，这里就牵涉着太阳花青年存在的一个很重要的道德伦理问题，那就是他们很少谈关于自我改变的问题。他们坚持勇往直前，坚信自己代表一种正义而别人是错的，所以他们不去思考自我的知识、价值和状态中是否有让人不安的所在。在这种主体状态极度成问题的前提下，太阳花青年想要达到未来，依靠的是主体的信念、勇敢和上街，而调查、研究和理论思想在这里就被间接地排除了，这些太阳花青年只是间接地透过“懒人包”来做知识上的补充。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才了解了这样的主体是如此需要对英雄电影情节的模拟，好莱坞的英雄情节变成了他们行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参照。赵刚也笑称：“都说戏剧模仿人生，其实更多的时候是人生模仿戏剧。”

现代性的自恋

        赵刚认为在太阳花青年中同样存在着知和行断裂的问题。他们没有知的问题，只有行的问题，而“行”又是按照既定的剧本去演，那么就不存在敢不敢做的问题，而是敢不敢去“演”。行动（act）和演戏（actor）两个词在英文中有着有趣的重合，意味着西方早就看破，某种意义上来说，行动就是演戏，演戏就是行动。

        这些太阳花运动的行动者们，在这样一种似演戏的行动里头，多多少少会感知到自身的一种不真实感，而且这种不真实感一定很强烈。所以，他们需要一种很现代性的自恋来排解这种不真实感。这种自恋需要通过现代性的影像和模拟电影来完成，他们把自己从历史的进程中抽到半空，以一种看电影的方式看自己英雄般的形象在世间行走，从而得到自恋的快感。

        对于这个有些狠辣的评论，赵刚强调，这是处于太阳花运动中那些的核心人士的状态，而“场外的”青年则有着多种复杂的情况，也许有的人只是想把自己丢进这样一个有能量的集体或是有其他边缘性的欲求。

        赵刚说，这些只是他在观察和阅读后得出的思索，远远称不上一个成型的结论。太阳花青年的主体状态其实难以说清：在他们身上有自由主义的身影，因为他们反黑箱作业，坚守程序正义，似乎有了一些启蒙自由主义的意味；但有时他们也坚持要越过代议政治，要走上街和直接行动，似乎又有了一些如同安那其（Anarchism）般的诉求；当然他们身上还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法西斯的味道，包括他们体现出来的反智主义，坚持凭借血性而行，并高唱勇敢压过智慧；当然还有前面提及的、那种影像化的自我所分裂出的英雄的自我意象。

新的政治？

        这里头会不会出现新的政治？赵刚也不能确信，但他认同汪晖说的，这“暂时体现了一种超越既存的代表性政治的格局”。但在赵刚看来，虽然太阳花青年高唱理想主义，但两个要素的缺乏，让他们所宣称的将拯救台湾和世界的理想主义呈现出一种可怕的虚无。

        首先是集体行动缺乏自我批判和自我教育。运动青年不讲克己亦不讲修身，而是将矛头指向了巨大的标签和符号——国民党、马英九和中国，唯独主体状态不成为运动里需要检讨和反思的领域。

        其次是缺乏理论探索和调查研究。因为这种人生态度的缺乏，是非对错难以成为问题，而谁是敌人和造成这种境况的原因也不能成为问题。

        当主体状态和是非对错都成不了问题，对现实的追因也就成不了问题。理想主义由此成为这场运动可能走向虚无的最大原因。我们很难想象一种新的政治，会缺乏这两个两个关键要素。

高潮和反高潮，乌托邦和反乌托邦

        赵刚认为，太阳花青年没有关于未来的想象，独派和国民党也是如此，这是几十年一贯的状态。想要改变现状，按道理是要提出关于未来制度性的构思。尽管太阳花青年自认为超越了老独派，毕竟他们有着对于现代更深厚复杂的理论知识。但实质上，台派青年所描述的“勇敢的台湾人”的未来是否定性的，也仅只是对现有罪恶的消除：马英九下台、国民党倒台或是大陆那边不来，只要这几个东西不存在了，那就是未来。

        他们对未来的想象无以名之，找不到语言叙说，便只能来通过情绪性和美学的修辞来表现，如“天光”“日光”“黎明”。这些修辞与“台独”这类有根基性的概念相互指涉，却只是无意义的扭结。未来没有内容，就好像逆光，白茫茫一片，看不见具体的东西。因此太阳花运动的主打歌就呈现出一种有趣的状态——当他们想象的乌托邦达到时候，运动者就可以回到妈妈身边、或者陪爱人看电影去了。在如此强势的空间占领运动结束时所迎来的高潮，却恰好是反高潮。

        赵刚从事音乐的学生告诉他，《黑暗骑士》这首歌常常在昂扬而高调的曲调后急转而下，如同在《国际歌》中突然出现《如果没有你》式的小调，这或许体现了太阳花青年的自我质疑和虚无感。现在的青年们不敢相信会有不一样的未来，未来是逆光而茫然的，并不具体。所以，未来就是他们可以安心地回家，安心地陪男女朋友去看电影。这种小确幸似的小资内在与他们在公共空间所展现的革命浪漫姿态之间，表现出深刻的矛盾，让他们不知何为真、何为假。正是这种内外巨大的落差，让太阳花青年们不由得觉得自己是在演戏。

        因此到了晚上，运动精英们转而用粗鄙而污秽的语言来“排毒”，彰显真实的存在后方能在第二天继续。因为在他们看来，白天的否定姿态是好笑的，是借来的台词，并不是发之内、形于外的。

        对于太阳花青年所体现的“青春的血、老成的心”，赵刚认为并不能责怪他们，因为这个世界和他们一直受到的教育都告诉他们：历史没有未来，因为历史已经终结。太阳花青年作为这些年“台派青年”的极端状态，热烈又虚无，有追而无理想，形成了乌托邦和反乌托邦的怪异组合，但最终将无可避免地指向反乌托邦。

台派乌托邦

        赵刚认为，太阳花运动中受欢迎的两首歌，其实是更大、更混沌的一种乌托邦情感话语结构的展现，之所以称其为乌托邦，是因为这是一种与当下断裂的光明未来。

        这种“台派乌托邦”有两个特征：一是没有像其他乌托邦一样拥有关于幸福的隐喻：《圣经》中的奶与蜜、《桃花源记》里和乐的人文关系、《礼记·大同篇》中“鳏寡孤独皆有所养”的描述。台派乌托邦不去讲人文关系、人的状态，也不讲社会制度和物质。二是台派乌托邦所想象的光明未来是建立在“岛屿台湾”这个空间暗喻上的，在这个想象中，台湾正因为是岛屿，所以可以脱离大陆，回到本来属于的蓝色海洋。在他们的想象中，“岛屿台湾”是可以移动的，在文化、军事、政治、经济和学术这些非物质的层面上，这个岛屿可以飘得很远很远。这个东西也成为了这个世代年轻人基本的认知，正是透过这样一种“岛屿台湾”的空间想象，台派乌托邦企图用空间的暗喻用力压住历史、压住现实中那些错综复杂的观点。

        也正是在这种“岛屿台湾”的空间想象之上，所有的困难就变成了中国所造成的，那么脱离中国即有光明的世界，于是台派乌托邦所想象的美好未来就建立了在“脱中入西”的基础上。

历史的纵深

        台派“乌托邦”的形成有其历史纵深，其中最重要的大脉络是自朝鲜战争和白色恐怖以来，台湾作为美国新殖民地的一种结构性的连续。1950年到1960年，台湾国民党建立的的纲领就是亲美日反共的“双战构造”（陈映真语），文化界的反应中，李敖等人虽反国民党，实质上却通过坚持反传统、反中、反共和及全盘西化，支持了国民党的纲领。

        在那个时代，青年普遍感到苦闷无聊，把美国想象为乌托邦和新天地。当时台湾青年最喜欢去的台湾美国新闻处，将其视为现代性的标志。陈映真则是少数不去逛美新处而是在不远的牯岭街买旧书的人。也正是在那个时期，陈映真接触到了很多禁书，所以在赵刚教授看来，陈映真的养成既有禀赋和机遇，但更大程度上其实是自我的选择。

        到1970和1980年代，台湾实质上已经非常美国化，跨国公司遍布，年轻人都听美式摇滚，也接触到现代化理论。当时的台湾学术界已经把现代化理论视为自己唯一理解当代世界的方法，透过现代化理论来理解自己是多么落后，美国又是多么的先进。由此赵刚认为，如今台湾的“脱中入西”是1950年后“双战构造”的延续，这种断裂是很微小的，基本可以说是继承。

        例如李登辉上位后开始倡导的“本土化”其实并不是本土化，而是对台湾按照现代想象进行独立的一种修辞。李登辉所提出的“经营大台湾，建立新中原”，不过是透过西方的理论去筛选中国传统的理论，台湾从来都是“洋独”，从未谈及“土独”。赵刚戏称，李登辉其实是台派乌托邦的大长老，毕竟他曾自诩摩西要带领大家“出埃及”。

 “长1970年代”

        赵刚认为，虽然台湾作为“新殖民地”的说法可能会冒犯到很多人，但是“新殖民地”实际上拆穿了台湾独立的意涵。也就是说，新殖民地并不是唯一的脉络，因为这里面也有反抗，而这种反抗也恰恰解释了台派“乌托邦”的形成。赵刚教授把从殷海光、李敖到李登辉的这个系谱，也就是1970年代出现的跟新殖民地架构对撞的结构，效仿汪晖的说法称之为“长1970年代”，时间跨度是从1970年到1986年。

        赵刚接着解释了何为“长1970年代”。1970年是保钓事件，这是岛内岛外开始自觉地对资本主义现代性路径产生质疑的开始，基础是来自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当时中国大陆的实践；这之后是现代身份战，开始谈文学的文化跟民族属性问题；随之而来的是70年代末的乡土文学论战，这是一场反新殖民地的知识运动；最后是1986年的鹿港反杜邦运动，这是台湾主体性意识里强烈的反发展主义和反美的最后一个事件。

        在那个“长1970年代”里，台湾自觉地批判美日地缘政治，反思跨国资本主义，开始出现批判的环境论述，以及有了对第三世界的初步认识，学院知识分子开始对乡土和民众产生实践，其时是有着对台湾未来出路讨论的敏感性的。因此，陈映真的《人间》杂志从某种方面来说是一种悲剧，因为它是“长1970年代”的文化延迟，而历史已经走到新的一页，由此成为了一个不合时宜的斗争。

        赵刚认为，“长1970年代”的终结是台湾1987年的解严和全球冷战的终结这两个历史事件的重叠造成的。解严释放了社会动能，但恰恰释放在那个没有其他出路的历史终结的年代，在解严和冷战终结重叠的这个历史关头，世界只剩下了一极和一种可能，也就是美国和新自由主义。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87年后，台湾的未来出路，变成了没有意义的提问。

        此外，“台派乌托邦”的成因，除了台湾内部在解严后必须面对没有办法选择的世界，中国大陆同样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短20世纪”结束后，19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同样也在倡导黄土地要流向蔚蓝的海洋，这样的主导的意识和感觉至今可能尚未退潮。面对这样一种认识世界的方式，当中国大陆也没有选择和出路的时候，用陈映真小说里的话来说就是“你让我这样一个小小的女子意欲何为呢”？

        台派“乌托邦”其实就是这样一个包括全球、两岸和台湾自己的问题的一个复杂的结果。所以我们也不能去责怪太阳花运动，它既重要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显现了某些现实，不重要的是这种现象仅仅只是长期的历史和各种错综复杂的因素的一个展现罢了。李登辉、陈水扁、马英九和太阳花运动不过是在这种阴影下的系列存在，因为不回到历史和理论，所以只能诉诸直观和某种族群民族主义，根本没有办法谈很复杂的敌友问题。

走出“台派乌托邦”

        至于如何走出“台派乌托邦”，赵刚认为回到启蒙是死路，因为“台派乌托邦”已经把启蒙的所有话语都使用了。怎样才能走出新的道路，赵刚教授指出了三个方向：

        第一，学习圣贤。说读西方经典大家都觉得无可指摘，可是当说要读中国的圣贤的时候大家就会笑，这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对于这样一些自己基于我们文化的符码和思维方式的经典，甚至在今天有无意识地影响着我们，我们应该要对其有更充分的认识，与当下的具体的状态结合

        第二，要对自己的现当代史要有回顾。我们一直同一种宣传里和思维定势里去理解过去的几十年，重新思考太阳花运动，提供了重新认识过去那些重要的年代的可能，对理解台湾现当代是有益的参照。赵刚说，他想要跟着陈映真的足迹，透过他的“邪恶之眼”，去看60年代后台湾的来路。

        第三，要超越台派“乌托邦”这样的一种激昂而又虚无的理想主义。去找出一条路，更好地理解我们同时代的沉默的大众，那些被时代霸权消音却有着自己生活逻辑的群体。如同王阳明所说的：“与愚夫愚妇同的，是谓同德。与愚夫愚妇异的，是谓异端。”要在这样广大的人民中获取活生生的关于生命和社会的想象和资源，来作为参照。